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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笔者要自我检讨一下，居然没有及时在弯曲评论更新2011年12月2日北斗第十颗卫星上天的新闻。北斗第十颗卫星是北京时间2011年12月2日5时7分成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的，这是北斗导航系统组网的第五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此次发射的卫星和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53次飞行。

      而几个小时前，北京时间2012年2月25日0时12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第十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这是一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是我国今年发射的首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卫星。长三丙这样的大家伙正好用来送星入地球同步轨道。此次发射的卫星和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58次飞行。

      根据北斗官网的消息，自2011年12月27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开始提供试运行服务。目前系统发展已转入建设和应用并举新阶段，系统应用已逐步拓展到“交通运输、气象、渔业、林业、电信、水利、测绘等行业以及大众用户”，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至少这标志着，政府部门开始逐渐使用北斗了。

      2011年12月27日北斗提供试运行服务的标志之一是，我国对外公布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中英双语版（测试版），也就是ICD(Interface Control Document)文件。这个文件规范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用户接收机之间的信号接口关系，是开发制造接收机及芯片所必备的技术文档。ICD文件的公布，至少能推动国内外民营企业参与北斗应用终端研发，推动北斗广泛应用。同天，北斗官网开通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ICD文件咨询邮箱，BeiDouICD@beidou.gov.cn。

     至此，北斗二代总共发射了十一颗星：同步轨道卫星五颗，顺序为COMPASS－G2、COMPASS－G1、COMPASS－G3、 COMPASS－G4、COMPASS－G5；中轨星一颗 COMPASS－M1；倾斜同步轨道五颗：COMPASS-IGS1、COMPASS-IGS2、COMPASS-IGS3、COMPASS-IGS4、COMPASS-IGS5。不用想，今年剩下的要打的星应该都是中轨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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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斗官网www.beidou.gov.cn消息，2011年7月27日5时44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第九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这是北斗导航系统组网的第四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IGSO)卫星。

      此次发射的卫星和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1次飞行。

     此外，6月28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家祥在中央党校做题为《更好地发挥民航业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战略作用》的专题报告时，表示“十二五”期间，民航所有飞机将从使用美国GPS系统逐步转到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至此，北斗二代总共发射了九颗星：同步轨道卫星四颗，顺序为COMPASS－G2、COMPASS－G1、COMPASS－G3、 COMPASS－G4；中轨星一颗 COMPASS－M1；倾斜同步轨道四颗：COMPASS-IGS1、COMPASS-IGS2、COMPASS-IGS3、COMPASS-IGS4。

     笔者对这个第四颗IGSO卫星有一个不解，北斗二代计划总共是35颗星，有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这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由27颗中轨（MEO）卫星和3颗倾斜同步（IGSO）卫星组成。计划中只有三颗ISGO星，现在发射第四颗，是备份，替换，还是设计更新？有无弯友在不泄密的前提下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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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看这篇文章前,请将房价收入比,现金流贴现法这些指标与模型暂时放到一边.在一个因为
土地垄断而失去有效性的市场.这几个指标没有多少意义.

2.由于内容全为原创的关系,不能保证完全正确.作者:yanglei

3.内容是从以前自己写的ppt上整理过来的.懒得搞排版了

4.嫌太长的,可直接跳到最后两节看结论

目录:

货币供应：外汇占款在十年内急剧增长，央行资产负债表膨胀，基础货币被动增发

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后的彻底转向。

危险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

内外交困的民间产业资本

分税制改革后“土地财政”的兴起和土地供应的垄断

户籍与房产的绑定，城市化

现阶段国内增长无法依靠创新，故只能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推动增长

一.膨胀的央行资产负债表与外汇占款

与美联储不同，中国的央行属于政府部门，不是自负盈亏的单位.所以在其资产负债表上没有“所有人权益”

这一项,故资产与负债等同。

由于外汇增长过快，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十年内增长了大约700%.外汇资产增长得过快有什么副作用呢?

就像上面说的,中国人民银行在资产负债表上是两边等同的.为了对冲这部分外汇资产,央行不得不增加新的负债

项目.这部分新增的货币,称之为外汇占款.

尽管央行可以质押证券之类的公开市场操作来暂时减少基础货币的供应量,但是这十年来,基础货币的供应量

还是从2000年的三万多亿增加到现在的接近二十万亿..

发两个央行的统计链接:

这是2000年的,提示下:表内的储备货币即为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的现金和准备金组成

http://www.pbc.gov.cn/publish/html/2000-S2c.htm

这是2011年的,不过图就只有10的:

http://www.pbc.gov.cn/publish/html/2011s04.htm

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的压力

外汇激增对货币创造有什么压力呢？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出口了一批货物，获得100万美元，你拿着这100万美元去找央行兑汇，央行外汇资产增加100万美元，同时央行找给你667万人民币，基础货币供应增加667万人民币，按09年的货币乘数（约4.5）算，M2供应增加3001.5万人民币（假定央行不用证券暂时回收基础货币）。

尽管央行一直在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准备金手段控制基础货币供给和货币乘数的大小，但由于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太大，作用十分有限

货币供应量的变化

还是上链接吧,

http://www.pbc.gov.cn/publish/diaochatongjisi/133/index.html

有兴趣精研的话,请把各个年份的M2记下来,再根据年份用excel做个图表出来把各年的M2连接起来.

你会看到M2这条曲线的斜率从05年开始突然抬头,现在的高中都学过导数和微分吧?学过的话自然明白.再联想05年以来资本资产市场的变化.想到什么没?

因为外汇激增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在日本，东南亚等地都上演过，这次轮到了中国

二：货币政策的转向

2007-2008年间，政府为了控制资产价格泡沫，曾出台过严厉的紧缩措施，但雷曼兄弟破产

之后，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从紧变成了过度宽松

注意上表，在一季度的信贷里，占到了一半以上：在需求如此不景气的时候，企业要这么多短期融资做什么？唯一的解释就是放贷已经成了这个时期政府下发给银行的政治任务，而这些短期资金会去哪里？4万亿?那该申请中长期贷款.同学，你懂的。

资本市场上的老油条们心领神会，股票市场暴涨，跌了一年多的房地产市场也复苏了，很多媒体将这次房地产市场的复苏理解成”刚性需求集中释放“，当然这是扯淡，复苏的原因除了流动性再度泛滥，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完全变了。

银监会从2009年7月开始，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提高拨备率的方法限制银行放贷。随着短期票据融资纷纷到期，7月底的股市出现暴跌

但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房地产市场，相反，这个市场在”金九银十“里迎来了一波大涨，
其中一个重要的技术上的原因就是六月后土地市场上出现了一帮大佬：央企。这等于是给市场上的
玩家发出了这么一个信号：游戏可以继续下去。

n      多头阵营：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有产者。

n                                 VS

n      空头阵营：未购房的年轻人和进城的农民。

n      比起多头，空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的力量都太小了，市场上只剩下一个变量：中央政府的态度。而金融危机后增长的恶化，央行已经没有条件站在空头一边了。

n      利率下降了，首付比例下降了，开发商的资本金率下降了，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也下降了。一切信号都表示：多头胜利了。

三：Too Big To Fail,危险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

n      “太大而不能倒”，原本是用于描述花旗，高盛这样的金融寡头的，而这句话事实上也可以用于中国的大部分银行和巨大的地产泡沫，虽然中国银行业的杠杆系数很低，也没有金融创新过度的问题，但泡沫水平其实远比美国高。

n      在2009年全年，中国的银行共计放出了9.6万亿的贷款，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贷款指标给了私企，大部分给了国企和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这也是那些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控股的银行的自保之道：即使这些贷款将来收不回，上级也不方便追究责任。

n      比起在土地市场抢地王的央企，地方政府的各级投融资平台实际上更加危险。在2010两会前，中金公司发布了一份重要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水平在09年年底高达7.2万亿，09年全年增加了3万亿。而为了防止09年开工的工程烂尾，将来这个数字会增加到10万亿以上。很多政府的偿债率（债务/年财政收入）高达200%以上。
请注意:这只是09年的数据,10年的请看央行的新报告:

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tongjiaoliu/524/2011/20110601212610189374552/20110601212610189374552_.html

按央行的统计,10年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占人民币贷款的比例不超过30%,大约为14.4万亿.也就是说,总债务为10万亿到14万亿之间.每年的利息接近一万亿.

虽 然说地方政府这几年有钱.但这个包袱实际上是背不起的.10年拿到的税收分成不足3万亿.土地出让金2.9万亿.算上其他收入,总量不会超过7万亿.加上 今年还要投入1万多亿盖保障房(1万三千亿只是住建部的算法.事实上这只是建安成本.拆迁成本,市政成本根本没算进来).哪来的钱呢?

n      和普通企业不同，由政府官僚主导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主要动机不是赢利，而是通过投资拉动GDP和政绩，为自己的升迁打基础。因此这些平台的项目往往都有问题：将来的现金流收入不足以保证还本付息。很多项目甚至是完全没有收入的公益项目。假项目,资产重复抵押的情况也很常见.

靠这些平台的收入还款是不现实的，而地方政府用财政收入为这些平台的担保更加

不靠谱。唯一靠谱的就是卖地还钱。这也意味着，一旦泡沫破灭，即使不考虑个人和

企业的违约，光是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坏账就足以将中国银行业整个半死。这无疑是中

央政府的噩梦。中央政府的这一软肋在市场上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人尽皆知的软肋。这也

是玩家们与中央政府博弈时的最大定心丸。

扩展思考:

1.这两年来上市银行的业绩十分闪亮.估值也很低.但为什么股价就是死活上不去?

2.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国务院确定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遥遥无期?

3.利率的本质是资金的价格,那人为维持低利率对金融市场上的各方有何影响?

4.为什么一国会将30%的贷款交给效率低下的地方投融资平台?什么叫预算软约束?什么是

内部人控制?凯恩斯主义是如何坑害一个国家的?”政府调控万能”之类的幻觉是否有害?

四.内外交困的民间产业资本

n      实业道路越来越艰难，利润率每况愈下。这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民间企业开始将钱投入房地产，产业资本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

以富士康和苹果以及ipad为例：尽管ipad和iphone是富士康生产的，但是ipad的

研发设计是美国苹果总部完成的，原料和采购价格也是苹果指定的，订单处理，仓储

物流，批发零售也掌握在苹果专卖店手中。换句话说，苹果基本控制了除生产外的

整条产业链。

n      由于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链条都为苹果控制，二者的利润水平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一差距也在两者的财务报表上显示出来：苹果的员工人均创造利润在10万美元以上，而富士康连续几年都在亏损线上挣扎(10年和11年会好些)。富士康的困境，也是不少出口企业困境的代表。

n      并非所有大陆企业家都有郭台铭的坚持，当事业困难的时候，他们纷纷玩起了PE（私募股权基金）和VC（风险投资）甚至天使投资。更热衷于将自己的企业上市，将将来几十年的利润在二级市场上套现。在股票上市被权力垄断的中国，这确实是条非常诱人的道路。没条件玩金融游戏的企业家则开始炒房。

五.土地财政与土地供应垄断

土地财政的开端,是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个改革的实质是将大部分的税收上缴中央,但大部分出钱的活还是要地方干.改革的好处是激发了地方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的热情.但副作用就是土地财政.
在先行者杭州政府的带领下,全国都开始玩起了土地财政.这从10年的统计数字上就可见一斑:10年全国税收总额7万亿.地方分成不足一半.土地出让金2.9万亿.全都不上缴.土地收入占比将近一半,不是土地财政是什么呢?

尽管宪法规定,中国有两地主:城市的归国家.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实际上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并不得到应有的保护:
盖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子被归结于小产权房.属于重点打击对象.原因很简单:小产权房虽然符合宪法,但打破了对土地供应的垄断;
土地财政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征地是不可能做赔本买卖.财政富裕,政治敏感的城市会通过容积率游戏来赚钱:比如某个村子的土地,容积率为0.4.征用后规划为2.意味着土地上的建筑面积增加400%,即使给农民的补偿高于市场价一倍.政府仍然赚钱.
而那些不怎么富裕又天高皇帝远的城市就比较野蛮了.这也是近年来涉及土地的群体性事件大增的原因.

六.能不能对保障房抱太大的希望?

现在不好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保障房有两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和钱与资源的问题

分配的问题不消我说,你们都懂.

钱的问题,请参考前几节对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浅析).资源的问题,请上任志强的blog.

七.将来会如何?

1.城市化高潮过去前.房价基本不可能降.信调控的是傻逼.就算房价短期内通过行政手段降下来了,根本问题还是没解决.理由前几节讲过了

2.城市化高潮过去后的情况可以参考香港.香港目前有自有商品房的人大约一半.另外一半住公屋.但由于港府卖地吃饭.地产价格又关系到上层人的切身利益.因此香港多年以来一直限地保价.偌大一个HongKong,一年的新增住房还不到一万套

3.大陆90后00后买房置业的命运,可以参考香港的80后.今日之香港.年轻人若无父母帮助,基本上没有置业的可能.而买不起房子的代价.便是代际传承的贫困和loser.在香港当下的经济结构.他们除了大学学业特别优异之外.基本没有出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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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怀临注：此文为转载。原文可参阅：http://www.1000plan.org/blog 】　

【序：这是我在9月3日《科学网》组织的关于高层次人才引进会议上的发言总结，综合了我对千人计划的很多看法。发言着重阐述了千人计划的必要性、迫切性，也回答了网上的一些质疑。请大家不要忘记：中国在迄今为止的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在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因为这些人才是中华民族的人才储备。事实上，现在国内科技界的领军人物以及行政领导大多数是我们过去从海外引进的人才，他们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的千人计划是过去二十年国家人才政策的自然和必然延续，只是根据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把引进重点之一放在了海外高层次人才。过去一年，千人计划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效应，也已经开始显现效果。但千人计划作为一个刚刚实施不到两年的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当然还不完美，甚至还有不少缺陷。这一点也正是为什么千人计划需要大家充分理解并进行理性思考，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支持千人计划做得更好、更成功。】

　　今天听了前面几位的演讲我很激动，大家有的观点不同，但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所有人都希望这个国家强大、和平发展以及有一个很好的前途。但是在和平时期，在生活丰衣足食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在想自己的一些事情，想周围的一些事情，眼光放得很近，有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眼光放得很短。可是，可能我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影响太深了，我经常很忧虑，当报道中国不如国外的时候我忧虑，当报道我们一些重要成就的时候我依然担心。我经常想万一不行怎么办?我宁愿咱们比世界其他国家好很多的时候你还认为不行，有种紧迫感和压力，而不希望在自己还很差的时候却夜郎自大地认为自己很好。

　　今天是讲国家高端人才引进，我以这个为开场，来讨论有没有必要引进高端人才。回答这个必要性当然是和我们的科技现状有关。中国科技究竟是什么水平?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究竟到什么水平?在生命科学、制药界，重大创新制药我有很强烈的看法，今天我不想多说了，在座有懂这个领域的都知道，我们很落后!其他的领域我不知道，只能道听途说。

　　刚才李国杰老师讲得非常好，包括他提到的李凯教授，我们在普林斯顿就是很好的朋友，他也给我讲了一些事情。各行各业我也有一些朋友，我也得到一些消息，总的来说，中国的科技大多数领域跟外国差距很大。这些事实令我忧虑，很难平静。刚才陈老师提到的日本，尽管感情上我很不喜欢这个国家，但是科学技术上人家确实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们也得承认人家还有几十位科学家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潜力，而中国有几个?当然我也觉得前途会是好的，我们要等待，有耐心。但是机制不好的话，我们怎么办?科技现状和人才直接相关，所谓的科技强不就是人才强吗?我非常同意刚才陈杰老师说的一流人才用二流设备是可以做出一流成果的，但是二流三流的人才用一流的仪器是不可能做出一流的科学成果的。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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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怀临注：中国的学术文化–来自重量级海龟施一公和饶毅的反思。发表在2010年9月3日的大辽科学杂志上。主要是谈了大宋的科研经费胡搞的问题。。。官僚主义，学霸，关系网。。。这一切都在限制着国家科学的发展。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制度，和因此而形成的不是文化的文化。】

从左至右分别为施一公教授、饶毅教授。施一公教授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文章来源：Science 3 September 2010: Vol. 329. no. 5996, p. 1128

China’s Research Culture
Yigong Shi1,* and Yi Rao2,
1 Yigong Shi is a professor and dean of the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2 Yi Rao is a professor and dean of the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CREDITS: TSINGHUA UNIVERSITY; DAVID RAO

Government research funds in China have been growing at an annual rate of more than 20%, exceeding even the expectations of China’s most enthusiastic scientists. In theory, this could allow China to make truly outstanding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research, complementing the nation’s economic success. In reality, however, rampant problems in research funding—some attributable to the system and others cultural—are slowing down China’s potential pace of innovation.

Although scientific merit may still be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smaller research grants, such as those from China’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it is much less relevant for the megaproject grants from various government funding agencies, which range from tens to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yuan (7 yuan equals approximately 1 U.S. dollar). For the latter,the key is the application guidelines that are issued each year to specify research areas and projects. Their ostensible purpose is to outline “national needs.” But the guidelines are often so narrowly described that they leave little doubt that the “needs” are anything but national; instead, the intended recipients are obvious. Committees appointed by bureaucrats in the funding agencies determine these annual guidelines. For obvious reasons, the chairs of the committees often listen to and usually cooperate with the bureaucrats. “Expert opinions” simply reflect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a very small group of bureaucrats and their favorite scientists. This top-down approach stifles innovation and makes clear to everyone that the connections with bureaucrats and a few powerful scientists are paramount, dictating the entire process of guideline preparation. To obtain major grants in China, it is an open secret that doing good research is not as important as schmoozing with powerful bureaucrats and their favorite experts.

This problematic funding system is frequently ridiculed by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researchers. And yet it is also, paradoxically, accepted by most of them. Some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 choice but to accept these conventions. This culture even permeates the minds of those who are new returnees from abroad; they quickly adapt 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and perpetuate the unhealthy culture.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researchers in China spend too much time on building connections and not enough time attending seminars, discussing science, doing research, or training students (instead, using them as laborers in their laboratories). Most are too busy to be found in their own institutions. Some become part of the problem: They use connections to judge grant applicants and undervalue scientific merit.

There is no need to spell out the ethical cod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grants management, as most of the power brokers in Chinese research were educated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But overhauling the system will be no easy task. Those favored by the existing system resist meaningful reform. Some who oppose the unhealthy culture choose to be silent for fear of losing future grant opportunities. Others who want change take the attitude of “wait and see,” rather than risk a losing battle.

Despite the roadblocks, those shaping science policy and those working at the bench clearly recognize the problems with China’s current research culture: It wastes resources, corrupts the spirit, and stymies innovation. The time for China to build a healthy research culture is now, riding the momentum of increasing funding and a growing strong will to break away from damaging conventions. A simple but important start would be to distribute all of the new funds based on merit, without regard to connections. Over time, this new culture could and should become the major pillar of a system that nurtures, rather than squanders, the innovative potential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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