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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下午有消息透露，12日正式宣布Zynga中国解散。随后公布财报，表现低于预期，股价持续下滑。

从成立到消失，Zynga中国花了不到5年的时间。Zynga作为一家全球领域的社交游戏厂商，陪伴页游的兴起，又伴随手游而衰落。2011年，Zynga以10美元价位登陆纳斯达克，然而他仅受热捧数月后，股价便一路下滑，常年徘徊在2-3美元左右。Zynga收购希佩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后成立北京工作室，与新浪微博联手推出了网页版的《你画我猜》，后期又与腾讯微博推出了《星佳城市》等游戏。但步入2013年，Zynga在中国开始陷入了沉寂，推出的《至日竞技场》、《战争之石》和《堕落战争》表现都并不抢眼。

今日撷取一篇2013年于GameLook的《Zynga大败局》，原标题《社交游戏帝国的兴衰之谜－写在Zynga再次裁员之际》。

2013年6月 | GameLook | 曹金明

作者曹金明：2010年到2012年供职于Zynga，担任Facebook、腾讯平台发行的Zynga游戏制作人和产品负责人。

引言

早上7点刚过一点，就被手机微信的消息吵醒。在“离佳儿童联盟”（Zynga中国离职员工的微信群）里有人率先爆出了Zynga裁员18％，新关闭三家工作室，股价大跌12％的消息，立刻引起群里一片唏嘘。有个刚离职不久的老员工叫到“昨天刚把股票挂出去卖，今天就跌了这么多！”

这已经不是Zynga第一次大规模裁员，去年10月份曾经裁员100多人并陆续关闭了Boston，Austin以及日本分公司等多个Studio，其股价更是从IPO的发行价10美元跌去70％。Zynga，曾经的社交游戏帝国，其他社交游戏公司的崇拜和效仿对象，何以走上如此之快的衰落之路？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华尔街的分析文章中，大部分都是将Zynga的业绩下滑归咎于大量Facebook用户从页面转向移动，而Zynga没能在这个新的战场占据优势。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促使Zynga衰落的外因，而更大的问题则出现在Zynga的内部。作为曾经的“局内人”，我也会被一些游戏圈里的朋友问到类似的问题，而这确实曾触发我很多回忆与思考。

鼎盛时期

要研究Zynga的衰落过程，首先要看他曾经站在过什么样的高度上。严格来说，Zynga的鼎盛时期应该是从2010年初到2011年上半年的这一年半的时间。这段时间关于Zynga的报道经常能见诸于各大科技媒体头条，华尔街关于这起“自Google上市以来的最大IPO”也是格外关注。而Zynga也的确如一个年轻且前景光明的高帅富一般不可一世，可以俯视整个社交游戏市场。旗下的几款旗舰产品如《FarmVille》《Mafia Wars》等不仅雄踞了超过一半的Facebook游戏用户，最夸张的时候Facebook前10名的游戏中Zynga占据了9个席位，而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社交游戏也真正具备超强的吸金能力。那时候Zynga到底有多赚钱？举个例子，我刚去Zynga的第一个星期收到了一封来自总部的群发邮件，是在讲FarmVille这款产品刚刚创造了新的单日收入记录 —— 1000万美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100万，不是500万，是1000万美元，1天的时间，这还仅仅是一款产品。这个数字甚至可以秒杀今天在移动平台炙手可热的CoC，PAD之流。但是考虑到当时FarmVille的日活跃用户可以达到4000万，这样的收入数字也就没有那么耸人听闻了。

和超强的吸金能力相伴的，是整个公司蒸蒸日上的美好景象和提前到来的奢华享受。2011年初我到总部出差，那个时候公司里洋溢的是一种忙碌但又轻松的氛围。很多团队辛苦加班一周，周末部门领导就直接带着团队直奔拉斯维加斯Happy，当然费用是公司报销。每周五晚上公司都有大餐，上等的神户牛肉摆在刻成“Zynga”字样的冰雕上，或者是以阿拉斯加雪蟹为主打的海鲜大餐。那个时候Zynga还没有上市，钱又不少赚，所以在成本控制上可谓毫无压力。尽管没有上市，很多拿了大量股份的早期员工已经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赚得盆满钵满，购置了豪宅名车。

另一方面当时Zynga继《FarmVille》之后的大作《CityVille》刚刚发布不久，其用户量有超过其前辈的趋势，整个公司上下都在为此亢奋。平心而论，虽然《CityVille》不是Facebook上的第一款城市模拟经营游戏，但毫无疑问是最出色的一款。精美的画面，丰富的剧情，创新的系统奠定了其五星级的制作品质。这款游戏最后成功超越老大哥FarmVille达到了1亿的月活跃用户，累计安装量超过4.6亿。我记得当时参加总部2010年Q4的季度总结会，那次会议邀请的嘉宾是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Mark Zuckerburg。可谓是美国版的“双马会”（Zynga CEO叫Mark Pincus），扎克伯格在会上表示，Zynga的《CityVille》让Facebook的员工疯狂，“更让人生气的是他们都用全屏幕模式玩，甚至都懒得假装在工作了”，引发哄堂大笑。紧接着，Mark Pincus走上演讲台，宣布Zynga将进入IPO准备阶段，更将全场的氛围带入高潮。

可以说，2010年到2011年初的Zynga，除了外界普遍指出的“过度依赖Facebook”这个短板以外，没有其他明显的危险信号。似乎只要和Facebook的合作关系不出现大问题，Zynga就会长治久兴下去。而Mark Zuckerburg出现在Zynga季度会议的现场，难道不正说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吗？

产品问题的凸显

如果非要给Zynga由盛转衰选择一个拐点，我会选择2011年秋天。这年10月Zynga发布了曾经大热的黑帮题材游戏《Mafia Wars》续集《Mafia Wars 2》。《Mafia Wars》作为Zynga早期的产品之一，其吸金能力可以说是异常出色，曾经有不少用户在这样一款基于HTML开发、看似简陋的游戏里一掷千金、乐此不疲。因此整个Zynga上下对于这款续作的期待可见一斑。

然而，整个产品在上线之前的公司内测阶段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首先是产品的美术质量比较粗糙，至少谈不上精美。然后就是各种Bug层出不穷，经常玩一会就必须刷新浏览器重启。但是由于这款游戏在之前已经研发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其中一半时间在开发内容管理工具），而且之前的各种宣传和预热工作已经展开，因此还是在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强行发布了。

正式上线后没几天，Zynga强大的流量机器-交叉推广系统-启动了，数以百万记的用户从《Mafia Wars》以及Zynga旗下众多游戏被导流到《Mafia Wars 2》，配合在Facebook的广告攻势，使得这款产品几乎在一瞬间获得了高达上千万的用户（日活跃达到500万）。记得当时的科技媒体竞相以“Mafia Wars 2创下用户增长速度的新纪录”为题进行宣传报道。

然而很快游戏中的硬伤被暴露出来，留存率大幅下降，用户快速流失。此时在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也拯救不了这款注定失败的产品，无奈之下Zynga只好暂停了交叉推广，甚至尝试将《Mafia Wars 2》的用户导回到前作《Mafia Wars》中去，但最终被证明是徒劳，续作用户流失后几乎没有人会回到前作继续玩，最终《Mafia Wars 2》只剩下了十几万用户，而原本赚钱的《Mafia Wars》的用户也损失殆尽。

这款产品的失利可以说是Zynga成立以来第一次遭遇大的失败。在此之前，Zynga的战争题材社交游戏《Empires & Allies》虽然也出现了营收不佳的问题，但至少这款产品的创新玩法得到了认可，用户留存也一直不错。Mark Pincus本人曾数次表达了对《Mafia Wars 2》结果的失望甚至是愤怒，而在这之后，Zynga也对新游戏获得交叉推广资源的条件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在一款产品至少在数据角度“看上去不错”之前，不能获得来自Zynga其他游戏的交叉推广资源。

《Mafia Wars 2》的失利可以说为Zynga的IPO添上了一层阴影。紧接着，在2011年12月Zynga在纳斯达克上市，我和一些同事在北京办公室观看了现场直播的过程。由于之前的SEC申报文件已经披露了Zynga的利润率远远不如外界推测的那么高（主要是公司运营成本大幅增长），再加上对Facebook过度依赖的先天不足，使得这笔大宗IPO在当天就破发收盘，让很多投资人大跌眼镜，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在这之后的2012年中旬，另一款Zynga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发的产品《The Ville》上市了。这款产品的前身叫做《FamilyVille》，早在2010年就开始开发，是一款类似于虚拟人生概念的社交游戏。由于设计过程中出现了几次推倒重来的过程，因而迟迟不能上线。然而2011年8月EA的《The Sims Social》的上线却完全打乱了Zynga的阵脚，这样一款题材定位几乎和《FamilyVille》完全相同的游戏，以其较高的制作品质和创新的体验模式迅速获得了大量的用户，使得Zynga不得不再次调整产品规划，迅速向《The Sims Social》的设计方向靠拢。

结果，在时隔将近一年之后上线的《The Ville》，看起来只不过像是一个做工更加拙劣的《The Sims Social》。如果我是Mark Pincus，肯定不会允许这款产品面世。然而不知道是因为这款产品的负责人是Zynga的功勋元老Marks Skkags还是其他什么原因，Mark Pincus对这个款产品似乎颇有信心，甚至数次亲自在公司内部的邮件上为其摇旗呐喊。这款产品在上线后不久就获得了巨量的推广资源（800万日活跃），但其结果比《Mafia Wars 2》更糟糕。用户快速流失，最终运营了半年就宣告关闭，在随后的裁员中该项目团队也受到很大波及。此外，由于和《The Sims Social》的过度相似，Zynga还被老对手EA起诉，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也让Zynga背上了“山寨”的骂名。

可能是这两款产品的失利让Zynga变得更加谨小慎微不敢了，Zynga后续的很多产品都能看出”山寨 + 微创新“的思路，这其中比较明显的是《Dream Heights》（借鉴了NimbleBit出品的《Tiny Tower》）和《Bubble Safari》（借鉴了King公司出品的《Bubble Witch Saga》）这两款产品，也都受到了原创公司的抗议。不过客观的说一句，美国公司再怎么山寨，也要比咱国内那种连美术风格都不换的纯耍流氓的抄袭手段要高上不少。但不管怎么说，过度雷同的产品类型（比如《CastleVille》、《FrontierVille资料片》、《Tresure Isle》的续作《Adventure World》）和玩法的跟风都让Zynga的产品在吸引新用户、留存老用户以及创造营收的能力上大打折扣。

同时，Zynga高层过度笃信休闲模拟类游戏在Facebook平台的生命周期，没有觉察到用户兴趣的快速转移（或是觉察到了但是没有迅速做出反映），因此没能抓住中核（mid-core）游戏在Facebook崛起的最佳时机，也就并不奇怪了。

战略层面的几大败笔

除了产品表现不佳以外，Zynga在其发展历程中也有过几次比较大的战略决策失误，加速了Zynga的衰败。

1、Draw Something的收购

这笔交易在Zynga的败笔中不得不提一句，事实大家都知道了：Draw Something上线仅两周就获得了数百万活跃用户，Zynga“当机立断”以1.8亿美金的价格收购，结果Draw Something的用户量迅速下滑，还没来及的给Zynga做什么贡献就已经流失殆尽。Zynga也因为这笔交易被投资人诟病，结合上其他负面消息，股价一路狂泻至2美元。

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认为Zynga最大的失误不在于收购的太早太快（老实说，我还挺佩服这个决策的速度），而在于错误的评估了Draw Something崛起的原因。1.8亿美金用来收购任何一款游戏都显得太贵重，何况只是这样一款技术含量不高的手机游戏？Zynga真正看中的，是Draw Something的平台性。我猜测Zynga董事会理解为Draw Something的火爆是单纯的社交需求，这个看起来是“有史以来最具社交性的游戏”具有很高的平台价值，玩家有可能会长久的留存在平台上面，和好友互动。但这次董事会错了，玩家在一起开始对这款游戏上瘾更主要的原因是UGC（用户成生内容）所带来的新鲜感和乐趣，但是游戏机制本身决定了其重复性所带来的致命短板，当玩家觉得内容没有新鲜感，自然会很快流失。

2、搭建自有的社交游戏平台Project Z

Zynga在上市初期一直被资本界以“过渡以来Facebook”为由批评，对此，Zynga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搭建自己的游戏平台，让玩家可以脱离Facebook而直接玩到Zynga的游戏。但是，和对Draw Something的错误判断一样，我认为Zynga也错误的判断了社交游戏能够火爆的本质原因。社交游戏依托于社交平台，普通用户首先存在的是社交需求，其次才是游戏需求。绝大部分社交游戏并没有能满足用户的社交需求，所以当脱离了Facebook这样的社交平台，用户单纯的游戏需求变的微不足道，这样的独立游戏平台无法成长也就不奇怪了。

3、“跨平台”战略

当移动互联网变成“瞎子都看得到的机会”，Zynga也自然不可能视而不见。对于如何提升移动游戏的市场份额，除了收购以外，Zynga选择了跨平台战略，即要求Zynga所有的新游戏在设计之初必须必须同时考虑网页和移动版本，而且要求体验必须完全一致。我本身对跨平台并无异议，但我坚决反对的是“简单粗暴”的移植做法。页面游戏和移动平台游戏的巨大差异性相信有过行业经验的大家都有体会，一款游戏适不适合跨平台是一方面，而“提供完全统一的体验”则更是本末倒置的做法。真正的跨平台，应该是针对平台的特点，提供最符合平台特征的体验，让不同平台的玩家享受到相同的游戏乐趣。忽视这一点，跨平台反而会变成产品设计的羁绊，最后的产物就是在哪个平台也讨不到好的怪胎。

以上的几大“败笔”，虽然说每一个都能对Zynga能产生不小的损害，但在我看来，仍然不是让这艘巨型航母沉没的本质原因。其根本的问题，是出在企业文化和对待游戏设计的态度上。

科学与艺术的碰撞

如果说游戏就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体，那么Zynga很显然是站在了“科学”的极端上，具体来说，就是Zynga在游戏圈中知名的另一件法宝：数据分析和数据驱动。

每一个在Zynga工作过的产品经理，其大多数时间都在跟数据打交道。得益于强大的数据仓库、A/B测试工具和数据分析方法，Zynga的确迅速积累了大量的游戏开发的“Best Practices”，配合上“火车模型”的快速开发方法，使得迭代速度和版本改进速度达到了空前的效率。在Zynga，大部分产品的上线频率是一周两次，有些时候能达到一周三次甚至四次。一个新功能上线后的一个小时就要求产品经理开始分析数据并提出进一步改进的思路。可以说，从数据驱动和迭代开发方面的角度讲，Zynga是整个游戏行业的领军人物。

事实上，不象大多数国内游戏公司将策划和运营分开，欧美游戏公司的产品经理通常要求具备策划和运营两方面的能力。这本身得确是更加合理的设置，可以大大降低沟通成本。但由于Zynga对数据的过渡依赖，很多产品经理其实在游戏设计方面的理解并不出色，甚至有些产品经理本身都不怎么玩游戏，作出一些明显有伪玩家利益的设定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都具有对游戏“改编”的权力，很多时候产品经理和游戏设计师（更类似于国内的策划角色）会产生比较大的争执，但由于Zynga上下贯彻了数据至上的理论，最后结果往往还是产品经理占据了上风。

如果说产品经理和设计师的争执还只是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小插曲，那么”数据至上“给公司上下带来产品设计的精神枷锁就是大问题了。由于过渡依赖于数据来验证游戏设计的对与错，使得Zynga不敢做任何没有被数据验证过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自2012年以后Zynga的很多游戏都是在”借鉴“其他成功游戏的核心玩法。如果一款新游戏想在内部评审中被通过，首先要证明的就是自己的游戏在使用一种”Proven Mechanic“，否则就会被定义为”风险太大“。而一个在数据上被证明有效果的功能设计，也会被迅速推广到所有产品中去，而不管这个设计是否从会损害用户体验。举个例子来说，Zynga后来的很多产品都出现了一个“Picutre Wall”的功能，就是在玩家进入游戏的前期，弹出一个布满好友头像列表的对话框，玩家只要点击一个按钮，就可以给50个好友发送病毒性请求，拉他们进入这个游戏，而玩家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设计最早在《Bubble Safari》中被使用，后被数据证明有助于提升K-factor（衡量病毒性的重要指标），于是在后续的新产品中几乎强制要求增加这个功能。但是至今为止，我都认为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体验。

2012年3月，Zynga的市场研究部门敏锐的注意到一款叫《Candy Crush Saga》的游戏（没错，就是你知道的那款）在Facebook上快速崛起，并作出分析报告认为三消＋推图（Meta map）类的游戏在FB和手机上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为了给Zynga北京工作室争取到更多立项机会，我带了一个小团队加班两个月设计了一个三消推图类游戏的原型并完成了Demo，准备正式启动产品立项流程。在我们开始设计这款原型之前，我就不断被一些总部的“过来人”告知一定要在产品介绍中强调我们的游戏是基于“Proven Mechanic”（被验证过的机制）进行的微创新，否则很容易因为风险过大而被拒。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我们的原型基本上保留了《Candy Crush》的大部分玩法，并设了一个我自认为很有意思的题材和世界观：一个想成为顶级大厨的年轻人周游世界各地，学习制作当地的美味料理，但是必须要完成师傅交给的各项任务…

2012年5月，我和北京工作室的美术总监飞往旧金山总部，准备这款新游戏的Pitch。此时Zynga已经搬到了新的办公楼，就在我前任老东家Adobe的对面。新办公楼比之前租用的办公室要高端大气得多。但在我走访了几个团队之后，却发现大家的士气和状态大不如前，如果说2011年初的Zynga氛围是“忙碌、轻松、亢奋”的话，如今的Zynga给我的感觉是“疲惫、压抑和萎靡”。我们惊讶的发现总部的很多团队在产品研发方面都陷入了泥淖中，很多产品在内部经过多次推翻重来仍然不能被通过，搞得产品负责人也心气全无。有人好心的提醒我们在正式做Pitch之前先拜访那些“产品审核委员会”的老家伙们，看看他们的态度再说。我们欣然接受，于是逐个安排和这些公司最权威人士的单独面谈。然而结果令我们沮丧的是，这些人给我们的竟然是一些截然相反的观点。负责业务的负责人普遍认为我们这款游戏仍然有太多“没有被证明过的设计”，风险太高。而那些资深的游戏设计师则觉得我们的原型和《Candy Crush》太相似，创新不足。难怪公司内那么多产品都得不到通过，因为公司的决策层面已经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了。最终，考虑到成功率确实比较低，我们放弃了Pitch，满心疲惫的回到了北京。后来，管理委员会批准了西雅图工作室申请的另一款三消＋推图游戏的立项，不过这款产品至今没有面世，不知道是否已经在某次阶段审核中被枪毙了。

也是在这次出差中，听到了Zynga当时的首席游戏设计师Brain Raynolds即将离职的消息，让我颇为震惊。Brain Raynolds是当之无愧的游戏设计大师，曾经担任过《文明2》等产品的主设计师，在Zynga他亲自设计了《FrontierVille》这款被玩家广泛好评的游戏，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而这款游戏中的很多经典设计也被后续的社交游戏中借鉴，比如在点击物件后奖励的物品会以一种弧线的效果弹出（我们内部称为“Doobers”）就是来自于这款游戏。在我离职的前一天，Zynga的首席创意官，前《命令与征服》的制作人Mike Verdu也宣布离职创业，可以说，Brain和Mike的离职象征了Zynga在游戏设计方面的全面败退。在这之后Zynga的自研发产品也确实更加缺少创意和灵魂，只能靠代理发行的方式来争取一些好的产品了。

客观的说，数据驱动和快速迭代都是很好的方法学，但是游戏毕竟不仅仅是数字，更重要的是感受，是游戏艺术性的体现。完全忽视用户情感而一味的从数据角度判定和解决问题，最终也会失去用户的支持。而因为缺乏数据支持而不敢创新，更是Zynga的发展道路上最深层次的羁绊。

Zynga的海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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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新闻：华三网络安全产品线研发总裁刘宇离职。 之前， 市场部总裁王巍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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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1/311393.shtm

一个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定义、设计并实现的计算机领域的原创成果斩获了我国基础研究“桂冠”——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就是被国外同行称为“先于云计算、包含云计算”的网络计算理论及模式——“透明计算”。清华大学教授、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和他的两个研究团队通过潜心研究，20年磨一剑，把理论创新与普通用户的需求相结合，创造了首个由中国推动的计算技术。

别了，冯·诺依曼

半个多世纪以来，冯·诺依曼的名字被IT人奉为圭臬。这位美国科学家以经典的单机存储式体系结构，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基础，长期占据计算机主流。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冯·诺依曼结构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产生了网络安全性低、用户使用复杂、产业链受制于人等一系列问题。

“现在的计算机体系结构是单机的，在单机上发展越多，操作系统就会越来越庞大和复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漏洞。”据张尧学介绍。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局域网的发展，计算机已逐步进入网络计算阶段，但计算机之间的互联主要是靠协议，理论基础并没有大突破。

如何突破冯·诺依曼结构的束缚，拥有安全、高效的“中国”标签的自主知识产权成果？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计算机技术的未来，也成为关系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被张尧学称为“运气”的透明计算原创成果，因对冯·诺依曼结构作出的革命性改进备受国内外关注。实际上，相关工作始于1991年。这一年，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尧学开始致力于计算机体系结构与计算模式的创新。7年后，他申请的国家“863”项目获得成功，并开发出国内首台网络计算机（NPC）。

彼时，互联网才刚刚普及，中国接入互联网尚不到5年，IT界还普遍处于操作系统为王的“微软时代”，敏锐的张尧学已意识到网络对计算机本身带来的深刻影响。在把应用软件放到服务器上之后，他又开始尝试把操作系统从原本已十分精简的终端上拿掉，提出了没有操作系统的计算模式。

按冯·诺依曼的经典设计，数据和程序都不加区别地存放在同一台计算机的存储器中，被CPU调用执行，形成芯片层、接口层、操作系统、软件应用以及网络层的严格等级结构。没有操作系统的计算机难以想象，不仅计算机的处理模式是串行的，而且网络也像“云端”一样暴露在外层。

2004年，张尧学正式提出“透明计算”的思想。其核心是将数据存储、计算与管理相分离，并确立了跨终端、跨平台的“双跨”原则和“按需服务”的理念。这一体系的确立比国外“云计算”概念的提出早了整整3年。

针对开放与安全这一对看似“悖论”的矛盾，张尧学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改进：将网络互连平台由较高的网络层下降到芯片和操作系统之间的接口层。这一改变不仅彻底打开了被国外厂商控制的芯片与操作系统间的“黑匣子”，由于在接口层设计了保护程序，也使上层软件系统受攻击和安全漏洞威胁的风险大大降低。

学术界认为，这种从计算机系统底层寻求安全保护的方法创新地改变了计算机领域近70年的固有思维和产品结构模式，理论上可防御所有病毒对计算机系统的攻击，使用户放心使用各种网络服务，全面提升计算机安全级别。

再进一步，研究团队将计算机总线扩展为网线，将单机串行处理扩展到多机并行处理，实现了对冯·诺依曼结构的“时空扩展”。至此，一个适应网络时代的新体系结构初具雏形。

中国学者的工作引起了主流计算机科学界的密切关注，国际上目前已有3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对该领域开展跟踪研究。美国计算机学会会士（ACM Fellow）Marshall C.Yovits将透明计算称为“张氏协议综合法”；而另一位ACM Fellow，对等网络创始人之一、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张辉更是大胆预测：透明计算将取代已控制计算机系统思想和实践至少60年之久的传统冯·诺依曼结构。

中国“超级操作系统”

把操作系统从终端上拿掉后，用户怎么操作和使用计算机呢？张尧学定义和提出了一个名为Meta OS的“超级操作系统”。简言之，就是“管理操作系统的操作系统”。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张尧学就注意到，为了赶潮流或升级换代，人们每年都会投入很大一笔钱更换终端和升级应用。“如果说我们有台机器不用升级，能直接将新的应用从PC端获得的话，不就没必要花这笔费用了？”他这样自问。

当网络和移动终端普及后，新的问题又来了。“比如苹果手机，它就是一个封闭系统。如果你要使用中国移动平台上的软件，现在肯定没法用。而我们成果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打破两个系统的限制，实现两者所开发软件的自由使用。”

在张尧学看来，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必然是空洞的。事实上，目睹软硬件相互捆绑、严重依赖导致的封闭化现象对用户和产业造成的伤害，正是他从事网络计算研究并最终提出透明计算理论的原动力。

从2009年开始，张尧学团队将透明计算拓展至移动互联网。到2010年，他们终于做出了一个模型。2012年10月出版的《国际云计算杂志》以长达百余页的专辑形式介绍了这种新型网络计算操作系统，在国际业界引起震动。

在中南大学计算机系的透明计算实验室里，记者见到了这台被研究人员唤作“小宝”的透明计算终端。它看上去就是一台显示器，比一体机还要小，其容量近乎裸机。

工作人员向记者现场演示了大型软件AutoCAD的使用过程。原来，所有数据和程序的存储都不在终端上，而是存储于服务器上，计算机上只有一个个虚拟图标。使用时，只要进入Meta OS，便可根据需求选择调用Windows、Linux、IOS等不同操作系统，不仅启动速度和平时没什么两样，还可与旁边手持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用户实现同步编辑。

令记者不解的是，人们早已习惯的下载安装过程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据介绍，只要网络正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点登陆，都可以感受到同样的上述用户体验，而且不必担心大量的流量使用，来自后台的精心设计展现了体系结构理论改进后的强大威力和迷人魅力。

张尧学告诉记者，Meta OS位于传统操作系统和底层硬件芯片之间，相当于传统桌面计算机的BIOS层。不仅终端内存占用量大大减少，而且可达到多层次缓存效果，让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通过近乎裸机的小终端获取不同操作系统平台的各种服务，从而大大降低了对用户终端的要求和平台的限制。

透明计算模式采用的计算方法又被形象称为“流式计算”，使服务像水、电一样供用户使用。这正是谷歌等互联网巨头描绘的“云计算”蓝图，它已被中国科学家率先提出和实现并成功走出实验室，运用于我国教育、通信、医疗、冶金等行业，引起了中国移动、阿里巴巴、腾讯、华为、联想等企业密切关注。

超越“替代策略”

源自中国的网络计算原创成果引起了国际IT巨头英特尔公司的高度重视。从2007年起，英特尔就成立了专门研究队伍持续跟踪研究并大力推广。在2012年的英特尔全球信息技术峰会上，现任总裁詹睿妮用了一个小时向与会者介绍张尧学和透明计算，并预言称“今后的十年将是透明计算的十年”。如此高调地推荐一项非英特尔原创的技术，不仅在英特尔历史上前所未有，就是在全球信息技术领域也极为罕见。

尽管如此，对于国内外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差距，张尧学仍有清醒的认识。“国内目前所使用的CPU基本上都不是国内自己做的，而是国外做出来的，所以目前我们使用的电脑到底安不安全，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他表示，目前他们的研究已掌握了国外CPU的结构指令，“虽然我们还不是很清楚门内是什么，但至少已经把守住了门口。”

在张尧学看来，透明计算在理论和应用上的突破对产业的意义主要在于：改变了我国操作系统发展一贯采取的“替代策略”，可解决国家网络安全和操作系统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重大问题，并具有可形成新的IT产业链、拉动其他产业升级换代的前景与能力。

谈到我国IT技术的发展，张尧学深有感触。“以前，别的公司做了CPU，我们就想做个CPU来取代别的公司；人家有个Windows操作系统，我们就想做个操作系统来取代它。”在他看来，这种替代策略在IT领域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苦的策略，“因为别的已有公司在用户体系、资金与市场上都已经非常成熟，你不可能轻易撼动。”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共存。

“透明计算是对以往存储计算的一个扩展，并非完全取代。”张尧学说，它“不破坏、不反对、不消灭”原来的体系结构，但会派生出很多新的终端来，从而改变商业模式和软件的使用模式。

回顾团队的研究历程，张尧学坦言，起初他们只是专注于问题本身，不想一味模仿和替代，并没有想到一定要做出什么轰动世界的东西。“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产生了一些明确的动机和原创的想法。”随后，他们带着这个动机和想法一钻就是二十年。

其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1995年、1997年、2009年，透明计算系列研究工作三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长达十余年的跟踪支持为相关研究工作的持续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多不少’的经费支持，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资助定位，激励研究人员摒弃浮躁，尊重科学，忠于理想，潜心学问，在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阶段夯实研究基石。”张尧学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或许就是“运气”背后的答案。（原标题：透明计算：缔造下一个“云”时代——解读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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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文章前50名灌水大王。 其中，
#1. MIT (6)
#2. Stanford (5)
#3. Washington (4)
#4. Wisconsin, Texas, UCSD (3)
#7. Berkeley, CMU, Columbia, MPI-SWS, Michigan, Princet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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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天下为己任

文／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研究员，国家风险中国创始人 赵昌会

——为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立言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可能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重要的国家制度创新举措之一。它在中国完成崛起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应运而生，而且名至实归，由此结束了缺乏与世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家安全体制和战略迫切需要必须天然高度融合的历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称国安委，英文名称Council of State Security)本身就是一场划时代的社会实验。在中国——世界各国同样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机构能够像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提供了内政外交合二为一的总平台和总架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性质和作用卓尔不群，它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平时，必将成为国家诸多大政方针的发源地；对内，必将成为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本营；对外，必将成为引领中国国际行为的指挥部。

　持续的国家现实

国家安全就其塑造因素而言，国际、国内和对外、对内，很难说孰轻孰重。但是，人们通常更多地讨论国际层面，因为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和政策竞争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地位，会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国家之林和世人眼中。相形之下，国内层面显得简单明了。虽然因政策失误、领导无能和民众造反都可能轻易颠覆一个政权，但这种“自找的麻烦”，是纯粹的政治失败，不属于国家安全。不得不说的另一点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和落后挨打，外部因素即便不是决定因素，也是基础因素。中国就是在外强凌侮中睁眼看世界，痛切认识到外部因素实际上才是国家安全关切的根本推动力。

与此相适应，根据全球体系中21世纪初期所经历的根本性变化，人们有了越来越具普遍性的发现：国家内部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结构愈加不稳定，国家安全必须同时关注内政和国际关系，而杠杆就是对政策圈子有极大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国家战略能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国际关系虽然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但它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实践是常青的生活之树。发源于西方并指导西方大国进行战略博弈和政策竞争的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能被人们充分地理解，照亮包括中国人的心田，是因为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与过去那些不朽的认识建立联系并以其为基础，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明了西方“精神的历史”，即西方学说的本源性思考和核心价值观。

所以，本文关于国家安全理论的论述，无比重视在西方世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时，也试图活学活用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权威们的共识性思想。

理解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就像空气一样，正常情况下感觉不到，只有失去了才知道它须臾不可或缺的珍贵。国家安全当然是国泰民安的前提，也是实现国家复兴的前提，更是国家在国际社会维持基本利益的前提，但它首先是国家公民可以正常生活生产的基础。

当代国家安全领域处在不由自主的变革当中。在不断变化着的复杂而危险的国际环境中，国内与国际、有形与无形、传统与非传统事件，都可以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一方面，内部冲突在各类国家中司空见惯，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复杂多变，交织互动。另一方面，对安全事件的预防、处置和后果管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领域、新挑战，使得主动塑造安全环境遇到越来越多的未知因素，从而给对安全事件做出敏捷反应的能力提出了永不满足的要求。

当代国际安全领域同样处在迅猛剧烈的变化过程。我们正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全球化的开放形势中。国际体系的结构正是转型时期，这个时代的动荡包括大量不确定因素和不可预知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还没有探讨的问题和危险。曾几何时，在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全球体系。但是，由于现存政治单位的崩溃，大大增加了由国际金融和技术进步推动的全球性互动。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不足以形容当代的全球体系。问题在于，这些变化极为迅速和广泛，理论和被理论解释现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当代世界安全变革集中于4个方面，或曰4个特征：一是正规机制的无效化。传统机制和能力面临根本挑战，日益繁多的传统上的非安全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传统上的非安全领域因素转化为安全领域要素，大量问题出现在职能部门权责范围之外，而传统职能部门之间的分工界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二是混合威胁的常态化。天灾人祸同时存在，大国对抗与合作同时发生，经济因素成为国际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对外政策出现更复杂局面。三是次国家力量方兴未艾。各种团体甚至个人登上安全舞台，不对称性凸显，某种微小的非安全输入和低成本、低技术手段，就可能迅速传导为连锁反应的爆炸性事件，给社会、国家和世界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四是国际危机破坏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安全危机根源复杂，爆发突然，后果严重。一个国家做出一项决策或者采取一个行动，会引起另一个国家的反应，由此形成一个互动过程，结果使危机国际化。

研究表明，先失败后改革，小失败小改革，大失败大改革，不失败不改革，是大国安全体制的普遍现象。面对这种情势，没有哪个国家的安全体制能够经受不变革的代价。

迄今为止，国家安全往往充满神秘色彩，人们宁愿透过种种迷雾看待和讨论国家安全。

定义是系统研究的开始。明白国家安全到底是指什么，十分必要。这就要从概念出发，因为明确概念已成为国家安全研究以至国家安全实践无法绕开的关键环节。虽然这些概念的定义远未达成共识，但起码有助于基本的理解。让我们用中国学者的现有工作成果略加说明。

首先，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当代国家安全包括10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是国民安全。

其次，国家安全战略，是指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宏观筹划，也就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价值观的总体构想。

再次，所谓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规范的中文语境中是不能成立的概念。“安全”作为一种客观状态，本身并不存在“传统”与“非传统”的区别。能够区分为“传统”和“非传统”的，可以是“安全观”，也可以是“安全的构成要素”，甚至可以是“威胁安全”和“安全威胁的因素”等等，但绝不是“安全”。

另外，新安全观包括主权安全、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国家享有主权，包括独立权、管辖权、平等权、自卫权。国家综合安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国防安全等；经济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核心，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支柱。

最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内向型、防御型、和平型的特点。这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和西方大国外向型、进攻型、扩张型的安全战略根本不同之处。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可概括为：“卫主权、求和平、保稳定、谋合作、促发展”。

由此可见，在中国，国家安全的概念、安全政策的内涵、安全战略的范围，都是处于初期阶段和未定状态。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对现实中的政策制定和具体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国家战略能力

保卫国家安全和增进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事务的灵魂。这个过程，涉及到国家安全一系列要素的有机结合，特别是理念、体制、能力、政策、运筹、规划中锤炼出来的国家战略能力，需要内外联动，体现综合国力，具有高度艺术性。

国家战略能力，是指实施国家战略的能力。它涉及到3个方面强大的协同作用。

首先，战略。就是由“目的—方法—手段”形成的计划。通常，战略等同于对全局性、持久性、重要性事务和问题的解决具有指导性作用的方案。

战略本身就是一种实力。战略的实质是如何组织实力以实现特定的目标。也可以说，战略的实质就是为最大程度地确保成功而组织自己的实力。

其次，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是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是一国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其任务是依据国际国内情况，综合发展并有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心理上的国家力量，达成国家目标。

再次，国家战略能力。国家战略能力来源于举国上下的国家能力，建立在全民整体政治意识之上，由战略文化、战略思维和战略管理3个要素构成，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一般情况下，战略文化，表现为国家公民的整体政治意识，即敏锐捕捉国家生活中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意识。战略思维反映的主要是知识群体的政治认知能力。战略文化是战略思维生长的土壤，而战略思维是由战略文化抽象出的理性认识。战略管理，则是进入实践的和升华了的战略文化和战略思维，非战略型人才不能为，通常涉及的是国家领导阶层。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战略管理能力，取决于最高领导人及其同事和顾问的战略思维能力以及他们的幕僚和智库的战略思维能力的支撑力度。

当涉及到国家行为时，共同的信仰和价值取向，对共同生活会使彼此受益的预期，都是形成凝聚力的重要因素。社会的基本观念和价值观深深地植根于文化制度和文化过程的复杂体系中，因此不会轻易或急剧地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文化与凝聚力密切相关，凝聚力可以转化为战略管理能力，这是因为，战略管理能力源于战略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引导战略管理能力；战略管理能力决定国家战略能力。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现象。一个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别。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时难分彼此，但它们在当代世界的差异确实非同小可。爱国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爱国主义则是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与此相对应，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是指以本民族的利益为诉求，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事实上，西方政治学家早就把民族主义者看作是国际舞台上最有害的意识形态力量。

民族主义必然包含着强烈的心理要素。面对个人无法主宰的庞大社会实体和社会力量，人们感到孤独无力，只有把自己同全能的国家融为一体，完全和它保持一致，并在大集体的利益中寻求满足。这即是所谓的“逃避自由”。也就是说，个人随时都服从于国家的权威，希望以其他弱小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本国的利益。

另一个需要区别的是国家战略能力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在西方，许多研究人员试图探寻国家领导人的人格个性对对外决策的影响，得出一个颇有见地的结论：政治领导人的个性特征时刻影响着对外政策决策，但是毫无疑问，哪些行为可以用个性因素加以解释则远远不能确定。人们普遍认为，政治行为中的心理要素显而易见，而且起着关键作用，尽管我们尚没有能力对之进行准确可靠的分析。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注意到，复杂政治组织的行为取决于决策，这些决策又取决于决策者的心理意象。意象是人们过去所获信息的产物，它不是信息的一般性积累，而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信息资本。当人们想到国家时，国家就是他们头脑中各种意象的复合体。因此，意象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决策者的心理意象比普通人的心理意象要更加重要。纵观历史，那些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往往首先是自己想干大事，他身边因此就聚集了一批能干事、会干事的人，最终真地就干成了大事。

受过科学训练的观察者认为，国家战略能力，更为经常地表现为内政外交的平衡能力，即怎样处理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之间的矛盾。对于大国来说，对内优先目标是建设健康的伟大社会，对外优先目标则是化解外部威胁，能在波诡云谲的动荡世界中找到本国的最佳位置，并谋取合理的国家利益。

大多数人的常识性认识也有力地支持了国家战略能力的不可替代性问题。人们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体会到，人类是生活在由道德和精神构建的社会秩序中。人类社会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竞争和冲突，大都是因为人类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通常超过供给。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适者生存所带来的互助和合作行为，至少和冲突行为一样常见。有人类而没有冲突是不可想象的。在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冲突是普遍的和永恒的。政治本身就是解决冲突的过程。冲突赋予生命很多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冲突是社会变化和进步的反映。所以，即使可能，消灭冲突也不值得。专家们还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对选择冲突目标影响最大的是宏观因素(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而不是个人的内心欲望或挫折。

由此可见，解释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时，可以把国家战略能力和国际冲突相联系。国家战略能力赋予了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实力和理由，因而国家战略能力具有双重属性：对内，塑造与战略管理能力形影不离的国家战略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和公众舆论；对外，它表现为治理世界的能力。

国际无政府状态

迄今为止，只要有国家存在，不管国际形势怎样变化，哪怕是在全球化信息时代的今天，一些久经考验的基本思想和核心假设，其生命力依然长盛不衰。其中，统御一切国家行为的战略、政策和行为，根本上都源于国际无政府状态。

国际无政府状态，是指国际社会缺乏能有效维护和平的法律和组织。

强调指出，“无政府”一词，只是意味着不存在国际性的政治权威，能够合法地垄断暴力以维持和平、避免国家遭受入侵以及保证国家的权利不会受到侵害。简而言之，国际体系与现代有效的主权民族国家不是同一类型的政治体系。

在政治学中，“无政府”的意思，仅仅是指缺乏能进行有效管理的政府。国际无政府是一个“自我救助”的体系，各国必须寻求它们自己的安全和其他至关重要的利益。原因在于，国际体系是一种以实力为基础的无政府结构，缺乏能够制定行为规则的权威性国际组织，也缺乏国际组织本身所需的强制执行机制。国际体系中的任何等级差别都来源于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国家获得安全的能力差别是国家之间最主要的差别。虽然国家可以组成同盟或集团，但它们最终还得靠自身的力量来确保自己的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体系的结构导致国家采取自治战略。国家以自助原则获取安全的途径(当然不是惟一途径)是建立军备。

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乔治•黑格尔说，人类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黑格尔断言，国家的最大责任是自我保存。因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必须格外强调国家的地位。但是，“国家在相互关系中都是自治的实体，条约的效力以各国的意志为基础。而且，由于作为整体的意志要谋求自己的利益，所以这种利益就作为国家的最高目标主导了国家间的关系”。

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是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力量和政治关系中的权力本质。现实主义认为，政治改革、制度发展和教育对政治行为的改造十分有限，这不仅是因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果，也是因为人性本身是有缺陷的，是追求权力和不完美的。鉴于政治的特征是利益冲突，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曾经反复强调，君主(今天的称谓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必须按照与普通人不同的道德观来行事，以确保国家的生存。因此，强大的君主必然用强制力来维持政治稳定。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近代第一个在自然法基础上系统发展了国家契约学说的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有一句经典名言，“没有武力保证的契约只是一纸空文，根本不能确保人的安全”。

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是最重要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国家，或更恰当地说是决策者，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战略策略。这就是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对外政策的首要问题是维护国家安全。

于是，对威胁的感知显得十分重要。如果一国将另一国看成是威胁，那么它必然认为后者既有实力又有意图阻碍其目标的实现或危害其国家安全。因此，准确理解敌人的意图虽然非常困难，但它是评估国家风险从而提高国家安全的基本途径。

为了分析对外政策和评估一国能力，就要判断对方意图，这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

一个可靠的辅助手段古已有之，那就是理解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换句话说，就是现实地评估国际权力，尽力谋求国家利益。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原本就是一个个追求国家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它们处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中，一个自助的国际体系中，安全问题(即生存问题)本来就是、从来都是国家的首要考虑。

还有一个可用的分析工具，即政治行为的3重动机：恐惧、荣誉和利益。根据现实主义理论创始人汉斯•摩根索的观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可以归结为3种类型，“一项政治政策所谋求的，不是维持权力，就是增加权力，或是显示权力”。政治领导人恰恰是“从以权力界定利益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决定因素是政府的理性计算，其中涉及威望、国家利益、力量平衡和其他国家利用战争的可能性等。对于国际无政府体系中的大国来说，这样的计算是很正常的事情。

从对外政策到国家安全政策，西方国家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研究的许多专家相信，“21世纪最为突出的问题，不会是一种理想对抗另一种理想，也不会是一个大国对抗另一个大国，而是秩序与无政府状态的对立”。也就是说，全球越来越难以统治——政府没有能力统治、没有能力确保国内安全或保持其边界及制度的完整。

结论又回到了原点。21世纪现实主义思想的根本精神，依然遵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概括，“强者做其权力所能，弱者受其所不得不受”。

　精明而实际地研究世界

国际关系理论多种多样，每一种理论都有不同流派，并且每一种理论还有古今演变造成的不同内容。在国家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顾问看来，现实主义是最古老、最悠久、但也是真正最管用的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作用是加深人们对国际现实的认识。在国际关系领域，如果不研究政治和国家的本质，并把权力作为政治的核心要素，就无法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防止侵略者使用武力。众所周知，外交或战争是调整国家利益的手段。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致力于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理论，为决策者提供了行动准则。不管是古典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提出了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它们是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并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存在于一个无政府体系中，国家政策的基础是以权力为后盾的国家利益。只要世界是由各国在无政府状态下构成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政治的核心。

一方面，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一个国家都按照它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权力地位来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作为理性的统一行为体，国家不得不评估国际权力结构关系的变化和潜在的发展趋势。主权国家不承认任何高于主权的力量。

另一方面，权力是塑造和解释国际行为的核心变量。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政治的主要特征是争夺权力，但国家的权力由各种实力构成；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尤其明显：国家靠权力生存，用权力实现目标，权力的运用成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有关权力的定义多种多样，而权力在本质上是能动的和变化的。只有能适应变化的国家或实体才有可能掌握权力，并有效运用权力以实现其特定目标。

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摩根索认为，政治领导人是“从以权力界定利益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并且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在外交或战争的基础上调和与解决国家利益的过程。国家政策的基础是以权力为后盾的国家利益。只要世界是由各国在无政府状态下构成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国家利益是国家的领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完整统一。在一个主权国家争夺权力的世界里，生存是每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最低目标和国家利益的核心。国家利益等于国家的生存。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即自身的生存。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保证民族国家的生存。

既然生存是国家的最终目标，那么，国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能力。这种能力指的是“迎接并战胜来自社会集团和社会环境的挑战，并确保获得他们的支持”的能力。国家领导人寻求控制资源以推进国内、国际事务的发展，同时维持他们领导权的合法性。国家力图积累经济财富，增强技术力量，以获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收益。

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安全，强调外交要以军事力量和均势来支撑，因为国家安全是最大和最迫切的需求。与此同时，依靠理性、公众舆论甚至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来维护国际和平是软弱无力的，例如，冷战后出现的地区和种族冲突以及占据统治地位的维持现状的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肢解南联盟、北约东扩、欧亚导弹防御体系、亚洲再平衡，包括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解决方式，最终都靠实力说话。

现实主义不愧为认识国际关系的有力框架。但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单位，不过，国家并不是政府的惟一基础。

　理论术语

厕身于国家安全事务的官员和分析家，乃至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者们，不管愿意与否，绕不开下述这些西方思想中最低限度的基本概念。

1.国际体系或全球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 or global system)，是指国际政治作为一个或多个系统，其中包括国家和其他单位，也包括由个人组成的各种团体所构成的子系统。国际体系既是国家构成的系统，也是国家组成的社会。这种系统，描述的就是系统单位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其作用是为了对国际政治进行层次分析。研究国家决策就是研究国际体系的子系统。

政治组织(特别是国家)的功能是实现目标。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构成单位，也是由其自身结构决定的。不同的国内环境将形成完全不同的国家。决策者，或者说国家的代理人，不仅面临国际体系结构带来的制约，也面临国家自身结构带来的制约。

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一样，主要问题是维持均衡。

2.行为体(actor)，即参与国际事务、有能力影响行为模式(即互动)的各种主体。

行为体可以是个人、由个人组成的各种团体，可以是国家以及像国家或官僚机构那样的群体。不论行为体及其之间的互动，还是为行为体互动提供某种框架的结构，都是以系统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3.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构成国家或行为体的团体或机构就其外部角色建构的主体间共识，形成国家利益。也可以说，团体内部的规范和准则构成国家利益。这些规范和准则也把不同的国家区别开来。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很难赋予国家利益概念以实际意义。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存在于我们的观念结构之中，它描述和规定我们如何在团体中思考、感觉、评价和最终采取行动。认同包括内部认同(团体如何认识自己)和外部认同(团体如何认识其他团体)两个方面，它们都对国家利益产生重要影响。认同的形成和演变决定了团体利益。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因素的产物。因此，国家利益和构成国家或行为体的团体如何构建国家认同，尤其是如何区分敌友，意义重大。

国家利益是制定政策的必要标准。任何情况下，对外政策都不应该背离或无视国家利益。

4.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指的是一些管理安排，如原则、程序、规范、规则、决策程序和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组织机构。设计这些安排是为了管理和控制某些跨国活动，而控制和管理涉及共同利益，或至少是一致的利益。

机制关注的重点是国家。国际机制源于共享利益。国家利益的基础是对收益和成本的计算以及可见的所得与风险的计算，这些计算与遵守或违背某一既定国际机制的规定、规则和程序紧密相连。在国际机制概念中，合作与纷争关系是长期的行为模式，而不是孤立的行为体或事件。

5.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特征是共有的行为规范和标准，如国际法。同时，国际社会以国际体系为前提。国际社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国家的各种行为体代表自己国家，以社会成员的身份行动或互动。

6.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或称世界秩序、全球秩序，是指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即根据其拥有的权力或发挥的作用被认定或假定的排列顺序。国家获得安全能力的差别是国家之间最主要的差别。

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国际社会形成的共同价值观。秩序作为国际体系的特征与世界政府的存在与否无关。正如有政府不一定就有治理一样，没有政府也可以进行治理。缺乏治理能力的政府比比皆是。

当前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单位之间实际联系的程度。要认识大规模的历史性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关键问题在于认识结构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全球秩序体现在3个基本层次的互动模式上。第一个层次为观念层次，是人们所认识的世界秩序。第二个层次是行为层次，即人们在观念上的理解或认识的基础上维持现存全球秩序的活动。第三个层次是制度层次，由制度和机制构成，国家或其他行为体按照它们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制度和机制中或通过这些制度和机制进行活动。历史上任何时期全球事务的有序程度都取决于以上3个层次的活动。

7.极(polarity)，指的是行为体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实力分配状况，体现着国际体系的结构。

极的数量和极的权力大小有重要区别，两者都是战争是否发生、和平有无保障和稳定能否维持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主要大国之间权力失衡，就可能发生战争。

8.稳定(stability)意味着在国际体系中大国之间不发生大规模战争以及不存在严重威胁全球或地区和平的力量。

稳定的体系就是能够保持体系的基本特征，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支配该体系，同时能保证体系成员的生存，并能防止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国际体系。国际体系能否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成员国所认同的解决纠纷的程序。越是限制互动关系，国际体系就越不稳定。

稳定以力量均衡为基础。实现稳定的关键是减少或排除威胁和平的力量。大国的战略恰恰在于维护或重建稳定。

9.均势(balance of power)作为一种体系指的是，在一个多国的社会，所有的主要行为体通过平衡过程保持它们各自的身份、统一和独立。

均势可以制约一国主导他国的能力，限制冲突的范围。均势的目标不是追求和平，而是在国家间进行适度调节，从而实现稳定。实际情况是，各国只希望看到对它们有利的平衡(或不平衡)。如果一国的力量完全被制约住，它就无法采取行动。只有当一国拥有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的多余力量时，才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

均势被视为一种局面或状态，一种国家行为的普遍倾向或法则以及国家领导人的一种行动指南，或某类国际体系特有的维持自身的方式。均势理论能够清楚地解释国际体系中的现象，可以作为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基础。均势政策是睿智和审慎的政治领袖所自愿追随的东西。

均势是上一个世界帝国英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英国的长期政策与这种维持平衡的做法保持一致。今天的美国霸权与英国一样，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一种平衡，比如在东北亚地区，主要是遏制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行动；今天的“重返亚洲”战略，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亚洲中枢”或“离岸控制”政策，则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

10.治理(governance)的涵义比管理(management)更为宽泛，但更为高端，可以理解为政府实施的管理活动，即拥有正式的权威和警察权力的政府所发挥出来的管理职能。

治理必然取决于主体间的共识或共同目标。尽管治理可以在无政府状态下存在，但如果缺乏建立在政府权威基础上的共识，就难以存在有效的管理。

11.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指地理(空间因素)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它详细研究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包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研究权力。

地缘政治学关注的焦点是国家权力和领土控制。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是国际政治权力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地缘政治(地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体现在这样一种能力上：一个国家有能力在任何时候运用权力去影响或控制它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地缘政治意味着“从地理角度对外交—战略关系进行图解，其借助的手段是对资源进行地理—经济分析，把外交态度解释成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结果”。

12.地缘政治巨变中心(epicenters of geopolitical upheaval)。作为地缘政治学的一部分，地理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地区是地缘政治巨变中心，但这些地区的影响范围却很广。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区，即所谓的热点地区。

13.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对空间关系的最新思考。在地缘经济的世界中，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决定性技术优势以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

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世界里，地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体现为投送能力，把货物、服务和信息最有效和最迅速地从一个地方输运到另一个地方。

14.网络空间(cyberspace)不是传统领土关系，而是具有多媒体、多渠道、全球性的通讯能力，可以贯通全球的互联网。网络空间提供了跨越和规避传统国家主权和地理边界限制的实体手段。

获得信息控制权是权力的关键。不管是打仗还是做生意，胜利的关键都在于控制信息的获得。

15.大陆心脏说(the Heartland)。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认为，陆权和海权之间的较量是贯穿历史的一条主线。他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中枢地区是从东欧平原一直延伸至西伯利亚平原的广阔地域，这块与俄罗斯疆域一致的地区，占据了战略中心位置，并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这个中枢地区被称为“大陆心脏”，而欧亚大陆被称为世界岛。麦金德提出了著名论断：“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

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一个主要目标，向来都是防止一个敌对国家统治欧亚大陆——因此，美国人自我认为，它对同西欧、日本、韩国结盟感兴趣，愿意为保证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其他地区的安全做出承诺，其中包括中东。

尼古拉斯•斯拜克曼和斯蒂芬•琼斯等理论家提出，如果在欧亚大陆的周围建立起新的工业力量和交通中心，那么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在战略上会比大陆心脏更为重要。这一见解，可以成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亦即“一路一带”的理论基础。

16.破碎带(shatterbelts)是说，在特定地区，往往会发生一连串冲突，而且冲突会逐步升级，使外部力量也卷入其中。这样的地区包括欧洲、中东、东亚、东南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缘政治学认为，权力与其到权力中心区的距离呈反比关系。大部分冲突出现在受大国挤压的地区。霸权国家的势力范围要超越其中心地区，以它们的权力征服较小的国家，包围次强国的势力范围，并相互蚕食对方的边缘地区。

破碎带是主要大国强烈意识到是其国家利益所在因而进行竞争的地区。乌克兰就是处在破碎带上的典型国家。

17.冲突(conflict)通常是指某一可认同的人群有意识地反对一个或几个其他可自我认同的人群，原因是它们追求的目标相互抵触或看上去相互抵触。冲突是一场争夺价值以及稀有的地位、权力和资源的斗争，敌对双方的目标是压制、伤害或消灭对方。在某些情况下，冲突是社会变化和进步的反映。

冲突和战争被认为是自然的，甚至是必要的，是推动历史向正确方向前进的力量。

18.低烈度冲突(low-intensity conflict)，指低于常规战争水平的各种冲突，包括暴动、渗透、军队的示威行动、海上封锁等施加压力的方式。

19.危机(crisis)。在国际关系中，危机是走向战争或和平的转折关头。导致危机的冲突要是得不到解决，就会升级为更严重的冲突或是战争。

定义危机的标准经历了一系列的修正。危机具有如下特征：因为国家内部或外部环境变化而造成的一种形势，在该国决策者们看来，这种形势是对基本价值观的一种威胁，而决策者对此作出反应的时间有限，并有可能使国家卷入军事对抗。

国际危机的明确特征是，存在两个或者多个对手之间的破坏性互动关系，同时有产生军事敌对的可能性，如果已经爆发了战争，还可能出现不利于维持军事力量平衡的变化。进一步讲，国际危机被认为是对现存国际体系或子系统的结构构成的挑战。

人们通常能够预见威胁。能否预见到威胁，主要取决于国家情报部门的工作质量。然而，许多关键环节是无法被预见的。即使具有比较周全的应急方案也不能保证不出现意外情况，因为这些计划往往无法预见所有的可能性，尤其是当对方把“出人预料”当作一种主导战略来使用的时候。情报工作并不总是成功的，有时候预测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危机一直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危机决策、危机行为、危机管理以及国际危机行为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它们所要求的对外决策和国内政治，是理论家们、政治家们、但首先是并且始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基本职责。

20.全球性战争(global wars)，是决定霸主更替，宣告全球政治体系产生新领导和实力高度集中的新阶段的战争。它使得新兴的全球领导国能够有效地向外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并足以支配整个国际体系。以往这些实力的表现形式是海权，最近是海权和空权，今后无疑是网络的电磁权。

21.大国(great powers)的定义，是在安全问题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拥有很强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其地位获得实际承认并为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的重要国际会议和外交活动所接纳的国家。

大国的战略是维护或重建稳定，例如援助受到其他强国威胁的国家。

22.霸权(hegemony)。在国家间关系体系中，霸权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个强权国家能够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文化领域里，把它的规则和意愿施加于别国。

霸权也可以定义为拥有压倒性物质资源优势的状态，包括原材料优势、资金优势、市场控制优势和在大需求量商品生产中的竞争优势。

23.威慑(deterrence)既是军事技术概念，也是心理——政治概念。威慑的可信性一直是威慑的必要条件。威慑需要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以及潜在进攻者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评估等3方面的结合。而且，威慑是所有这些因素的乘积，而不是它们的和。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是零，威慑就会失效。如果威慑失败了，负责的领导人必须尽其所能，用战争爆发后的理性决策来弥补战争爆发前的理性决策的失败。

威慑一词是核时代的产物。在核时代，威慑具有以毁灭性报复相威胁的特点。主导西方威慑思想的，是以进攻为基础的威慑，即摧毁对手(确保摧毁)，而不是以防御为基础的威慑(确保生存)。

成功的威慑包含着事情可能发生但却没有发生的情况。威慑理论也许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理论，因为大多数美国学者接受现实主义理论。

24.恐怖主义(terrorism)，就是出于政治目的或意识形态原因而使用暴力对付国家机构和公民的非国家实体，它们具有古怪随意和荒唐愚蠢的特点，蓄意制造令人极为震惊和恐怖的影响。恐怖分子利用恐怖方式给人们带来创伤，制造混乱和恐怖气氛，以使人们产生脆弱感，并对政府保护他们的能力丧失信心。

恐怖活动的疯狂性在于，受害者完全是无辜的，和恐怖分子要达到的目的毫无关系，也没有能力影响事态的变化。

25.世界体系(world system)。世界体系分析就是在当代和历史的背景上分析结构和过程的关系。它最重要的假设是认为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15世纪末。在世界体系中，权力的集中程度(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决定体系的结构。世界体系的历史特征是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劳动分工的发展以及霸权国家的兴衰。世界领导权的周期性转移表明，世界体系总地来说是有规律性的。

国际体系的特征由大国的兴衰决定，这些国家决定了国际互动模式并建立了体系的运行规则。大国的兴衰改变了体系内部的权力分配关系。这意味着，国际体系构成单位的兴衰，即国家权力的增强和减弱，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被另一个国家所取代的过程。

26.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有大国，而现有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以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因此两者之间的冲突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修昔底德生活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就希腊城邦体系分析了诸如外交、帝国、结盟、战争与和平、政治行为的动机(恐惧、荣誉和利益)以及权力与道德相冲突的辩证关系。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能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中获得启发。

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表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像魔咒一样，主导了人类两千多年的大国争霸进程。它被许多西方理论家视为一个不可逾越的禁忌而令人敬畏，并由此成为一个古老的国际关系原则。

27.理性行为(rational action)。在西方文明中，所谓理性行为，通常指那种根据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判定为可预测的、精明谨慎的、合理的行为。

政府的理性计算，涉及威望、国家利益、力量平衡和其他国家利用战争的可能性等因素。

理性行为体模型假设决策者会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及其结果，并最后做出能使价值最大化的选择。人们应该尽量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理性，但是没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得很理性。异乎寻常的行为或恐怖行为也可以是理性决策的结果。因此，领导人的偏好如何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决定理性还是非理性的关键，是形成偏好、接受偏好以及按照偏好采取行动的过程。

28.暗中较劲(tacit bargaining)。冲突各方的最佳选择取决于他们对对方行为的预测。当一国试图通过行动，而不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外交行为来影响另一国决策的时候，暗中较劲就会发生。

暗中较劲与谈判的区别之处在于，在暗中较劲时，交流表现为行动而不是语言。在敌对双方谈判达成国际协议并实施以后，维护协议主要依靠暗中较劲。暗中较劲和威慑密切相关。

29.法定决策单位(legitimate decision unit)。能够调动和使用必要的资源，并能够做出不易被其他单位推翻的权威性决策的决策单位，被称为“法定决策单位”。法定决策单位可能是一位占据支配地位的领袖(如某个国家领导人)，或者是一个其成员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的集团(如政治局、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可以是多个自主行为体。

决策者们的权威性活动，无论其内容和目标是什么，都代表着国家行为。国家行为实际上是那些以国家的名义行事的人的行为。法定决策单位究竟是哪一种，取决于行政长官的认知方式，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判断的能力以及决策的风格。行政长官必须在激励各官僚机构之间进行竞争的同时，保持评估、判断以及从各种备选方案中进行取舍的权力。

30.国际合作理论(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当行为体为了回应或预期其他行为体的偏好而调整自身行为时，合作就可能产生。国家可以在明确的或默认的讨价过程中商讨如何合作。合作也可能是强弱行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

在无政府的世界里，国家既通过斗争手段也通过合作方式实现其安全目标。除了战争、政治分裂和冲突，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个基本点是合作、一体化与和平。因此，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来讲，能够解释或有助于理解国家间合作的理论至关重要。合作理论涵盖从有限合作到高度一体化的多种理论。

合作被定义为一组关系，这组关系不是建立在压制或强迫之上，而是以成员的共同意志为合法基础。国际合作理论既讨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讨论多个单位成员之间的关系，即多边主义。

要进行合作，就有必要充分理解各种成员的动机和意图，克服因信息不充分所带来的问题。合作理论的核心是合作的动力或收益要超过单边行动的动力或收益。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以私利为基础的合作理论涉及3个方面：频繁往复的交往、交换有关合作目标的信息从而深化国家间更大程度的交流和透明度、合作形式得以实现的起码制度。

霸权能够提供稳定，而这种稳定能够以19世纪的英式和平(Pan Britannica；英国强权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或最近的美式和平(Pan Americana；美国强权下的和平，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形式为小国提供安全和经济福利。霸权以扩大市场或给予军事保护的方式提供共同获益的基础，从而促进国家间的合作。

31.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两个彼此隔离的囚犯面临着合作或背叛的选择。如果他们选择合作，也就是都不承认犯罪，由于缺乏证据两人最终都可能获释；如果一个囚犯希望从轻处理而承认犯了罪，另一个不认罪的囚犯将要受到比认罪的那个更重的惩罚。

在“囚徒困境”中，因为每个参与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通过背叛可以获得比采取合作更高的收益。但是如果双方都背叛，那么相对于两人都采取合作的情况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收益要更低一些。

囚徒困境是一个经典的博弈模型，能帮助我们理解为谋求私利而进行合作的基础。进行合作既可能是源于个体对集体福利承担的义务，也可能是源于对私利的认识。在囚徒困境游戏中，采取合作行为的关键是每个人对他人合作诚意的相信程度。不相信别人的合作诚意，就不会采取合作行为。因此，建立在私利基础上的合作理论，其核心问题是对相互合作的回报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单独行动和竞争获利的想法。

囚徒困境特别有助于解释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例如，战略调整都是以策略目标和谈判中预期的利益为基础的。

32.博弈论(game theory)认为，如果人们在特定环境下有获得胜利的欲望，即希望实现那些会受到他人阻挠的目标，那么，他们的思维过程就是可以分析的。在这种思维过程中，人们要判断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对自己最有利，同时相信他们的对手和自己一样也是理性的人，同样会为获得胜利而进行多次计算。

博弈论建立在抽象推理的基础之上，是数学和逻辑的一种结合。在社会科学中，博弈论运用数学方法分析行为体在博弈中的互动所可能产生的结果(胜利、失败或平局)。在博弈过程中，每个行为体都有自己的策略、目标和偏好。

博弈论中最常见的两种基本分析模型是零和博弈(zero-sum game, ZSG)和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 NZSG)，其中每一个模型分别有数种变体。有的博弈中一种情况下是零和博弈，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非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只有一个结果，一种收益，但是竞争的双方为了获胜而付出的成本却相去甚远。总地来说，零和博弈在行为科学中的意义极为有限。

非零和博弈不是排他性竞争。这就是说，一人所得并非是另一人所失，得失之和并不等于零。非零和博弈可以包括两个参与者，也可以包括多个参与者。在非零和博弈中，冲突和合作都可以存在。一个参与者可以根据另一个参与者在多次博弈中的选择来分析他的意图。这种默契的合作适用于国际关系，尤其是当国际行为体相互之间都十分熟悉对方长期形成的那些行为偏好的时候。

运用以博弈模型为基础的博弈论，对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博弈论有助于对重大的安全问题(如威慑、危机管理以及军控)进行缜密思考和严格分析。理性假设越有效，博弈论就越适用于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或者说国际体系的运作，仅仅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中无法被完全理解。然而，国际关系的过程和模式经常会表现出某些类似博弈的特征。人们可以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出发，把国际关系看作向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发展的复杂而变化不定的各种趋势的混合。

理国之要，在文与武

中国作为一个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经历了无数个治乱兴衰的周期。这些大小长短不一的内忧外患和政权更替现象，充斥其间的经验教训，不计其数，以至于有人将这一规律性现象或诙谐、或悲愤地称之为“历史周期律”。

可以说，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比肩，拥有如此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治乱兴衰的历史记忆；反过来讲，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可以在古今中外的宏大背景和痛定思痛的惨痛历史中理解国家安全。

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耗尽毕生心血研究前世兴废之源，早在1100多年前，写下了这样一条被中外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古今治乱，莫若强兵以服天下”。在其晚年，司马光详酌古今，提出了放之四海而颠扑不破的关于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理国之要，在文与武。

在司马光看来，帝者之兴，自有天命。他曾深情地说，“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未之有也”。那些创业垂统之君，必有英威圣德、雄才大略，并且深知自己的历史使命——“大孝在于不坠基业”，而“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他们或者才兼文武，望重内外，或者春秋鼎盛，励志太平，但在同时，熟谙“立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所以，为政之本，必求“着应变之才，任栋梁之重”。即便对于朝廷重臣，升迁赏罚也是看这些人有无“深根固本之计”，能否“临事敢决”。具体而言，对于武装力量，“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对于政治官员，“预知宰相能否，视天下安危”。

司马光据此认为，浅谋误国。因为道理十分简单：定祸乱者，武功也；兴太平者，文德也。不论文治武功，若想长治久安，必须为国家深谋远虑，但首当其冲的是，必以时事为忧。

有些人或许认为，司马光不过是11世纪的一位古人，他的目光所及，只是宋朝以前的中国社会，与今天人人上网、人人一部手机的现代社会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作为立下不世之功的历史学家和资深政治家，司马光的观察和思想结晶，尤其是“必以时事为忧”的呼吁，到现在丝毫没有过时。

实践是常青的生活之树。国际关系的发展，初看上去，似乎已经脱离了原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其间，国际法的产生和运用使国际社会的发展有序进行，但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国家实力成了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决定性条件。纵观整个国际关系史，大国强国从来都是国际社会主角，小国弱国从来改变不了配角地位。西方国家半点也不免俗。表面上，西方思考国际关系是以法律和跨国协议角度，但西方世界从来毫不含糊，它考虑的是历史、文化、宗教和族群，更不用说就贸易路线和自然资源进行的权力斗争。在西方人眼中，地缘政治就是资源政治，资源的走向便是国家地缘政治的走向。

西方精英们在将目光投向国外、投向世界各地时，历来是按照地缘政治——在一种地理背景下进行的争夺空间和权力的斗争——采取行动。他们的外交政策或许是以道义为基础，但它背后的分析一定是不带感情的，以地理为出发点。他们的信条是，在地缘政治上，过去永远不会死亡，现代世界并不存在。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曾入木三分地总结道：“美国人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种族观念和政治信条，而且有炮舰作为后盾来强行推行这套东西。”正是遵循了国家利益合作的冷酷原则，西方人对自己是一套“人的逻辑”，对东方人则是另一套“狼的逻辑”。

“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这句话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大国领导人纵横捭阖的座右铭，就在于西方以利益为目标、以实力为后盾的政策哲学。在外交中使用商业原则，是近代欧美崛起国家的铁律。商业的基础是交换，而国际政治就是国家利益的谋取和交换，用公式表示，就是“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这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也是基本的游戏规则，还是通行的谈判指南。当为了打击主要敌人，或为了解决主要矛盾时，就需要与其他主要玩家进行交换；交换的形式是妥协，妥协的要诀在于划分势力范围。

外交或战争是调整国家利益的手段。作为理性的统一行为体，国家不得不评估国际权力结构关系的变化和潜在的发展趋势。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一个国家都按照它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权力地位来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

以社稷为心

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部分。安全研究的基础和日常工作是评估国家风险。

20世纪90年代初，在其名闻遐迩的《文明冲突与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写道：“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惟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

亨廷顿从反面提醒我们，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平衡而协调的、注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所当然是中国宏观政策的基础，也是各项改革的底线，还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物质保障。

在飞速变化的数字生存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了普遍影响，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关系框架已经成型。全球空间变成了全球步伐。任何地方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地方事件立即成了全球事件，遥远的事件立即近在咫尺。这种变化的影响需要加快决策速度，并使观察者可以像决策者一样迅速了解周围和远方发生的事情。

21世纪的领袖和幕僚们，在其未来行动中，必须要对不同的理论加以权衡和结合，以便理解发展，选择适当的政策，并对结果做出预测。决策者，或者说国家的代理人，不仅面临国际体系结构带来的制约，也面临国家自身结构带来的制约。

在这个“进入深水区”的节骨眼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必须大有作为，在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的诸多日程中，在下述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第一，地缘政治和新世界秩序已经由2014年初的乌克兰事件为标志正式奠基，并由此影响中国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3大历史任务——祖国统一、实现现代化和维护世界和平，一项还未完成。但为这些任务而努力需要对令人不快的事实抱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态度。目前，美国的目标是在中国周边维持霸权，中国还受着霸权主义的压迫，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还需要披荆斩棘。这需要张弛有度的高超胆识和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

第二，战争没有过时，而战略战争则无时不在。有效威慑一直是国家实力的一部分，也显示了国家反击侵略和战略报复的坚定决心。在不断变化着的复杂而危险的国际环境中，作为应付不确定的未来的关键屏障，核武器在威慑战略中处于持久的核心地位。为此，必须加快军事现代化步伐，优先发展网络、航空航天和海军能力，以确保对陆、海、空、天、网5个维度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打击力量。

第三，中国特殊的亚洲中心地理地位，要求它必须具备独特的治国能力和远大眼光。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亚洲的和平，中国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中国的版图完整及其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在不断战胜“3种势力”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必须谨记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教导，“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与此同时，必须尽快有步骤地妥善解决国体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政体中名不正、言不顺的5个“自治区”问题。

第四，伴随着实力而来的是更大的责任。今后中国不得不越来越关注自己更多的合法国际利益，同时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这是一场才刚刚开始的全球博弈。中国一方面要改造国际体系，一方面会更深地接触到世界政治的残酷本质。博弈就必须合纵连横，就必须研究世界力量均势的理论，适应并学会英美等西方国家早已烂熟的搭配世界战略力量板块的外交能力，形成既能反映中国的传统“和谐”思想又能应付冷酷的世界市场竞争的对外政策哲学、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

第五，外交是为国家谋利的手段。必须学习盎格鲁—萨克逊人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且行之有效的外交经验，熟悉和适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合作原则，具备通过利益交换而实现政治目标的能力。中国学者肩上的重要任务，就是将战略思维注入国家学术之中，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有利于世界稳定和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学说、政策主张和新的外交理论。人们有理由期待，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够开启关于未来的创造性想象，破除当前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和重复劳动的凌乱局面，切实引导和协调各种智库学者、政府官员、舆论制造者和社会大众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

第六，把不确定因素看作当代战略分析的核心问题。由于技术影响到了战略、威慑和军事行动，安全研究的范围扩大了。冲突的范围正在扩大，安全的定义和范围随之扩大，安全研究的课题和安全理论的发展也将得到拓展。近年来，安全研究的关注点反映了在庞杂的全球国际体系中冲突的多方面性质，更为强调对新型冲突和新行为体的研究，更加重视迅速变化的技术对战略和战争的广泛影响，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本身也成为安全研究的对象。同样，战略战争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因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有条件进入数字化战场，通过大规模网络攻击，使对手的银行系统、股票交易、交通枢纽、通讯设施、数据库和电网等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活动陷入瘫痪。这方面人所共知的例子，就是无孔不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及其叛逃者爱德华•斯诺登，前者时时刻刻都在非法监视着世界各国的重要目标、网络服务器甚至网络中的信息流，后者则凭一己之力“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第七，正确估计威胁和意图至关重要。面对巨大和复杂的挑战，国家风险评估可以为国家安全政策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和政策选择。国家风险评估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竞争力，也是一种关键的国家力量，从而是一种战略力量，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战略能力。国家安全和国家风险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反过来说，国家安全和国家风险相生相克，化解了的国家风险等同于增强了的国家安全。国家风险评估的两大使命是战略侦察和情报分析。战略侦察就是试图摸清对方国家的行动意图，是“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情报分析则是排除各种假象从而直达对方最高领导人的行动方案。

顺便提及，国家风险，主要是由国家行为引发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政治、安全、战略、外交、军事、文化、宗教、社会、历史、地理、能源、舆论、金融、法律、环境16个方面，有助于理解国家面临的内外威胁的方向和意图，快速、全面和精准地了解外国国情，评估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国家、次国家力量可能的行动路径。

第八，开创世界历史上的中国时代。中国崛起是当今世界最激动人心的故事，而中国作为地区性世界强国存在了2000多年。早在1830年左右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当时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估计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在世界舞台上缺席了150年后，当邓小平在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时，中国身心俱疲。但是近几年安全战略关注的方向应当是确保“一路一带”的顺利实施，完成崛起，实现中国梦。中国作为21世纪的新大国，应当给21世纪的世界带来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新气象。为此，国家安全委员会需要建立自己的职业团队，运行中南海版的“情况室”(Situation Room)，培育适应未来世界政治和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能力。

结语

心有多宽，舞台就有多大。

但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在现实中，国家安全(防止外来侵略和国内可能引发革命的社会不满情绪)永远是第一位的。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是由个别决策者或小型决策集团来制定的。据说，在西方，负责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重大决策的团体规模是有限的，其成员人数一般在12－20个之间。其中，谁也不能与国家一把手的作用相提并论；他对历史负有第一责任，国家命运就在他的手里。但是无论如何，国家最高领导人也要倾听亿万人民的呼声。因为说到底，“国际政治的特征仍然像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样，是自然力量与伟大领导人的相互作用⋯⋯世界政治仍然是政治实体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威望和财富的斗争。”

对外经济活动对中国及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意义越来越大。但是，在21世纪初已经变化了的全球安全形势下，仍然存在一种内向趋势，即根据国内的特殊情况制定对外政策。只是需要铭记，无力落实的外交政策，就是无效的政策。盎格鲁萨克逊式的实用主义是美国和西方外交在理想主义掩饰下的精华。现实主义强调的是权力和安全；从权力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必须成为所有国际事务从业者的行动指南。

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生逢其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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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新光：开放博弈方能网络强国

——建立产业能力支撑下的外向型网络空间战略观

编者按：在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的道路上，发展始终是硬道理；在互通互联的网络空间，开放博弈显然要真功夫。我们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网络治理观，实现中华民族网络强国的宏伟目标，就需要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为“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坚持开放的安全观和发展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对等制衡”的产业大格局。安天实验室是获得国际知名测评机构年度奖项的网络安全民族自主厂商，其创始人、首席架构师肖新光带领团队创业十四年，为“技术先进”而践行，为“战略清晰”而建言。他认为“开放博弈不仅是一种发展观，也是一种安全观”，并基于发展中国家开放之路的阶段性特点，洞察国家网络空间治理能力、产业能力和开放式博弈策略的关系，将民族产业能力作为开放博弈的基础和支撑，提出了“开放博弈、网络强国”的外向型网络空间战略观，值得上升到国家网络空间战略层面予以高度重视。

在国际层面上，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

一、开放式博弈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选择

当今之中国，正处于一种复杂的矛盾纠结当中。一方面，GDP总量和经济规模如此之庞大、外汇储备如此之丰富，以致有部分国人简单地认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强国仿佛已经指日可待；而另一方面，对自身网络安全能力却又如此之不自信，以致不断有声音认定，在信息技术领域，乃至在网络空间中，中国唯有建立一个完全自闭合的供应链与自循环的信息链方能安全自保，甚至认定中国必须重建一个新的网络体系，否则就不能防范对外的攻击。

妄自尊大引发盲动，妄自菲薄导致保守。而这些观点，又莫不以各种层面的中美对比为基础。此时，唯有真正厘清大国博弈现状，方能正本清源。

“美国领跑，中国跟跑，其他国家正在掉队”，这是当前网络信息产业、包括网络空间中的国家竞技图景。但中方的博弈水平与飞速发展的产业体量相比，成长相对缓慢；而与美国相比，似乎已经不在同一层面。因此有人用 “被动尴尬”四个字，来概括中国在当前网络空间博弈中的状态。所谓“被动”是综合能力的劣势体现，而所谓“尴尬”是遭遇各种指责打压后，无法实现有效反制的窘迫状态。

（一）中国在网络空间博弈中因何被动？

究“被动”之原因，如果只是解读为若干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则似乎过于狭隘。而应从更宏观的大场景下，从供应链、信息链和服务能力分布方面来进行解读。

从供应链上来看，尽管中美都是国际供应链上的重要环节，但供应链的上游相关核心技术地带已被美方把持；大量国际知名产品和服务品牌也为美方企业所有。中方尽管对供应链也有较大贡献，但更多是位于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实际依托的是密集劳动力输出。以苹果手机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例，其中高溢价的品牌无形资产、整体设计、核心软硬件系统等等，都把持在美方；而中国则提供了大量低利润的代工厂作为生产环节。而反过来，中国又是苹果产品的重要消费市场。而这其中的“剪刀差”，则不仅是苹果富可敌国的高额利润，也正是美国的国家红利。

从信息链上来看，在全球信息流动中，通过美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优质、免费的、富有创造力的互联网产品与服务，全球数据主动向美国汇集，美国成为全球数据的中心。数据作为“网络空间时代的石油”，是未来社会生活、产业竞争、大国博弈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对全球数据的创造、提炼和攫取，完全不需要美方像当年利益博弈和能源保障一样付出战争成本、背负道义十字架；恰恰相反，价值、文化与服务的同步输出能力成为数据获取能力的基础。这种新模式，以一种极度“文明”的方式推动着世界版图向单极世界倾斜，加大着“剪刀差”的高度，连欧洲传统列强对此都无可奈何。

从服务分布上来看，通过先发优势、成熟的连锁制度、全球能力保障，美国综合服务能力也已几乎到达全球每个角落。产品、信息、服务，作为美国获取全球红利的三个支点，综合能力之强、体系之系统，远超出常人的想象。而中国（也包括世界其他国家）在网络空间领域的被动，对美国产品中植入后门的担心、对数据被攫取的忧虑，也都是这种大的格局被动的结果之一。

尽管这个局面带给中国极大的心理焦虑和恐慌，以至于有人希望退回原点，封闭自保，甚至认为今日之被动，乃当初接入Internet之祸，具体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但可以想象：假如当时不进行改革开放，不拥抱最新的信息技术，不加入国际循环，我们今天全部的发展和成就都无从谈起。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发展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超量的外汇储备、形成了包括若干初具规模和国际博弈能力的IT与互联网企业，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同时在知识、观念上都初步具备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大国的可能。因此这种被动，是在已经初步获取了博弈筹码与加速度，但实力尚未超越对手的一种体现；是由不被对手所重视，到让对手焦虑的体现。因此这种被动，从轨迹上来看，其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但也只属于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二）中国在网络空间博弈中因何尴尬？

“尴尬”是中方在当前网络空间博弈中的另一境遇。这种尴尬正是源于美方不断对所谓“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进行的指责和炒作，而美方昭然于世的大量的入侵、渗透、监听的行为，却不能为中方准确发现和予以舆论回击。中方更多的博弈素材来自斯诺登的爆料，这就是博弈能力不足的真实体现。

相对于“被动”来说，“尴尬”却往往被忽略和掩盖，皆因“被动”可以被作为承载各种预算的“箩筐”，而“尴尬”却是必须迎击的“子弹”。得利于前者只需用故事，而应对后者则需真正的实力。

在斯诺登事件出现之前，美方通过其综合的技术、舆论优势打造了“西方是网络攻击的唯一受害者、中国是网络安全公敌”的两个“假象”。而对这两个“假象”，中方的破袭反制缺乏及时性和彻底性。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美方Mandiant、FireEye、Crowdstrike等网络安全公司持续详细披露所谓中方对美国攻击的相关证据与推导过程，为两个“假象”提供了非常具体的论据支撑，而这正是造成中方舆论和外交被动的关键因素。而中方应对则显得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外交层面的简单否定、技术层面在宏观和态势上的数据分析，对中国遭受网络攻击的总体状况进行了介绍，这种方式过于粗放，很难在国际舆论和斗争中占得主动。如果不能正视这些问题带来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的损失，特别是给中国产业走向全球带来的影响，就不能坚定博弈与反制的决心。

大国间的相互尊重和规则的达成，取决于相互伤害的能力。网络空间的规则也注定需要这样建立起来。冷战时期苏美两个阵营在情报等方面的作业原则，是靠相互发现、披露、扣留、驱逐的长期斗争，最终达成一种相对缄默、各自遵守潜规则的战略平衡。中国唯有能有效地发现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行为，特别是能将西方国家及其盟友对中国具体目标的攻击分析清楚、揭露出来，直指其幕后力量，将之曝光于国际舆论之下，才有可能改变尴尬的局面。而这种能力就是对网络入侵攻击发现、分析、溯源、反制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网络安全企业来承载，亦需要国家安全的外向布局为保障，这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支点之一。而令人深思的是，斯诺登事件的出现，仿佛为中国赢得了一个短暂的战略喘息期。但从实际效果看，因对手栽了跟头，此前痛定思痛的决心反而有所减弱，相关博弈能力的提升进展迟缓。大国博弈中突发事件的因果逆变，值得深思。

（三）开放与博弈均无法避免

“被动尴尬”是一个既定事实，但并不是格局全貌。网络安全是整个网络空间的要素，但绝不是其全部。从整个信息产业和公共网络服务本身来看，中国早已走入了全球大循环，并在这个循环中获得了初步发展，也为这个循环做出了并继续做出着自己的贡献。中国需要在全球大循环中获取国家利益，并需要承担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综合责任。供应链和信息链全球化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产业和发展机遇，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在这个层面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臆想中的自闭合与自循环。，

更有害的自闭，是以封闭式的臆想来制定战略——任何大国的国家战略制定都不是孤立的，不是等自己摆好了阵型，对手才来攻击的，而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对手共同作用的结果。战略制定不可能单纯基于内部情况和自我抚慰心理恐慌的需要，而不考虑国际的大气候；战略的执行更不可能是一个闭门造车的结果，而必然是一个磨合碰撞不断挤压的过程。

一个国家是否争取强国地位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但这种企图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其他国家会做出什么反应。

相对于美国这个领跑者，中国在全球博弈中处于跟跑位置，但与领跑者的间距正在缓慢缩小。以历史经验来看，居于领跑地位的国家莫不将这种跟跑视为对其既有利益格局的挑战，因此必然进行反制。这种反制具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特点，不是跟跑国家所能决定的，而是由领跑国家所决定的。除非中国自己愿意退出发展轨道，否则所面临的战略遏制与骚扰，以及战略发展带来的地缘威胁变化都将无法停止。而居于跟跑地位的国家，在制定策略中自然不可能不受到领跑国家的影响，这个政策的合理路径，是需要在系统对位分析了自身与领跑国家的能力特点和竞争态势后，才能制定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解决方案。这也给我们的战略设计提出了考验。

从国家发展、产业进步与民生改善的诉求来看，开放是一种必然；从大国竞合、国际生存的规律来看，博弈则无法避免。而有趣的是，跟跑国家无法决定自己被遏制的命运，但领跑国家选择何种遏制方式，却又与跟跑国家自身的能力结构与跟跑方式有关。这种遏制既可能选择在领跑国家拥有最大优势的方向，以获得战略的主动和位势差（如围绕中国沿海的空海一体战策略），但也同样可能选择在跟跑国家跟进最为迅捷，领跑国家最担心被赶超的方向上。网络空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具有双重特质，在对抗中显示着能力不足的被动尴尬，而在发展中具有着空前的体量和勃勃的生机。不管各界对前者如何解读，后者毫无疑问是我们大胆开放、放手发展的结果。三十六年前，中国在 “积重难返”的艰难时刻，毅然走向了改革开放之路，正为我们今天的抉择提供了一个借鉴的支点。在网络空间领域，中国是更为主动地、有明确目的和针对性地投入全球开放式博弈？还是始终保持弱者心态，在畏缩中被拉上竞技场，以致在自我封闭、自断机遇后被对手步步紧逼？

二、开放博弈不止是一种发展观，也是一种安全观

开放并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目的；开放是为了更好发展，发展需要安全的保障。但二者之规律不尽于此：在各国均高速发展的时代，长治久安绝不是一时的金城汤池，而是发展速度和发展状态的比拼。开放既引入了不确定的风险，而同时也在增加对对手施以影响、形成威慑的能力。最终的胜负由发展中所积累的实力为筹码，开放博弈不只是一种发展观，也是一种安全观。

（一）封闭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安全

笔者作为一名长期站在信息安全防御第一线的技术人员，对“自闭以自保”的观点，始终不敢苟同。从关键信息系统的角度来看，局部环境的封闭、部分信息产品的专有，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攻击的复杂性和难度。但由于对手攻击的针对性之强、具有的基础之雄厚、承担成本的能力之大。我们所期待的安全境界，远非简单封闭隔离所能达成，也远不是靠自给自足所能获取。

全球的监控能力并不是美方在网络时代才具有的，而是一直被美国作为维持其全球战略利益的基石。早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美国的梯队等系统的电磁获取能力已经可以基本覆盖全球。美方的情报能力通过传统的人脉体系、电磁体系和网络体系实现综合采集，同时凭借其大数据分析能力和庞大的分析团队汇总整合，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庞然怪兽。这种他人无法企及的情报能力为美国全球霸权和全球利益提供了非常好的支点，并在一些历史节点(如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为以色列提供关键情报)扮演了重要胜负手的角色。而中方在情报对抗中的劣势也同样不是在网络时代才出现的，而是早早就被其太空、高空、海洋的侦查探测能力所包围。但今天的国际格局表明，这种情报能力差并不能遏制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其可能是历史演变的催化剂，但并不能逆转和停滞历史的进程。而如果我们不是全力加速发展，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是选择躲躲藏藏，那么我们的发展进程显然会被大大拖慢。因此过高估计美国的信息获取能力对战略的影响，不惜慢一点，稳一点，反过来就会让斯诺登事件从美方的“林冲夜奔”，变为中方的“蒋干中计”，从“局部利好”，变成“战略欺诈”。

当前，中国正在开展推动全面的关键信息系统产品的自主替代，基础关键设施和信息产品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令人欢欣鼓舞。但同时，认为“自主必然可控，自主必然安全”则是严重的认识误区。最直接的例子，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信息产品最“自主”的国家，但也同样遭到各种网络攻击，说明“自主”并不等于“可控”，安全可控一定有其客观规律，而绝对的安全可控亦从不存在。而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则已经出现用自主可控的政治正确替代严格的产品评测和市场选择、以国产化率衡量判断安全能力的倾向。

这些观点的合理性基础，就是美国信息产品的“后门”问题。在各种场合中，“后门”均作为最大的威胁被提及。笔者认为：美方拥有着产业链的上游优势，同时曾有曝光污染安全标准、内置后门等的前科。但美方对产品后门利用的深度、频度和综合效果均被目前主流观点高估。在双方不进行激烈军事对抗的情况下，美方对这些后门的使用是谨慎的、有高度针对性的，而绝非普遍性的。我方因此面临的心理恐慌所造成的影响危害，已经远远超出了其现实危害。而在目前已经暴露的攻击来看，美方直接网络攻击能量更多来自其强大的漏洞挖掘能力、制式化的间谍装备体系和无与伦比情报作业想象力。而这些反而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研究而被忽略。

大国博弈策略的制定，必须同时分析其现实能力体系、其已经被使用的能力点和使用的程度、以及在对抗烈度变化后其手段扩展与不同状态下的底线。将对手有限的行为视为全面的行为；将未来可能性作为现实的事实，都是就会成为自我恐吓。而夸大和臆想对手某一方面的能力和行为，则容易堕入阴谋论怪圈，并可能忽略其他真正的威胁。

国内攻防领域多位研究者都忧心忡忡地提出，国产自主可控系统替代境外产品，在较长时间内是用大量漏洞、但可能没有后门的系统来替代有少量漏洞但可能有后门的系统。如何改善国产信息产品的安全性，将是一个长期课题。而国产的信息产品，能否凭借有限的市场空间，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安全生态体系，则是更为严峻的课题。而最坏的情况是，国产系统的安全性，或一方面因政治正确而不进行有效的安全审查；而另一方面，又因自身的封闭，加之没有足够的安全考量和安全预算，而不被技术爱好者和专业安全公司关注。那时，最熟悉中国信息系统的将是具有强大漏洞挖掘能力和坚决攻击意愿的境外攻击者。届时，整个政务系统和其他关键信息系统的安全将处于比目前更为危险的境地。

当前产业自闭的风险，不仅是产品风险，也有应用策略的风险，当前我们在信息系统使用上心态谨慎、规范死板，不惜拖慢效率，全力保证安全。但有趣的是，在出现了斯诺登这种重大泄密事件后，美方反而继续把推动信息共享作为其未来发展的重大举措。通过信息共享来推动快速发展，来对冲泄密风险，同时甩开模仿者，降低今后泄密和遭遇入侵事件的后果影响，成为美方的选择。而全面的信息共享同时也推动了美国安全技术有了全新的发展和施展空间。这种一反一正的效果，宛如两骑追逐，追逐者恐怕中了回马枪，而勒缰下马卧倒；而领先者自然可以绝尘而去。

（二）发展才是最大的安全，发展也是最大的政治

我国从积贫积弱，走向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跌宕曲折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竭、冲破阻力追求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通过自身进步与努力找到自身安全支点的过程。

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国家安全绝不来自于单纯的“深挖洞、广积粮”的战备自保，而在于在大国讹诈的阴影下，坚定地发展了自己的两弹一星。而国际地位的全面提升，亦非来自关门主义，而在于敢于在美苏争霸的格局中走出国门，广泛地团结了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自己事实上的价值同盟。而第二个“三十年”解放了第一阶段尚被禁锢的生产力，从一个人口大国变成经济大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也不断提升。如果我们去摸索西方视角下的潜意识心理，新中国从被遏制、封锁和讹诈的对象，到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互动者，再到被当作一个真正的假想敌的过程，一方面是因世界格局变化引发中国的外交风向变迁，同时也正是中国实力发展的写照。因此今天我们遇到的外部威胁，更多的是先发国家对中国崛起威胁到其全球利益，所主动发起的遏制；而在此前，则更多是因为我们落后所面临的窘境，这两种境遇是完全不同的。

这种安全境界的变化，正是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有勇气打开国门的结果。而网络信息产业和技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后期重点的跟跑模仿领域，虽然相比美国有很大差距，但却诞生了多个已经具备规模的企业，拥有大量的人才储备积累，拥有庞大的从业人员规模，从综合服务能力上来看，正在超越传统欧洲列强阵营，而进入了对领头羊美国直接跟跑的轨迹。

这种发展势头，显然不是简单的美方产品中“后门”所能遏制和阻止的，最大的可能反而是我们自己因为畏首畏尾停下脚步，信息技术“宁可发展慢一点，也要安全的思路”，可能适用于极少数高保密的场合，但绝不适合于整个的社会民生体系。放手发展，以速度换平衡，以发展保安全，是我们过去三十年的经验，也是我们今天的勇气之源。

而关注网络空间安全这个领域，“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也有其具体内涵，这不仅是信息技术与信息安全技术的关系，也是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与信息安全水平本身的关系。由于信息系统快速演进，攻击手段不断升级。安全技术不可能一劳永逸，也必须快速改善迭代，才可能跟上信息技术发展的脚步。而关门封闭的安全永动机幻想，不仅不能真正实现安全防护，反而将从攻防双向都拖慢安全技术的发展。美国的信息安全产业星群，从八十年代起，不断发展演变，技术持续创新、理念不断尝试、不断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并购此起彼伏。美国的良性市场环境和创新机制和资本助动，加之“爱因斯坦计划”等战略项目牵引。催生了安全产品和厂商的快速迭代。也造就了类似FireEye这样的新锐明星企业，而FireEye技术人员，援助菲律宾等美国同盟国家的事实，已经证明安全产业不仅是一种防御能力、也是一种可以输出的进取能力。

而在我们非常焦虑的领域，看看对手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建立新的视野和格局，美国资深情报分析专家Robert M. Clark在《Intelligence Analysis（情报分析）》中指出:

“战略冲突的首要规则是：进攻方总会取得胜利。赢得战略冲突的最好方法是采用攻势，例如，向外国情报机构提供假消息而不是阻止它获得消息，最终将削弱对手对其情报机构的信任。”

（三）追求我中无人，不如追求人中有我

在全球网络服务和大数据时代，传统的数据和保密观亦正在被无情颠覆。在大数据的时代，我们清晰地看到，真正具有全局战略性的信息获取能力，并不仅仅是（甚至不再是）获取对方在传统保密领域中所保护的那些国家和商业秘密，而是对他国全民信息的再造、获取、组织和挖掘。这种模式的精华并非是对既有成型数据的获取，而是数据的再创造、数据关系的发现与数据价值的挖掘，因此其本质并不是要（也不可能做到）克隆出一个Twitter或者Facebook，而是创造出新的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形式，能实现差异化的普遍存在。数据作为一个网络空间乃至未来人类社会新石油的特点，可以有不同的构造方式，在不同的体系中呈现不同的价值。从数据本身的可复制性上看，其似乎并非不可再生资源。但又因特定的服务模式对用户的独占，而无法再造。而对数据的克隆拷贝又因其失去其原有的组织形式和维护能力而丧失其本身战略意义。

这种能力是靠互联网厂商的公开包括免费的服务达成的，其覆盖程度，对关系和轨迹的揭示深度，是通过传统的后门、攻击、人工探测等情报手段所无法达成的，也是通过传统的关口、检查所无法遏制的。就算可以抵住很强的外交和内部舆论压力，一段时间内封堵对方的某个厂商服务，但绝不可能是长久之策。

中国既有的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基础，正是几家中国互联网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已经成为多数中国用户的首选，从而使中国在全球互联网版图上有了一块独特的领域。其尽管目前尚未像美国寡头厂商一样纵横全球，但已经在国内立稳根基。唯有这些厂商进一步走出去，为全球用户所接受，才可能逐渐影响全球的网络信息流向，从而促使一个新平衡的出现。

而从供应链安全来看，中方之恐慌，乃对美方把持上游核心技术情况下，中方担心受制于人。但有趣的事情是，这个恐慌问题对美方同样存在，由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美方对于中国产品（哪怕是初级工业品）进入其核心领域也同样有深深疑惧，如美国F35战机使用中国产磁铁引发的争议就是这种疑惧的代表。这一方面，说明中国进行对等的市场反应并不过度，而另一方面也表明，供应链全球化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抗拒和避免的，积极的产品输出，积极的产业进取，获取更好的供应链角色，才能导致态势均衡，才是博弈场的最好筹码。所以因应之策绝非对美国产品的简单封杀和打压，以便自己关门制造封闭本土市场；对等反制只能是一种因应之策，只能赢得缓冲时间，但最终让中国的IT产品和网络服务达到全球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美国全球监听的大背景下，中方恰恰应该进行产品的严格安全审计，提升安全等级，有效减少安全缺陷，全面提升中国产品的安全能力，从中国政府到中国企业应郑重做出产品无后门的承诺。让第三世界国家产品选择的心理平衡逐渐走向中方。同时也积极推动产品和服务对等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一种对等的心理威慑。而中国互联网厂商的全球进取，则使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数据中心，这样将为从目前的单极世界演化出一个更为平衡的、平等的世界建立基础。

走出去，也不仅仅是中国IT和互联网企业的使命，为中国网络安全保驾护航的中国安全企业也同样需要实现全球化发展。笔者2001年在《超越技术视野的中国信息安全问题》中曾指出：“当中国信息安全企业可以与NAI等业界泰斗平等对话乃至有超越之势时，我们的安全恐惧症会自然消失，整个安全秩序自然会攻守易型。”时易时移，过早走上的兼并之路，又缺少足够的整合能力，让NAI已经解体，而NAI联盟的主体企业McAfee也已经被Intel收购，但美国硅谷信息产业星群依然强大，不仅成为美国网络安全防护的中流砥柱，也依然引领全球信息安全产品市场，但中国多数安全企业依然弱小，走出国门者寥寥无几。我们依然在起点，但并非没有进步。

我中无人，未必安全；人中有我，方成威慑。

三、新兴发展中国家开放之路的阶段性特点

（一）第一阶段：打开国门、加速发展、付出代价

上世纪中叶，作为二战全球格局后变化的一部分，民族独立的浪潮开始冲击传统列强与其殖民体系，发展中一些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登上历史舞台。这些国家有的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秩序，以致迄今未能摆脱动荡泥沼；有的虽一度成为地方强权，但没有摆脱强人政治怪圈，导致国运大起大落；但也有一部分国家在建立起国家治理能力后，逐步通过打开国门、开放市场和利用外资，实现了初步的发展和繁荣。

“新中国的独立自强于前，改革开放于后”的历程是全球战后发展重要的典型和范本。新中国的第一个“三十年”依靠稳定的国家主权，完成了基本的工业化和战略军事力量的建设，确立了一个真正的大国地位，同时也为亚非拉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走出殖民地泥沼承担了国际主义义务。但与此同时，却因自身内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国民经济到达崩溃边缘。而后的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路程，经济发展的成就为世所公认，并使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然此间也有一些现象需要思考，如过度依赖市场牌进行国际博弈，而导致很多关键领域的自有技术缺乏发展，以及一些关键技术错失发展机遇；同时如为了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导致了一些国产知名品牌纷纷被国际寡头竞争对手并购。其中很多案例令人扼腕叹息。

但历史的前进是沧桑慷慨的，无论何其高屋建瓴的战略牵引，都不可能初始就非常完备，其前进过程中必然付出发展的代价。新兴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足够的实力、筹码和博弈的经验，其难免不在开放的第一阶段让自身的稚嫩弱小的民族产业付出一定代价，甚至为后续的发展埋下障碍。盗版、廉价制造劳动力、能源破坏式开采出口、环境污染等问题或多或少的成为了发展的代价和原罪。

在信息领域，这一阶段中国存在着一定的认知不足，没有意识到信息化将成为拉动工业化的火车头，而仅把信息化视为工业化的助动器和润滑剂。同时由于发展阻塞导致的人才、产业基础单薄，不得不在信息化的起步阶段，对西方厂商抱以亦师亦商的膜拜。而自身成熟的软硬件产业并未形成完整的核心能力和体系。

（二）第二阶段：外向进取、激烈碰撞、经略全球

新兴发展中国家走入全球化，发展和问题并存，但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为后续进行产业调整和结构升级积累了资本。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本国市场、利用国际资本、输出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这只是开放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快速与全球大环境融合的阶段。而后，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与进步，就要实现产业的转型和变革。

正如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所说：

一个国家如果以低工资与弱势货币扩张出口规模，但同时又依赖进口精密高层次产品，纵使制造贸易顺差或贸易平衡，该国的生活水平也无法提升。

波特进一步指出：理想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国家有能力出口高生产率的产品，并进口其国内生产率偏低的产品，因为这种方法可以使国家生产率全面提升。

对于取得了第一阶段成果的国家，如果想要试图获得更大发展，就不能简单地想象以自身内需换取发展，其必须找到适应自己的方式在外向型体系中占据优势，实现对全球产业利益的再分配，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剪刀差”。

而在这个过程中，仅仅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将不具备竞争优势。逐步建立品牌影响、提升核心技术、改善产品品质和服务能力才是正途。

而转回网络空间的供应链、信息链和服务网三者来说，则将是一个不断试图走向供应链高端、促成信息回流和服务对外延展辐射的过程，这才是逐步从被动转化到主动的关键。

（三）从打开国门到外向进取的状态切换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均有其必然性，但均是发展手段和现实要求，而非最终目的；是面对全球化的形势、面对解放生产力诉求的必然选择；是达成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目标的必然通路。因此开放要以自身产业发展为最终目的，以获得更多全球利益为最终结果。

当新兴国家试图全面开启本国产业的国际化征途之时，会发现在他们当初开启国门，迎接贵客时面带微笑的列强们骤然狰狞。一些在他们当初以“亦师亦友”的心态请进门来的国际寡头，开始狙击弱小的竞争对手，“知识产权”门槛高筑、“反倾销”大棒挥舞，而“安全问题”则更在信息产品领域，被作为惯用的题材。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一些官员依然陷于盲目对招商引资的崇拜之中，一些简单不分对象、不分领域地鼓励进出口贸易的政策还持续延续。

一切既有利益的占有者，都试图捍卫和扩大既有利益，国家也不例外，这是国家间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当此前扮演市场和下游配套供应者的新兴国家，试图变成经略全球市场的传统列强的竞争者时，问题必然接踵而来。是否能从简单国门开放完成产业外向进取的转换，将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关键点。

发达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固然有其先发优势，以及成熟的政治与法制设计，但同时其也是建立在全球的红利获取上。新兴发展者的历程是初始助动更多红利形成，后期参与更多红利分配的过程。因此对新兴强者的发展，既有强者将创造便利于前，进行遏制于后。而类似中国这样有超级人口和经济体量的国家，一旦因其全球能力和布局，而加入到红利分配，对那些将中国视为“黄祸”的人来说，不啻为一场梦魇。“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史，则为那些认定中国今天所受到的压迫和挑战只是来自政治因素的人们上了一课。

在向全球市场的开放进取中，新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的“第二种封锁”，这种封锁不是禁运和制裁，而是在进入发达国家（包括其政治同盟国家）市场中面临的各种综合阻力；是进入不发达国家市场时与传统殖民势力的纠缠碰撞。而此时凭借发展升力和发展勇气，在抗住对手多次的攻击波后，所巩固起来的影响边界和势力范围，就将成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位列世界强国之林的国际利益空间。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完成了第一阶段开放后，新兴发展中国家有了第一阶段初步的发展积累，在初步积累了国民财富的同时，也聚集了社会问题，特别是形成了其自身内部的利益集团。其发展受到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和挟制，变得前所未有。通常认为利益集团具有“垄断性、腐朽性和掠夺性”，但西方列强的利益集团，是在其全球殖民时代建立的雏形，并在战后巩固了基于“三个自由”的传统，形成了与国家守夜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同体。因此其发展符合强国自身的战略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集团，则往往利用了发展中国家开始的物质匮乏，依托国内特权生长，全球进取的欲望匮乏，而这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则会成为国家发展的阻碍，包括沦为买办集团。

而发展中国家采用开放式战略，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坚定意志和国家政权能力，把这种“内向型”利益集团，推动改造为“外向型利益”集团，使之成为国家战略利益的长期同路人，使之面向全球市场收割国家红利而转化为国民福利。而一旦闭关自守，我们将看到的是一场瓜分国民利益的盛宴。

这种内外部压力决定了，后退必将崩盘，进取则事在人为。

四、民族产业能力是开放博弈中的基础和支撑

（一）重提民族产业一词的意义

笔者一直是自主可控安全技术的研发者，但在此处不得不忍痛搁置这个政治正确的表达，而重拾“民族产业”一词，则是因为“自主可控”的产业实践，正面临着诸多分支的路口。一方面，认为“只有百分之百从设计、生产完全自闭合的模式才是自主可控”的小农式理想正在旺盛地抬头(而中国本来就有挥之不去的小生产传统)；而另一方面，一些拥有关键资质，但并无坚决突破核心技术的勇气，更没有与境外产品进行长期技术赛跑信心的企业，则注定会尝试与境外寡头寻找新的合作方式。同时，“完全”、“百分之百”自主可控的倾向，则又给了产业虚无主义者以攻击国内产品、技术的品质与内涵的借口。

自主可控是一种“路径+结果”的表达，其相对更具象和窄带，而民族产业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不仅包含技术来源，而且涵盖了商标、品牌、资本、治理等综合层次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出身和供应链的概念问题。比如以作为美国产业能力和生活方式双重标尺的苹果手机为例，其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自主可控”产品吗？其CPU的技术架构来自英国，全球31个国家为其提供了部件配套，中国等国家为其进行组装生产。但这并不妨碍其通过美国国防部安全认证，甚至通过这个认证的产品还包括了作为盟友国家三星生产的Galaxy S4。在现代产业能力中，品牌、综合设计与研发能力以及配套的服务体系，已经是比其实现路径、单点关键技术和供应链归属更重要的因素。企业与品牌的民族属性、国家机构建立的安全标准和安全审查的能力、以及国家外部的战略利益同盟关系，则在全球化时代构成了国家的产业安全根基。对中国来说，对信息产业来说，需要警惕的是百分之百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正以“国家安全”的高尚名义借尸还魂，在每个本应高速发展的领域沉渣泛起。足够的开合意识与收放之力，才是“大气候造就大厂商，大厂商带动大产业，大产业支撑大博弈”的基础。

（二）民族产业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开放式博弈的基础

近期诸多文献，均把“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领域受制于人”作为当前中国网络空间博弈的最大问题看待，这种危机意识固然正确。但这个问题是现象还是本质，是表还是本？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技术落后，还是产业落后？是技不如人，还是企业不如人？

中国有一种“重技术、轻产业”的传统，既对新技术和新概念，有着热度非凡的追求，甚至在其未经用户和市场检验的空想之时，就盲目扶植投入；但又对技术发展的快速性、迭代性和颠覆性没有足够心理准备，把技术当作关键突破后即一劳永逸的东西。技术发展必须有其有效载体，从全球产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这个载体是企业，而非科研院所。而有了领先的企业，才可能有领先的产业，“产业领先”则是“技术先进”的源泉、是 “攻防兼备”的基础、是“战略清晰”的保障。唯有企业的经营循环，才是力量不竭之源泉，国家安全的最大保障来自其旺盛不竭的生产力，特别是从旧生产力走向新生产力的卓越变革之中。

产业为国力之本，这个绝不只是经济和税收意义，更是技术和安全意义。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重商主义、市场万能的观点，散布了空前的自由市场迷信，导致放任境外寡头企业蚕食弱小的民族产业（如饮料食品行业、商业销售连锁等）、腐蚀并消亡国有企业自主研发的决心和能力（如汽车行业），也使官员建立了片面以吸引外资为主要政绩评价的根深蒂固的观点，而缺乏扶植真正的自有品牌、自有技术成长的耐心和信心。

当我们今天极度焦虑于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并为此重新认识到民族信息产业价值的时候，尽管从实际上是“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这种关联思维亦是一种悲哀。一个国家振兴自己的民族产业，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更是一件需要只争朝夕的事情，但却必须用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说明其合理性和紧迫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当前来看，在诸多关键领域，国产产品由于起步太晚，实际能力落后，规模弱小，也并无足够成本投入安全改进。其本身撑不起国家安全的责任，而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此时，避免其过度承担安全责任，让其回归高速发展的本源十分重要。因此从更合理的逻辑关系来看，国家安全应该是民族产业的保障，而国家更加安全和强大的状态理应是民族产业发展的结果。

中国的民族产业（包括信息产业和更为窄带的信息安全产业），长期以来生活在狭隘民族主义者的狂躁症和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软骨病的双路挟持当中。在且战且退中，大量的中国用户进入了以Google为政治正确，以Apple为生活标尺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象，当外部的政治和外交压力需要我们产业做出牺牲之时，我们不是以发展为本质使命，而是需要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来维系正当性的产业体系，将何其脆弱。

最可怕的不是落后，而是对民族产业信仰的集体缺失。

（三）国家能力则是民族产业发展的保障

大国发源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都无法避免地具有两重性，即在其全球发展和利益获取中具有国际性，以及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具有民族性。而国家则需要本国对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美国政商关系的经验与传统值得我们做出更多深入解读。通用总裁曾言“凡有利于通用的事情，即有利于美国，反之亦然”这是产业和国家的关系中值得我们思考的表达。而杜鲁门三个自由的本质，从产业角度上看，正是思想与言论的花粉传播，最终都要让其企业在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收获果实。

在网络空间博弈中，我们过去过度地强调了美国寡头企业对其国家能力的支撑，但并没有真正去分析其国家之手在推动其企业森林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国产业界和情报界的互动由来已久，但这种互动不是简单的产业界单方面为情报界开通便利，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情报界对产业界的支持，使其获得商业上的优势。

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以及捍卫主权的能力，则理应是其民族产业发展保障。但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则往往匮乏经验，缺少战略。其标尺企业一旦对国际市场伸出触角，往往陷于列强国家的阻击打压中，而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笔者不禁要再次引用张文木先生的话：

“国家主权是技术产权的政治保证；民族市场是孵化和试验技术，尤其是国家战略性技术的基地；而独立的研发能力是保持国家科技、尤其是战略性科技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的最基本的前提。”

（四）开放式博弈是民族企业、技术、产品的试金石

斯诺登事件以及中美大国博弈的新形势，确实坚定了中国发展自主核心技术的决心，而对自主可控产品和技术发展来说，最大的陷阱是一旦用政治正确替代对产品实质性的质量和安全性的客观评价，就会实际上导致用行政手段保证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而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进一步弱化了国家信息系统的安全能力。

而在安全性的焦虑下，最容易出现的心理情绪是，期望某一技术、某一解决方案、某一产品一劳永逸的解决安全问题，成为安全永动机。这将导致一些单点技术和产品违背产业和科学规律，无限夸大自身安全价值。甚至会导致一些伪科学、伪技术沉渣泛起。面对可能一哄而起的局面，大量的产品和技术需要“时间”和“空间”的检验。时间就是这些产品技术之间以及与国外竟品的能力、品质与体验的长期竞争；而空间就是向更广阔的市场领域、向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扩展。国内厂商是否有足够持续的投入和决心改善产品；是否能达成对国外同类产品的能力替代和逐步赶超；是否敢于在开放式场景应用，特别是是否敢于角逐国际市场，这些将检验真正的实力与意志。

李克强总理说：“应扶植那些已经拿到市场门票的企业”，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的大胆演绎，要优先扶植那些已经拿到国际市场门票的企业。产品和企业的命运要由市场决定，而不是各种鉴定、评奖。否则企业追逐的就不是市场空间，而是预算立项。这必然导致大量的科技造假。有感于中国科技造假，王选院士曾说：“如果所有鉴定结论都可信，那么中国早就是全球第一科技强国了”。这个问题很难完全由改善科研经费管理机制来实现，而任何鉴定、测评都比不上开放式应用的检验、大规模市场销售的检验，特别是国际市场的检验。这应该是自主可控技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企业能力的试金石。

（五）广泛的“产业统一战线”是开放式博弈的基础

任何大国的博弈，都不是边界清晰的两个实体间的博弈，而是一个试图在能力和势力范围上达成此涨彼消的努力过程，是一个在多边、多角、多层次的复杂全球体系中建立自己更广阔的势力范围的结果。因此在大国之间的博弈中，需要划分出自身的核心层、紧密层、协作层、双方公共的利益相关层，对方的协作层、紧密层和核心层。需要不断扩大自身的层次覆盖范围，把对方的协作层次拉到共同的利益关切层次的结果，同时需要在和对手核心层次和紧密层次间制造裂隙。

一位华侨学者曾对笔者谈及这样一个观点，不要把硅谷企业看成美国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而要把硅谷看成一个可以博弈的舞台。而在当前综合的安全焦虑之下，一些保守和狭隘的心态开始滋生蔓延。例如把所有美国产品，都看成美国情报能力的直接源泉；把所有美国厂商，都看成NSA的直接外延，反而成为近期政治上非常正确的表达。

作为一种国际博弈策略，使用安全作为产业发展的表达语境本无问题。克林顿就于1988年，在美日贸易战的背景中提出了“出口是美国的命脉，贸易是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的口号。但从中方的应对之策来看，则显得运用国家安全题材过度盲目，缺乏系统性的设计。，在其中一些我方并无对位能力的企业和技术的领域，禁用了对方产品后，会导致我方进入无产品可用的尴尬境地，最终是导致对新兴产品盲目支持、揠苗助长，用户丧失信心，同时也会导致国外产品大变身为“自主可控”，贴牌进入，拥有资质的企业沦为掮客。在这个问题上理应集中发力，把棍子打在和美国情报机构互动证据确凿，而我方对位产品有相对成熟的领域中去。

而对以BAT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进行妖魔化，也是保守和狭隘心态的产物。这一批互联网厂商，确实由于历史原因，存在VIE结构、境外资本比例过高等问题。但对这个现状，应该反思的本来是：“为何我们的监管政策没有助动良性发展，反而导致企业从结构上逃逸、国家资本和其他民族资本为何没有相应的敏锐度和投资信心等问题”。但这些没有更多的反思，这些历经磨难艰辛成长为产业巨头的企业，反而在其“出身”和“血统”上遭遇了各种非议和猜测。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曾经指出“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把拥护支持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而如果以一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思路看待大国博弈，就是强调血统论，唯国家机构和国企独“革”，而忽视民企的活力，同时把境外企业、境外资本等彻底视为洪水猛兽。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协作层疏离，而把双方公共的利益层驱赶到对手阵营，而把对手整个阵营压缩为铁板一块。不仅自断支点，也极大局限了自己的博弈手段，压缩了自己的博弈空间。

这种血统论也直接危害到了中国网络安全能力。当前针对网络安全创新企业，国内资本尚不足以形成硅谷的估值溢价能力，而国内信息安全领域的预算也惠及民企较少。此时将形成一个挤出效应，信息安全领域的创业团队可能因前有溢价吸引，后无市场支持而开始外流。而在国内取法足够活跃的创新型安全企业后，人才也会向硅谷加速流失。

反观美国居于领先地位的重要经验，则是对人才、技术、到创业团队的良好吸纳和包容能力。类似先进对称加密算法（AES）到标准散列算法（SHA-3）的全球遴选，几乎形成了全球密码学家为美国打工的模式。

中国的网络安全发展，不仅需要中国智慧，也需要全球智慧；不仅需要自己的坚实核心和能力体系，也需要遍布全球的能力体系和朋友。

同时，在大国博弈中将起到重要而微妙作用的是国际资本的力量，国际资本与列强的相生相伴，有其历史原因，并不意味着资本会对传统列强俯首称臣。资本的逐利性，将导致资本会流入有更高获益能力地域与领域，并最终占到赢家一边。而这则将成为大国竞速博弈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国际资本同样是中国需要以发展速度和实力增长，争取的力量。

五、开放博弈、网络强国

自进入近代社会后，世界各国进入了更快频度的交往流动和更高烈度的冲撞摩擦中。统一的中央政权、具有战略纵深的版图、足够数量的人口基数等等，只是成为强国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构成充分条件。传统强国是先后建立在资本流动之中，建立在地理发现和海权博弈之中，建立在全球殖民地分布和军力投放能力基础之上。而在二战后所形成的国际大体系中，全球进取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旋律，全球市场成为最重要的角斗场。在这个场景条件下，一个大国，想要通过自我封闭、苦心孤诣地耕耘本国市场，来抵挡外部渗透，实现加速发展，只能是“云端布谷之乡中的幻想”。当今中国必须坚定地以信息和其他高科技产业能力角逐全球市场机会，这种能力的建设不仅是支撑中国后续发展的动力，也是对抗重大潜在风险的底气。

不得不看到，中国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依赖挥之不去，而之前庸俗重商主义潜流纵横，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等不当决策影响了国民的幸福指数，也在腐蚀着中国的国家根基。此等情形，不得不让人想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资料记载“1990年日本以全部土地的资产价格可以购买4次比日本大25倍的美国国土，东京都皇宫所在地的价格可以买下加利福尼亚。”1991年日本土地经济最终崩盘，导致了大萧条。但日本在汽车和电子制造等当时的高科技行业依然坚决发展，坚定地与美国进行产业博弈，巩固全球利益纵深，这个产业基础今天依然支撑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仍怀霸权图谋的日本。当时代从汽车之“四轮”到达网络之“万维”，如果没有先进产业的能力支撑，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的顶层设计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产业布局上看，什么样行业的燥热注定是一时昙花，什么样行业的繁荣是强大国本，不言自喻。

再看大洋彼岸的美国，在上世纪末，已经迅速完成了产业布局调整，将其国内产业能力聚焦于信息、军工、航天、生物基因四大高新产业，而将生产制造的下游角色，全面甩手给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值得深思的是，在这种调整中，发展中国家进行“蓝领接盘”后，劳工问题与初期原料和加工生产导致的环境问题则反而成为发展中国家后续发展的障碍。在这种全球分工的调节下，西方列强耸身一摇，洗脱了“资本血腥生长”时代的制度原罪，而反过来指责其他国家的劳工现状。生产力的制高点，同时可以成为道德制高点，这绝不只是价值观的自我包装和经营，而有其必然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前事不远，吾辈之师。

此时需要充分审视我们的现实境遇、战略目标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路径设计。中方在较长的时间，既无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可能性，也并无替代美国成为单极霸权的意图。中国所需要的是在必然到来的骚扰和遏制中，建立有利于自己持续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达成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意图。显然这个目标无法通过封闭自保达成，无法通过在信息领域回归小生产而实现。

大国的国家利益更多的是通过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获取有利位置来保证；靠不断强化产业和技术实力，走向供应链的上游来保证；靠打造全球化的企业、产品和服务，促使全球资本、利润和信息向本国流动来保证；靠驾驭斗而不破的国际竞技规则、挤压竞争对手的国际生存空间、扩展自己的利益领地来保证。而从中美长期博弈，有斗争、有合作的必然性来看，最终强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依存”的状态，让其无法承受（亦难以评估）与中国决裂之代价，才是中方真正实现的战略威慑能力的最优路径，才能让美方降低颠覆与遏制意图、逐渐寻求合作，达成中美间信息相互流动、互有威慑，同时形成全球供应链控制权相互共享的大国战略动态平衡的格局。

如果我们闭关自保，不敢与狼共舞，试图打造一个自给自足的闭环供应链和信息链，这从战略目标上等于放弃了在信息技术领域和网络空间中获取更多国际利益的机会，放弃了已经被改革开放成果证明是正确的路线。并可能因拖慢发展速度，带来更多的国内矛盾。这不禁让笔者想起马克思对于旧中国的评价“不依靠市场，不依靠生产的变迁，以及不依靠外界的历史运动而差不多有完全自给的性质”“这种形式最容易成为社会停滞状态的基础。”

“最大的恐惧是恐惧本身”，这句话用以形容斯诺登事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贴切不过。一个小人物打破的，似乎不仅仅是美国关于网络自由的神话，也有中国开放博弈的勇气。但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迷茫与彷徨。

“网络强国”伟大目标的提出，绝不只是从“网络”这个领域内由“大”变 “强”，而是把网络空间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力点和支点。而“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准确判断，也绝不仅仅是一种自保，而是建立“攻防兼备”的威慑。丘吉尔曾说：“勇气之所以是人类最首要的品质，因为它是其他一切美德的前提和保证。”对个人和团队来说是如此，对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毛泽东同志则告诉我们：“最后的胜利，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对于有着网络强国理想、并选择了网络强国道路的中国，此时信心、勇气、以及对战略选择的坚持，关乎国运。（感谢我的同事Angle Li、宜轩，友人峰星、一江水、黄晟等对本文的贡献）

后记：作为一名普通的信息安全工作者。因知“位卑未敢忘忧国”，写下了这些文字，本文写作历经断断续续的五个月，其后又先后根据多位业内友人的意见三易其稿，此间深感艰难沉重，多次感觉题目过大，难以驾驭，险些放弃。

当结笔之时，看到这些错乱而又有些并不连贯的表达时，我被自己的粗糙吓到了。而同时依然感到还有很多话还没有说。但也许更多的话，不必言明，因为对中国并不强大的信息安全产业来说，其不仅需要我们的观点，更需要我们的行动。

（作者单位：安天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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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Andreessen Horowitz（a16z）是美国目前的顶级风投之一。他们刚刚撰文描绘了未来他们重点关注的16个领域，看完你会觉得，未来其实比想象的还要近呢。本文由醉创业（微信公众号：醉创业）编译。文章比较长，最后有16点的摘要。

其实我们不按“主题”投资，我们投资的是拥有突破性创意的创业者。所以我们一般不会按照某个行业预设的一些理论进行投资。虽然这样说，我们也同时在做一些思考和观察。下面这16个领域就是我们未来会重点关注的投资领域：

1.虚拟现实（VR）

在虚拟现实（VR）的世界里，“临场感“是一种艺术。这是说，一旦VR达到了某种水平，你的大脑就被欺骗了——在最原始最底层的层面——你就会认为你眼前看见的东西是真的。有研究表明，即使你的理性告诉你并没有真的站着一个悬崖边，你鼓起所有勇气准备往下跳，你的原始的掌管动作的大脑部分也会阻止你那么做。

有了“临场感”，你的大脑会让你感觉自己不是带了一个设备而是浸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计算机狂热者和科幻小说作家已经期待VR几十年了。但是早期的尝试，尤其是90年代，很让人失望。因为那时候技术还没有准备好。而由于摩尔定律、以及移动设备蓬勃催生的处理器、屏幕和加速仪等技术的发展——VR终于进入到主流世界了。

我们用一个专有名词“终止怀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来形容我们看电视和电影的体验。这也是说我们在看电影电视时的默认状态是“不相信”。我们只有在足够浸入的时候才能真的“相信”。

而VR技术，情况反了过来。大脑的默认状态是“相信”，相信我们看到的东西是真的。一切从“太无聊”变成了“太强烈”。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我们看到的不是真的。“终止怀疑”变成了“终止相信”。

这意味着有一些软件在VR环境里可能难以成功。比如像《使命召唤》这类大型游戏如果做出VR的东西也许会更令人感到害怕和不安。

而更可能成功的是一些简单的体验。比如：穿越时间看看古罗马是什么样子；攀爬摩天大楼以克服恐高症；为飞机降落进行精准训练；迅速回到你上次度假的地方（因为你当时拍摄了“3D照片”）；和一个失联很久的朋友吃个午餐；像如今在现实生活中与人合作一样，在VR世界中和人建立联系与信任。

未来几十年的VR，会像开始几十年的电影一样。电影制作者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如何编剧、如何拍摄、如何剪辑等等。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建立了电影语言。在VR上我们也将进入这一时期。

VR上会出现很棒的游戏，并且它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都会占据VR这个领域。但从长期来看，游戏只是媒体的一小部分。最开始的电视节目就是新闻栏目和游戏类节目，但如今电视屏幕已经被视为承载内容的输入/输出工具了。

VR会是终极的输入/输出工具。有些人把VR称作“最后的媒体”，因为之后任何媒体都可以在VR之内，用软件产生。回看历史，如今我们在用的电影和电视屏幕可能是电的发明以及VR发明的一个中间状态。孩子们会觉得，他们的祖先原来会盯着一个长方形的东西看并且希望自己相信里面发生的事。

2.企业的“传感器化”（Sensorification）

几年前，一群消费级(2C)的互联网公司看到手机后说了一句“我靠”。他们都看到了，所有的流量以后都会来自于手机而不是PC。为了利用手机带来的商机，以前做的一切都要重做。直到现在，还有公司仍在进行这个转变（而有一些甚至还没开始）。

而在今天的企业环境中，类似的事情也正在发生——企业服务也要迎来“我靠”的时刻了。但这并不是把企业服务带到移动端这么简单。可做的远不止如此。

想想如今智能手机所展示的无限可能性。智能手机的形式及其功能的复杂性都将商业形式引向了以前无法想象的境界（比如共享乘车服务等）。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行业的“传感器化”，加上移动端的浪潮以及友好UI的共同作用。

同样的“传感器化”也要进军企业环境中。

企业UI严重落后。所有那些在智能手机上习以为常的操作动作——缩小，放大，滑动，点击，语音，甚至单纯用手指随意移动——在企业环境中都没有实现。用户界面永远是最后被考虑的，是建完数据库后做的最后一件事。这种情况正在变化。

那么“传感器们”从何而来？想想手机的特点。我们并没有那么多屏幕或者功能可以使用。传感器基本上是连接到信息和动作的“快捷方式”，用户不需要什么操作。比如，我们不用每次都手动输入地址，GPS只要简单地告知手机“你在这儿”就可以自动处理下一步工作了。

在企业环境中，传感器的价值在于成为用户界面的快捷键，甚至有可能消灭打字，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在简单，有趣又有创意的事情上了。

3.机器学习+大数据

在a16z, 我们认为“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是相关的两件事。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需要对各种数据进行更深入地分析和洞察，这点当然是重要的，因为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处在大数据的收集阶段。但在大数据的世界里，最令我们兴奋的创新点是，我们来到了预测阶段——处理收集到信息的能力、学习模式的能力以及基于已知预测未知的能力。

机器学习之于大数据就如同人类学习之于生活经验：人类归纳和总结过去的经验来处理陌生情况。而大数据中的机器学习会复制这种行为，并且是在一个巨大的量级上。

过去的商业智能 (Business Intelligence) 表现为对以往的关注（“在肯塔基州已经卖掉了多少双红色鞋子？”），现在我们则需要预测性的观点（“在肯塔基州将要卖掉多少双红色鞋子？”）。重要的是，机器学习并不是目的本身，它是每个应用的一个“属性”。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功能，“Hey，让我们用这个工具来预测吧。”

以Salesforce为例。目前它只能呈现数据，用户要自己分析这些数据，产生自己的观点。然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Google训练过了，习惯了从成千上百的可能性中筛选要使用的信息来定制我们自己的用户体验。为什么机器做不到呢？企业应用——在每一个能想象出来的案例里——也将更加智能，因为机器可以在海量的数据中不断学习并发展出“观点”。它就像是做任何事的时候都可以帮到你的一个聪明且经验丰富的助手。

在这里，关键的是要形成大数据本身就能带动应用程序来做出动作，而不需要人工干预。（我的同事Frank Chen称它为程序建筑中的“内部大数据”）。

但所有这些都会在基础设施层面推动创新，同时也从中获益。

大数据需要大计算：Hadoop和Spark在大数据技术版图的什么位置

把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看作三步：收集，分析，预测。目前为止，这些步骤彼此分离，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从底层建立生态系统——选择各种工具——并进行针对性实践。

早期的Hadoop堆栈就是收集和储存大数据的例子。它允许其在一大群廉价的服务器上进行简易的数据处理。但Hadoop MapReduce则是批量处理的系统，并不太适合交互式应用；像数据流处理的实时操作；以及其他更复杂的估算。

对于预测性分析，需要一些基础设施，能更快响应人类级规模的交互：今天发生的哪些可能会影响明天？需要一直有大量持续的迭代，让系统智能，让机器“学习”——探索数据，将其形象化，建模，提问，得出答案，导入其他数据，然后重复该过程。

越实时，粒度越细，我们就可以更快响应，更有竞争性。

旧世界中“小数据”的商业智能（BI），只在数据库上放一个小型应用驱动就足够了。而现如今，我们要处理千倍于以前的数据，所以为了速度能跟上，我们需要平行的，以内存为存储机制的的的数据发动机(data engine)。为了大数据能解锁机器学习的价值，为我们在应用层面就展开部署。这也就意味着“大数据”需要“大计算”。

这就是Apache Spark的作用了。因为它是堆栈中内存、大计算的部分，比Hadoop MapReduce快上百倍。同时它还能提供交互性并不局限于批量模式。Spark在哪儿都能运行（包括Hadoop），把大数据处理环境转换成实时数据捕捉和分析环境。

在大数据/大计算生态系统中的每一层面我们都有投资，而这个领域仍有很多创新的余地。因为大数据计算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政府机构和大公司了。即使早期的应用更倾向于出现在数据科学家工作的行业，机器学习作为所有应用的“属性”——尤其是和一个友好的用户界面相结合的时候——就能让大数据进入到各个不同领域，而在这基础之上有机会诞生出很多伟大的公司。

我相信每款应用都将重构来利用此趋势。同时感谢大数据和大计算的革新，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我们处在机器智能加速时期的起始阶段，这会对商业体系和社会产生无限益处。

定义

-大数据：收集大量的信息，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非结构性的。

-大计算：从大数据中提取价值所需的大规模（一般来说是平行的）处理能力。

-机器学习：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不用高级别的算法来解决明显的，命令式的逻辑问题，而是用低级别的算法来发现暗含在数据中的模式。（想想人类的大脑从生活经验中学习vs.从明确的指示中学习的区别）有越多的数据，学习就越有效，这也是机器学习和大数据会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预测性分析：用机器学习来预测未来的产出效果（外推法），或者从已知中推断未知数据点（内推法）。

4.全栈型创业公司

Q：什么是全栈创业公司？你曾经提到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趋势，而且是近年来成功创业公司的很典型模式。

Chris Dixon: 传统的创业公司采取的方式是向企业兜售他们的新技术或者寻求授权。新的全栈创业公司则建造了一个完整的、点对点的产品或者服务从而绕开实体企业或者竞争者。

大公司中很好的对比就是苹果和微软。常年以来，微软只建造全栈当中的一小部分，如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同时依靠合作伙伴生产半导体硬件、文案、组装、零售等等。苹果公司却全部一起做：他们设计自己的芯片、手机软件、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包装、零售等等。苹果告诉世界：如果你可以同时把很多事情一起做好，那么你就有可能创造奇迹。

Q：举个例子？

Dixon：我觉得一个很好地例子就是共乘，例如Lyft和Uber。

在这些公司成立以前，很多创业者试图建立一个让出租车和私家车利用率更高的软件。然后他们出外寻找出租车公司并且向他们推销，使用他们的软件。

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并不奏效。出租车公司并不会把这些软件作为一个竞争优势。他们并没有一个合适的估价机制或者相关人员去评估这样的软件。

所以，当技术创业者试图将自己的技术和软件应用到这些企业里时，很难成功。

此时，像Lyft和Uber这样的公司说：“既然如此，与其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作为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不如使用我们的软件打造整个服务行业。”他们想：“如果我们利用现有技术重头开始，整个行业会是怎样的？”

一旦他们真的做成了，消费者和司机都非常喜欢，这几乎改变了整个行业，而这些公司才创建了几年而已。

Q：自己建立这种点对点的公司的好处是什么？

Dixon：首先，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全栈公司使得创业者得以绕过传统企业以及对新技术抗拒的企业文化。

另一个好处就是全栈企业能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在这之前，虽然他们提供的技术和服务可能非常有价值，但是由于和用户没有产生连接，很难直接从客户身上获利或者搜集正确的数据从而更新自己的产品。

最后，对用户来说，全栈创业公司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因为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这里的区别就是买到一个美好纯正的苹果产品和买到一个由不同小贩组装而成的产品的区别。

Q：嗯，那这是不是所谓的“垂直整合”呢？

Dixon：我觉得全栈创业公司并不是我们传统观念里的垂直一体化企业。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卖油的公司买了供应商，而是一个科技公司建造了一个完成的系统从而使得非科技公司为其服务。在我的观念里，“垂直整合”公司是一个过重而不太实用的说法。

但是诚实地说，我有点后悔称之为“全栈”。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这只是对这种模式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影射说法。“端到端”(end to end)可能更好一些。或者还有一个词是Blii Davidow说的“全产品”(whole prodcut)。

Q：除了你已经分享的例子，还有哪些是全栈企业的例子。

Dixon:Altschool,Buzzfeed,Harry’s,Nest,Tesla,Warby Parker。

Q: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Dixon: 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很多拒绝新技术的传统行业越来越接受新技术，而创业公司也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大而显著的行业包括：教育、健康、食物、运输以及金融服务。任何价格增长超过通货膨胀的行业都是由于缺乏技术支持。

Q：对于全栈创业公司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Dixon: 全栈型创业者关注产品或者服务的方方面面，所以他们需要在除了软件、硬件、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销售、合作关系、企业规章制度之外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需要非常全能的人才能做到。

好消息是一旦他们成功了，对于竞争者来说是极难模仿的。用这种全栈型创业模式将会开创伟大的公司。

5.Containers（注）

试想一下，现在所有APP可以在同一台智能手机上运行的手机不存在，每一个APP都需要一个新的独立的硬件支持。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实现发邮件、玩游戏等功能的话，你得带着一袋子的手机走来走去。

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原本的模型设想就是这样的：不同的应用程序有不同的硬件支持。即便一个APP不被使用，硬件和操作系统照常需要运行，仍然耗费电力和资源，实在是低效。（用一袋子手机打比方来说就是：即便你今天使用的功能只是发邮件，但是这一整天，你还是得带着你那个用于玩游戏的手机走来走去）。

随后就出现了虚拟机，运用集成电脑的思路使得各种APP能够在同一个硬件上运行。因为软件可以在硬件上独立运行，从而使得内存的利用率提高了3到10倍。从数据中心的角度来说，虚拟机使得我们并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操作系统，我们可以在同一台机上同时运行Windows和Linux两个系统。弊端在于，虚拟机必须倚仗一层夹在硬件和操作系统中间的全新软件系统来实现，同时还需要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来管理。这就像一个操作系统叠加另一个操作系统，从而大大影响手机的运行速度，客户体验也变差。

如果虚拟机可以直接在CPU上运行，并不需要中间层来实现，那么这将会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Container出现了。Container和虚拟机实现的目的是一样的，是为了实现APP能够在硬件上共同运行的另一种方式。但是Container可以在不倚仗中间层的情况下运用智能化控制实现应用程序的独立存在和独立运行。

为什么是现在出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Container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他们存在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但是现在风靡也是有原因的。一是因为Windows在数据中心没有那么流行了。和集成器相比，虚拟机存在的劣势在于无法在集合型操作系统上运行。就像Windows在Linux上运行。二是微型服务APP的架构使得Container充满动力。这些APP架构非常适合Container，因为他们可以像乐高积木一样独立拼接。

系统管理人员发现Container之所以好的秘诀在于，它适用于应用程序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设备本身、操作系统或者其他相关的部分，它都是一个集合的整体。同时在避免超负、负荷、以及功能测试等各方面都有所提高，从而使得将很多Container放在同一主机并实现移动的便利变得非常容易。

在我看来，Container的下一步在于数据中心的完善，将所有的Container统一为一个大电脑或者一个客户终端。现在很多的应用程序就像分散的系统，应用程序没有被设限于一个container内。一个应用程序可能存在10个Container在一起运行。如果有1000个应用程序，就有10000个Container在运行。或许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包含全部相互依赖的应用程序的大数据库。

所以这就需要一个总枢纽，管理操作环境并在考虑合理负荷、可靠性以及操作性的基础上，使其被充分利用。这也是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运行良好与否的关键。最重要的是对整个操作环境的综合掌控。这也正是目前亟待实现的。

注：Container：容器，是在编程语言中封装和跟踪零个或更多个组件的对象。

6.数字健康

整个美国只有约100万的医生，但他们马上就有帮手了。

想想CT扫描，或者任何现代医疗设施，离开了里面的代码它们就什么都不是。写代码的人很有可能没有医疗背景，他只是被医疗设备商家认可并雇来写程序的。如今，代表着现代医疗基础的设备通常由懂编程但没有医疗背景的人编写，由懂医疗但不懂编程的人操作。

所以，很大一部分的医疗其实是由没有医疗背景的人实现的。

此外，设备的内部工作机制像黑盒子一样; 医生们通过销售方提供的UI进行操作，通过检索他们脑中的数据来分析读数。不过UI正逐步优化，对医生的分析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低。医生是受益者——设备让他们不必那么费力就得到正确的答案。它们也越来越普及了，通过逐步复杂的程序设计，医疗设备不仅可以由专科医生使用，逐渐也可以由全科医生，护理师，护士，甚至是普通大众也可以通过手机附带的硬件或App来操作。

随着多种个人基因组学，量化自身（quantifed self），移动诊断技术越来越普及，前文提到的最后一步也开始实现了。这些技术从人的身体中获得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存储在我们的手机里，而对数据的分析将由软件来实现。

因此，由非医生进行的医疗诊断更多了。

核心是移动的可编程的医疗记录，存有所有的诊断和测试结果，就像Apple的HealthKit，其核心就是一系列的数据容器，装着你的心率、血压、锻炼等等一系列的数据。

这些诊断史并不一定就是“大数据”；只是这些数据之前没有被追踪或者交叉比对。一旦类似HealthKit的技术获得牵引，上百万的软件工程师都可以在没有医疗背景的情况下开发新的应用，而不用伤害到用户。

现在你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车库里的没有什么学历的男孩可以写出一个前端程序来分析你的邮件，告诉你何时是最佳的回复时间，或用你的邮件数据做出一些有趣，意想不到又很有价值的事。明天呢？也许你很快就会开始更多地依赖车间里开发出的iPhone应用而不是医生来分析你的个人诊断数据了。

7.在线市场

我们持续看到在线市场（例如电商）上的巨大变革。第一代网络公司已经见证像eBay和Craigslist这样的公司成为同行业市场的赢家。但是企业家们还在创建下一代的在线市场。

很多非常有趣的网络商家仍建立在“掏空”Craigslist的基础上，致力于在Craigslist的主要类别上更好地服务用户（例如：转租/短租，假期出租，共乘）。

移动设备使新一代的“移动第一”的市场显示出卓越的易用性，并可以在一天中不断获取市场上的信息。

一类具体的移动应用市场是“人才市场”（我之前谈到过），消费者可以享受特别定制的服务，合同工也可以借此寻找机会。

在线市场被应用到新的领域。其中之一就是将市场动态用于服务商业需求，比如B2B大型设备租赁。

这仅仅是开始。

尽管现在市场出现了很多新的形式（与10-15年前我在eBay看到的相比），我坚信从前的原理仍然适用。

为什么？因为“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学一贯认为这只是一个理论结构，但依据我在很多电商的工作经验，我认为这在现实世界中是真实存在的。

现今的新市场必须培育管理“完全竞争市场”来发展壮大。

首先，什么是“完全竞争市场”？投资百科将它定义为能满足以下五个特征的市场结构——我用eBay的例子来解释：

所有公司销售同一产品。显然不是在eBay上出售的所有商品都相同。但是只有少数商品是真正的独特——“孤品”。最终可比商品间的竞争会带来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通过竞争减少市场的盈余利润。

所有公司都是受价者（price taker）。在eBay上，每个卖家都被迫接受买家愿意为商品支付的价格。一些卖家可以基于交易建立起的信誉要求少量加价，但也是很小的数额。

所有公司拥有相对小的市场份额。因为有大量卖家销售各类的商品，没有任何一个卖家在某一品类占有大量市场份额。在eBay上没有卖家对整个市场有控制力。

买家完全了解商品的市场行情和价格变化。所以市场的工作就是整合商品各维度的透明信息，包括规格参数，成本，安全性。如果奏效参与者会被告知，如果无效久而久之他们就会离开。

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自由。由于进入（和退出）的壁垒很低，这些市场相对平衡有效。eBay上每种品类的竞争都是动态的，但受平衡作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会一直相等。

管理市场的首要工作就是保护，维持并增强这些主要原则。在eBay为了达到这点，我们遵循以下真言：

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而成功。

维持一个完全透明的市场使参与者（尤其是买家）充分了解商品的行情。

致力于安全性使市场为双方提供尽可能安全的环境以增强彼此信任。

为卖家促进更好的经济赋权，建立有效结构，使卖家可以达到市场费用。（我在管理eBay时，我们估计超过一百万的卖家靠在我们上平台赚到的钱生活。）

上面说的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极少有市场在这些原理上投资。

8.安全

目前由两个方面推动着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

1、坏家伙们已经进入了系统

2、云服务和手机——新的平台已经出现

这两点使不同技术和新类型的公司得以产生。

如果我们首先考虑新平台，那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当无法再用防火墙保护数据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怎样去保护手机和云储存里的数据？而传统的数据安全公司都是针对我们的个人数据中心或者个人电脑提供保护。（我说的“保护数据”是指使它远离病毒，且数据不会被提取。）

但是当存在威胁的环境离开个人电脑和个人数据中心转向云服务和手机时——当计算平台发生转变——一批新型公司应运而生。平台转变之时，可能就是新的特许经营企业出现之日。

同样，我们还会满脑子想着坏家伙们已经潜入了系统。

系统被入侵所产生的威胁之巨大，以致于世界上所有的公司不得不认清情势：他们不仅将遭到网络攻击，黑客也已经潜入系统内了……他们只是不知道而已。

于是，在网络攻击发生之时及之后，一批新的公司开始启动并发挥作用。其中一类公司是通过识别破坏是否已经发生以及何处遭到破坏，继而锁定目标，使危害不致蔓延。

另一型公司则是使用技术来观察我们的网络内容和运行情况，持续不断地监控组织内部的正常网络流量并对数据加以存档。一旦发现异常情况，要么对其进行锁定，要么采取其他举措。

这种类型的公司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类别，因为每个人都会遭到网络攻击，所以当异常情况发生时，只是人们反应快慢的问题。

在网络安全领域，我关注的最后一类公司，可以称为反制措施公司。我们怎样反制攻击者从而扭转局势？我们怎样展开进攻?这是维护网络安全的辅助性举措，是稳定凳子的另一条腿。当网络攻击越来越复杂、导致的损失越来越巨大的时候，这种类型的公司就会获得更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在网络安全行业如果不采取反制、不以毒攻毒，就意味着自取灭亡。

9.比特币和Blockchain（最大规模访问量最高的比特币钱包服务提供商）

今年需要思考的三件事：

1.机构接受度

请耐心点儿—比特币合法化仅一年！尽管比特币源代码2009年就出现在网上，直到2014年4月IRS才让其变得合法（2013年12月纽约时报才发布了文章呼吁禁止比特币）。仅仅几个月后，之前和现任官员门便公开嘲笑这一想法并热情地接受了比特币。

也就是说比特币此时才被更为广泛地接受。我们预计今年接受它的机构会有大幅增长。具体来说，很多公司会关注对他们来说比特币意味着什么——可能明年我们就会开始听到人们问“你的比特币策略是什么？”

2.作为一个新的渠道, 比特币带来新的支付工作量

比特币与传统汇款系统不同，就像互联网和电话网络不同一样。你不能指望1988年的电话线路一天能容纳数以百万的推送和点赞，传送几个G的文件或P2P应用。此外，比特币的主要用途不再只是实现“更好的电子转账” ，就像互联网不再主要用于拨打长途语音电话而已。

我们应该期待全新的应用，因为比特币更适合非常小额，非常大额，非常快速，非常国际化的和自动化的交易——而非遗留下来的传统支付渠道。也许从因为信用卡公司的要求而无法用美元完成支付的低风险的、数字化产品开始，基本上就是那些太小额、太奇怪或者太国际化的东西。

3. 作为基础设施的比特币

让我们将一款有内在价值的App作为比特币的一个应用，这不包含任何明确的价格或价格偏好。这就是典型的用Satoshis语言在Blockchain平台编写数据，无论定价为$1还是$100都同样有效。例如，Blockchain可以作为一个身份提供者，亦可作为登录证明存在的分布式数据库。由于它们对于价格波动的稳定性，我认为这类应用会是最受欢迎的比特币工具。

10.云-客户端计算

整个计算产业的历史就是集中式计算和分散式计算的潮起潮落。一开始我们用的是大型机和终端机，所有在大型机上集中运行的东西都会在终端机上展示，后来我们改用更分散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型，即一些东西（比如数据库）在服务器上运行，其他（例如CPU利用率和图像）则在客户端上运行。

再后来从广义上讲我们转移到了网络，计算在云端进行，结果展示在网页或者手机屏幕上。这看起来似乎是分散式的——但其实所有事物都更加集中在了“云端”，各类端点只展示云上产生的东西，端点其实只是所有事物的一个接口。

但是如今通过智能手机我们手里掌握了比几十年前大型计算机时代更强大的处理能力，所以为什么不能将云上的处理转移回端点，转移到手机上呢？本地化处理有其优势，比如说，端点的CPU和存储成本比服务器上的CPU和存储便宜1000倍。而且世界上很多地方，网络连接和数据传送的成本有时候比设备高得多。事实上，端点成为自身的数据中心，或者容器（或容器的某些形式）从手机回归数据中心以及其他可能性并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关键是没有人需要冷却这些设备，这就像是端点免费计算，如果你能控制每个人闲置的CPU和存储能力来分散工作量的话，我们能完成的工作将增加一整个数量级，这其中的潜力还远远未被开发。

以前我们使用客户端-服务器模型的地方，现在都是使用更加分散式的云端-本地计算（Gartner称之为“云/客户端计算”）。这种方法在端点运行有状态的智能应用程序并存储数据，所有东西都与后端的云同步，如果操作系统在端点上并且我们可以控制该端点，那么你就可以在端点之间实现流动性的移动，没有哪个实体能支配或控制整个系统。

注意，端点不只是手机，他们可以是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小设备和链接到网络的显示屏，通过这些设备连接起来的是无比强大的计算能力。计算领域的下一个十年就是关于如何利用这种能力做点什么的十年。

11.众筹

当我们口袋里天天揣着一部智能手机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众筹随时投资任何东西。

直到现在，众筹大部分时候还只是一种偶尔的在PC端上进行的体验。当然了，我们有可能一年也会支持几次新产品发布或者慈善事业，但这不是什么每天都会做的事情。这种情况即将改变，随身携带智能手机，我们不光可以随时登录众筹平台，而且可以随时接触到构成了我们生活中各种社交圈里的人——从家里到学校、从公司到我们居住的社区。

众筹和我们手机上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简单易用、查看即时且使用频繁，它将很快成为人们实现自己想法的重要方式——不管是大创意还是小灵感。众筹将成为我们调动集体财务力量的途径。

在手机上轻轻一点你就可以帮助支持一场政治竞选、组织一次学校野餐、为你的蜜月旅行筹资或者支付一只宠物的手术费用。仅在过去的一年，Snoop Dogg通过众筹集资为Des Moines打橄榄球的孩子们买了头盔和设备；Conan O’Brien通过众筹卖木质表情符号为儿童保护基金筹款；社区居民们团结起来支持经营困难的本地零售商。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众筹正在走向之前从未涉足的领域——它正走向主流，这一点反过来也将会改变很多其他事情。

12.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当谈及物联网对所有旧东西产生的影响时，我们会注意到那些闪亮的新连接起来的小工具，而常常忽视某些东西。在旧东西上添加多个传感器然后将它们连入互联网，我对此非常着迷。

就拿微波炉来说，尽管大家都在慢慢改进，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微波炉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当你（给微波炉）装上各种其他的传感器，如照相机、电子秤、条形码阅读器等的时候，它就能够“看到”你把什么东西放进烤箱，识别食物的品牌和营养成分，甚至可以称重。通过查询云端数据库，它能得知做出可口饭菜所需的时间和强度。随着次数的累积，微波炉学习着按照你喜欢的方式烹饪食物。所有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提供原材料和关上微波炉的门，剩下的就交给这台连网的微波炉吧。

以上情况有时会简化，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给任何一个物品装上链接网络的开关，会发生些什么。和微波炉一样，我们将得到诸如：一所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加热到合适温度的房子；一扇停进车时开启，开出车时关闭的车库门；为所有设备省电等等喜闻乐见的好处。

我们往往更关注荣耀，但平凡也同样重要，甚至更强大。当下，存在着一种有意怀旧的文化。但是，物联网可以带来改变并创造出修缮的新文化。如果你拥有一家家庭管理的小餐厅，不断升级或修理设备令你们不堪重负，现在有了物联网，你能够回答以下问题：是不是因为有人打开了左边的门，导致冰箱额外负载？或因为压缩机失灵，你将失去6000美元的食物？借助计算功率消耗模式、音频波等等信息，能够分析并确定是否需要，在什么时候以及这些设备应该怎样运行。

物联网正在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不太可能遭受灾难性毁灭的世界， 或者至少，我们总能得到提醒吧。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到家的时候，大门会自动解锁欢迎，与此同时，一顿精心烹饪的饭菜也已热气腾腾地等在桌上了。

13.在线视频

YouTube为用户提供无数的视频资源是一个伟大之举，但在帮用户赚钱这一点上，它做的不是很好。原因很可能如下：广告商不愿意为他们没审查过的用户发布的视频支付溢价。

在分享视频的年收入上，YouTube会很吝啬，因为其不存在也可以覆盖如此范围的用户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是现在，就像创业者们慢慢通过建造垂直性的平台慢慢掏空Craigslist那样，很多公司开始打造自己的产品来掏空YouTube了：

许多创业者在建立以一些YouTube分类为垂直目标的公司，努力提高该分类下的用户体验或与用户分享更多的收入。早期案例集中在更短的视频、视频广告、在线视频课程等。

一些领先的平台正在进入市场，Facebook和Twitter都以YouTube为竞争对手进行了许多努力，他们都具有在分布和广告销售上成为YouTube和Google竞争对手的潜力。对于Facebook，它也许会改写整个视频广告的游戏规则并在整体上影响广告的传播。（还记得宝洁公司的“谢谢妈妈”的广告吗？还记得今年夏天开始的冰桶挑战吗？）

其他重量级玩家也会进入市场。据报道，Yahoo在进行一个大的视频计划。在其现有的选择之外，Amazon通过Twitch又有了新的进入视频领域的角度。与此同时，其他传播和信息平台（像刚发布了网页版的WhatsApp）都是视频领域内潜在的竞争者。电视台不久也会加入到这场竞争中来。在线视频产业会呈现非常激烈的竞争状态。

一些启示是：

在传统广告之外，视频会出现新的商业模式。事实上，如果没有YouTube和Facebook的规模，各平台就要寻找更具创意的赚钱方式，不管是通过订阅，微支付，独家预览，社区福利还是其他什么方式。

视频广告自身也会改变成新的传播模式。如果想想目前最主要的视频平台是由一家搜索巨头持有的话，你会发现这点也是成立的。在媒体领域里原生广告的发展状况也会迁移到视频上，毕竟许多视频广告商也一直在担忧他们的品牌定位与UGC内容的兼容性。

平台不关心制作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YouTube的“明星们”为YouTube贡献了大量的点击，但是许多这些点击都没有成为有价值的收入。随着蛋糕越做越大，每个人都需要分到一杯羹。在大部分的媒体商业中，创作者通常会获得收益。对于成功而长期的任何一个连结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双边市场来说，这都非常重要。

以上的这些还没提到曾经或正在流行的一些媒体形式（比如播客, 动漫等），以及一些全新的平台（VR，AR等），它们能创造出与视频不同的新形式的内容。

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在线视频前路慢慢，所以哪怕只有一点竞争，事情也会变得非常有趣。

14.保险

保险是在分发风险。随着软件和数据的巨大进步，我们购买并体验保险产品的方式难道不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吗？实际上，软件将彻底改写我们购买和体验保险产品的方方面面——医疗，家居，汽车，生活等。具体为：

通过改变保险公司对风险的估价

如今有许多信号可以供保险公司参考，以便他们制定出我们应缴纳的保险费价格。在安全社区小心驾驶的司机与在事故易发路口横冲直撞的司机即使是在上保同一辆车时，也应该支付不同金额——但所有这些数据并不能在全年的里程表读数中看出来。水务（比如漏水）是投保家庭险的客户索赔的主要来源之一：我们为什么不向安装了水传感器的客户收取更少的费用呢，因为如果得知正在漏水，他们可以在得到昂贵的修复之前就阻止它。

新的数据源、更好的数据、持续的数据报告——移动手机和廉价上网设备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通过维系保险公司和投保人间的可持续关系

今天，我们与保险公司的联系基本就是他们每月给我们发送的帐单。因为你的账单上大面积打印着字体相同的大写字母……     因为程序当时就是那么写的。

什么样的保险公司能帮助在生活中做出明智的决定？例如：能用导航帮你绕过危险的十字路口的汽车保险公司;当地面上的水接近热水器时，能自动检测并派来管道工维修的家庭保险公司;或者能为你找到同样在减肥健身的朋友的健康保险公司？

通过鼓励我们注意安全，保险公司可以维持较低的支出。一家心系客户利益的保险公司会让我们如沐春风——因为有时候即使大家的利益一致，感觉起来并不是这样。

通过改变保险公司配置资金的方式

从历史上看，我们已经看过共同保险公司（由政策制定者拥有的保险公司）和股票保险公司（股东拥有的保险公司）。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众包（人人都可参与）的保险公司，正如我们已经看到金融系统的其他环节一样。既然众包在个人贷款、学生贷款、小企业贷款上表现出色，保险为什么不试试呢？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由于独立于股票或债券市场，这样可以使投资的资产类别多样化。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一个便宜的汇集资金的方式。

当然，其中一些的实现需要改变现行的制度。毕竟时代不同了，有些制度不再适用。世界正在改变，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死水一般的保险生态系统吧。

15.开发运营（DevOps）

2001年，当一群开发人员聚在一起探讨一套新的软件开发“轻量”方法时，敏捷宣言诞生了。本质上，这份宣言帮助人们编撰整理了各自独立发现的纷繁复杂的知识，这些知识已被Hotmail,Yahoo和其他初代互联网企业证实有效，并最终成为了现在称之为“开发运营”（采用维基百科的说法）的基础：

开发运营（“开发”和“运营”的合成词）是一种强调软件开发人员和信息技术专业人员之间的沟通、协作和整合的一种软件开发方法，作为对软件开发和IT运营之间相互依赖性的一种反应，开发运营旨在帮助企业快速生成软件产品和服务——并提高运营效果。

但是开发运营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而是现代编程人员必须具备的一项技能——并在渐渐成为一个独立部门（当然仍在争议）。

虽然敏捷宣言不是网络/SaaS/云组织迂回发展的直接结果，但是通过强调这些当时的新兴技术对跨部门合作、交流以及更短的发布周期的需求，它还是触动了人们的神经。

超大规模的云数据中心的崛起使得这项工作更加艰难，因为开发人员必须设计出将代码推送到数以千计的平行展开的服务器上的共造工具和复杂脚本。这种复杂的云结构——再加上开发运营活动如今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机遇，从帮助开发人员和公司管理整个流程开始，未来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16.失败

成功是新的失败。(Success is the new failure.)

“企业的目标不是迅速失败。目标应该是长远的成功。这两件事是不同的。”

以下是16 things的全文摘要

我们不按“主题”投资，我们投资的是拥有突破性创意的创业者。所以我们不会在按照某个行业预设的一些理论进行投资。虽然是这样，但我们也在思考和观察一些事，现在和你们分享。这16个领域是我们会重点关注的投资领域。

（还有一些我们关注的领域之前在其他地方已经提到过了，比如“软件吞噬世界”专题，SaaS专题，和“政府+科技”专题）。

1、虚拟现实（VR）

在虚拟现实的世界里，“相信”是一种默认状态。VR会是终极的输入/输出工具。有些人把VR称作“最后的媒体”，因为任何之后的媒体都可以在VR之内，用软件产生。

2、企业的“传感器化“

智能手机的到来，让我们能在企业服务这件事上产生出更多神奇的事情。

3、机器学习+大数据

过去的商业智能 (Business Intelligence) 表现为对以往的关注（“在肯塔基州已经卖掉了多少双红色鞋子？”），现在我们则需要预测性的观点（“在肯塔基州将要卖掉多少双红色鞋子？”）。重要的是，机器学习并不是目的本身…它是每个应用的一个“属性”。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功能。

4、全栈型创业公司

传统的创业公司采取的方式是向企业兜售他们的新技术或者寻求授权。新的全栈创业公司则建造了一个完整的、端到端的产品或者服务从而绕开实体企业或者竞争者。比如Uber或者Tesla。

5、Containers（容器）

Container可以在不倚仗中间层的情况下运用智能化控制实现应用程序的独立存在和独立运行。

6、数字健康

现在你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车库里的没有什么学历的男孩可以写出一个前端程序来分析你的邮件，告诉你何时是最佳的回复时间，或用你的邮件数据做出一些有趣，意想不到又很有价值的事。明天呢？也许你很快就会开始更多地依赖车间里开发出的iPhone应用而不是医生来分析你的个人诊断数据了。

7. 在线市场

eBay和Craigslist的时代正在过去，新时代的在线市场平台正在到来。

8. 安全

传统的数据安全公司都是针对我们的个人数据中心或者个人电脑提供保护。当无法再用防火墙保护数据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怎样去保护手机和云储存里的数据？

9. 比特币和Blockchain

比特币与传统汇款系统不同，就像互联网和电话网络不同一样。你不能指望1988年的电话线路一天能容纳数以百万的推送和点赞，传送几个G的文件或P2P应用。此外，比特币的主要用途不再只是实现“更好的电子转账” ，就像互联网不再主要用于拨打长途语音电话而已。

10. 云-客户端计算

如今通过智能手机我们手里掌握了比几十年前大型计算机时代更强大的处理能力，所以为什么不能将云上的处理转移回端点，转移到手机上呢？

11.众筹

众筹和我们手机上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简单易用、查看即时且使用频繁，它将很快成为人们实现自己想法的重要方式——不管是大创意还是小灵感。众筹将成为我们调动集体财务力量的途径。

12.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给任何一个物品装上链接网络的开关，会发生些什么。

13. 在线视频

YouTube很伟大，但它更有太多的缺陷。

14. 保险

新的数据源、更好的数据、持续的数据报告——移动手机和廉价上网设备让更好的保险计划成为可能。

15. 开发运营（DevOps）

超大规模的云数据中心的崛起使得这项工作更加艰难，因为开发人员必须设计出将代码推送到数以千计的平行展开的服务器上的共造工具和复杂脚本。这种复杂的云结构——再加上开发运营活动如今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机遇。

16. 失败

“企业的目标不是迅速失败。目标应该是长远的成功。这两件事是不同的。”

来源: 虎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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