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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新光：开放博弈方能网络强国

——建立产业能力支撑下的外向型网络空间战略观

编者按：在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的道路上，发展始终是硬道理；在互通互联的网络空间，开放博弈显然要真功夫。我们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网络治理观，实现中华民族网络强国的宏伟目标，就需要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为“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坚持开放的安全观和发展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对等制衡”的产业大格局。安天实验室是获得国际知名测评机构年度奖项的网络安全民族自主厂商，其创始人、首席架构师肖新光带领团队创业十四年，为“技术先进”而践行，为“战略清晰”而建言。他认为“开放博弈不仅是一种发展观，也是一种安全观”，并基于发展中国家开放之路的阶段性特点，洞察国家网络空间治理能力、产业能力和开放式博弈策略的关系，将民族产业能力作为开放博弈的基础和支撑，提出了“开放博弈、网络强国”的外向型网络空间战略观，值得上升到国家网络空间战略层面予以高度重视。

在国际层面上，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

一、开放式博弈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选择

当今之中国，正处于一种复杂的矛盾纠结当中。一方面，GDP总量和经济规模如此之庞大、外汇储备如此之丰富，以致有部分国人简单地认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强国仿佛已经指日可待；而另一方面，对自身网络安全能力却又如此之不自信，以致不断有声音认定，在信息技术领域，乃至在网络空间中，中国唯有建立一个完全自闭合的供应链与自循环的信息链方能安全自保，甚至认定中国必须重建一个新的网络体系，否则就不能防范对外的攻击。

妄自尊大引发盲动，妄自菲薄导致保守。而这些观点，又莫不以各种层面的中美对比为基础。此时，唯有真正厘清大国博弈现状，方能正本清源。

“美国领跑，中国跟跑，其他国家正在掉队”，这是当前网络信息产业、包括网络空间中的国家竞技图景。但中方的博弈水平与飞速发展的产业体量相比，成长相对缓慢；而与美国相比，似乎已经不在同一层面。因此有人用 “被动尴尬”四个字，来概括中国在当前网络空间博弈中的状态。所谓“被动”是综合能力的劣势体现，而所谓“尴尬”是遭遇各种指责打压后，无法实现有效反制的窘迫状态。

（一）中国在网络空间博弈中因何被动？

究“被动”之原因，如果只是解读为若干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则似乎过于狭隘。而应从更宏观的大场景下，从供应链、信息链和服务能力分布方面来进行解读。

从供应链上来看，尽管中美都是国际供应链上的重要环节，但供应链的上游相关核心技术地带已被美方把持；大量国际知名产品和服务品牌也为美方企业所有。中方尽管对供应链也有较大贡献，但更多是位于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实际依托的是密集劳动力输出。以苹果手机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例，其中高溢价的品牌无形资产、整体设计、核心软硬件系统等等，都把持在美方；而中国则提供了大量低利润的代工厂作为生产环节。而反过来，中国又是苹果产品的重要消费市场。而这其中的“剪刀差”，则不仅是苹果富可敌国的高额利润，也正是美国的国家红利。

从信息链上来看，在全球信息流动中，通过美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优质、免费的、富有创造力的互联网产品与服务，全球数据主动向美国汇集，美国成为全球数据的中心。数据作为“网络空间时代的石油”，是未来社会生活、产业竞争、大国博弈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对全球数据的创造、提炼和攫取，完全不需要美方像当年利益博弈和能源保障一样付出战争成本、背负道义十字架；恰恰相反，价值、文化与服务的同步输出能力成为数据获取能力的基础。这种新模式，以一种极度“文明”的方式推动着世界版图向单极世界倾斜，加大着“剪刀差”的高度，连欧洲传统列强对此都无可奈何。

从服务分布上来看，通过先发优势、成熟的连锁制度、全球能力保障，美国综合服务能力也已几乎到达全球每个角落。产品、信息、服务，作为美国获取全球红利的三个支点，综合能力之强、体系之系统，远超出常人的想象。而中国（也包括世界其他国家）在网络空间领域的被动，对美国产品中植入后门的担心、对数据被攫取的忧虑，也都是这种大的格局被动的结果之一。

尽管这个局面带给中国极大的心理焦虑和恐慌，以至于有人希望退回原点，封闭自保，甚至认为今日之被动，乃当初接入Internet之祸，具体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但可以想象：假如当时不进行改革开放，不拥抱最新的信息技术，不加入国际循环，我们今天全部的发展和成就都无从谈起。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发展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超量的外汇储备、形成了包括若干初具规模和国际博弈能力的IT与互联网企业，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同时在知识、观念上都初步具备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大国的可能。因此这种被动，是在已经初步获取了博弈筹码与加速度，但实力尚未超越对手的一种体现；是由不被对手所重视，到让对手焦虑的体现。因此这种被动，从轨迹上来看，其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但也只属于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二）中国在网络空间博弈中因何尴尬？

“尴尬”是中方在当前网络空间博弈中的另一境遇。这种尴尬正是源于美方不断对所谓“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进行的指责和炒作，而美方昭然于世的大量的入侵、渗透、监听的行为，却不能为中方准确发现和予以舆论回击。中方更多的博弈素材来自斯诺登的爆料，这就是博弈能力不足的真实体现。

相对于“被动”来说，“尴尬”却往往被忽略和掩盖，皆因“被动”可以被作为承载各种预算的“箩筐”，而“尴尬”却是必须迎击的“子弹”。得利于前者只需用故事，而应对后者则需真正的实力。

在斯诺登事件出现之前，美方通过其综合的技术、舆论优势打造了“西方是网络攻击的唯一受害者、中国是网络安全公敌”的两个“假象”。而对这两个“假象”，中方的破袭反制缺乏及时性和彻底性。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美方Mandiant、FireEye、Crowdstrike等网络安全公司持续详细披露所谓中方对美国攻击的相关证据与推导过程，为两个“假象”提供了非常具体的论据支撑，而这正是造成中方舆论和外交被动的关键因素。而中方应对则显得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外交层面的简单否定、技术层面在宏观和态势上的数据分析，对中国遭受网络攻击的总体状况进行了介绍，这种方式过于粗放，很难在国际舆论和斗争中占得主动。如果不能正视这些问题带来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的损失，特别是给中国产业走向全球带来的影响，就不能坚定博弈与反制的决心。

大国间的相互尊重和规则的达成，取决于相互伤害的能力。网络空间的规则也注定需要这样建立起来。冷战时期苏美两个阵营在情报等方面的作业原则，是靠相互发现、披露、扣留、驱逐的长期斗争，最终达成一种相对缄默、各自遵守潜规则的战略平衡。中国唯有能有效地发现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行为，特别是能将西方国家及其盟友对中国具体目标的攻击分析清楚、揭露出来，直指其幕后力量，将之曝光于国际舆论之下，才有可能改变尴尬的局面。而这种能力就是对网络入侵攻击发现、分析、溯源、反制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网络安全企业来承载，亦需要国家安全的外向布局为保障，这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支点之一。而令人深思的是，斯诺登事件的出现，仿佛为中国赢得了一个短暂的战略喘息期。但从实际效果看，因对手栽了跟头，此前痛定思痛的决心反而有所减弱，相关博弈能力的提升进展迟缓。大国博弈中突发事件的因果逆变，值得深思。

（三）开放与博弈均无法避免

“被动尴尬”是一个既定事实，但并不是格局全貌。网络安全是整个网络空间的要素，但绝不是其全部。从整个信息产业和公共网络服务本身来看，中国早已走入了全球大循环，并在这个循环中获得了初步发展，也为这个循环做出了并继续做出着自己的贡献。中国需要在全球大循环中获取国家利益，并需要承担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综合责任。供应链和信息链全球化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产业和发展机遇，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在这个层面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臆想中的自闭合与自循环。，

更有害的自闭，是以封闭式的臆想来制定战略——任何大国的国家战略制定都不是孤立的，不是等自己摆好了阵型，对手才来攻击的，而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对手共同作用的结果。战略制定不可能单纯基于内部情况和自我抚慰心理恐慌的需要，而不考虑国际的大气候；战略的执行更不可能是一个闭门造车的结果，而必然是一个磨合碰撞不断挤压的过程。

一个国家是否争取强国地位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但这种企图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其他国家会做出什么反应。

相对于美国这个领跑者，中国在全球博弈中处于跟跑位置，但与领跑者的间距正在缓慢缩小。以历史经验来看，居于领跑地位的国家莫不将这种跟跑视为对其既有利益格局的挑战，因此必然进行反制。这种反制具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特点，不是跟跑国家所能决定的，而是由领跑国家所决定的。除非中国自己愿意退出发展轨道，否则所面临的战略遏制与骚扰，以及战略发展带来的地缘威胁变化都将无法停止。而居于跟跑地位的国家，在制定策略中自然不可能不受到领跑国家的影响，这个政策的合理路径，是需要在系统对位分析了自身与领跑国家的能力特点和竞争态势后，才能制定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解决方案。这也给我们的战略设计提出了考验。

从国家发展、产业进步与民生改善的诉求来看，开放是一种必然；从大国竞合、国际生存的规律来看，博弈则无法避免。而有趣的是，跟跑国家无法决定自己被遏制的命运，但领跑国家选择何种遏制方式，却又与跟跑国家自身的能力结构与跟跑方式有关。这种遏制既可能选择在领跑国家拥有最大优势的方向，以获得战略的主动和位势差（如围绕中国沿海的空海一体战策略），但也同样可能选择在跟跑国家跟进最为迅捷，领跑国家最担心被赶超的方向上。网络空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具有双重特质，在对抗中显示着能力不足的被动尴尬，而在发展中具有着空前的体量和勃勃的生机。不管各界对前者如何解读，后者毫无疑问是我们大胆开放、放手发展的结果。三十六年前，中国在 “积重难返”的艰难时刻，毅然走向了改革开放之路，正为我们今天的抉择提供了一个借鉴的支点。在网络空间领域，中国是更为主动地、有明确目的和针对性地投入全球开放式博弈？还是始终保持弱者心态，在畏缩中被拉上竞技场，以致在自我封闭、自断机遇后被对手步步紧逼？

二、开放博弈不止是一种发展观，也是一种安全观

开放并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目的；开放是为了更好发展，发展需要安全的保障。但二者之规律不尽于此：在各国均高速发展的时代，长治久安绝不是一时的金城汤池，而是发展速度和发展状态的比拼。开放既引入了不确定的风险，而同时也在增加对对手施以影响、形成威慑的能力。最终的胜负由发展中所积累的实力为筹码，开放博弈不只是一种发展观，也是一种安全观。

（一）封闭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安全

笔者作为一名长期站在信息安全防御第一线的技术人员，对“自闭以自保”的观点，始终不敢苟同。从关键信息系统的角度来看，局部环境的封闭、部分信息产品的专有，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攻击的复杂性和难度。但由于对手攻击的针对性之强、具有的基础之雄厚、承担成本的能力之大。我们所期待的安全境界，远非简单封闭隔离所能达成，也远不是靠自给自足所能获取。

全球的监控能力并不是美方在网络时代才具有的，而是一直被美国作为维持其全球战略利益的基石。早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美国的梯队等系统的电磁获取能力已经可以基本覆盖全球。美方的情报能力通过传统的人脉体系、电磁体系和网络体系实现综合采集，同时凭借其大数据分析能力和庞大的分析团队汇总整合，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庞然怪兽。这种他人无法企及的情报能力为美国全球霸权和全球利益提供了非常好的支点，并在一些历史节点(如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为以色列提供关键情报)扮演了重要胜负手的角色。而中方在情报对抗中的劣势也同样不是在网络时代才出现的，而是早早就被其太空、高空、海洋的侦查探测能力所包围。但今天的国际格局表明，这种情报能力差并不能遏制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其可能是历史演变的催化剂，但并不能逆转和停滞历史的进程。而如果我们不是全力加速发展，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是选择躲躲藏藏，那么我们的发展进程显然会被大大拖慢。因此过高估计美国的信息获取能力对战略的影响，不惜慢一点，稳一点，反过来就会让斯诺登事件从美方的“林冲夜奔”，变为中方的“蒋干中计”，从“局部利好”，变成“战略欺诈”。

当前，中国正在开展推动全面的关键信息系统产品的自主替代，基础关键设施和信息产品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令人欢欣鼓舞。但同时，认为“自主必然可控，自主必然安全”则是严重的认识误区。最直接的例子，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信息产品最“自主”的国家，但也同样遭到各种网络攻击，说明“自主”并不等于“可控”，安全可控一定有其客观规律，而绝对的安全可控亦从不存在。而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则已经出现用自主可控的政治正确替代严格的产品评测和市场选择、以国产化率衡量判断安全能力的倾向。

这些观点的合理性基础，就是美国信息产品的“后门”问题。在各种场合中，“后门”均作为最大的威胁被提及。笔者认为：美方拥有着产业链的上游优势，同时曾有曝光污染安全标准、内置后门等的前科。但美方对产品后门利用的深度、频度和综合效果均被目前主流观点高估。在双方不进行激烈军事对抗的情况下，美方对这些后门的使用是谨慎的、有高度针对性的，而绝非普遍性的。我方因此面临的心理恐慌所造成的影响危害，已经远远超出了其现实危害。而在目前已经暴露的攻击来看，美方直接网络攻击能量更多来自其强大的漏洞挖掘能力、制式化的间谍装备体系和无与伦比情报作业想象力。而这些反而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研究而被忽略。

大国博弈策略的制定，必须同时分析其现实能力体系、其已经被使用的能力点和使用的程度、以及在对抗烈度变化后其手段扩展与不同状态下的底线。将对手有限的行为视为全面的行为；将未来可能性作为现实的事实，都是就会成为自我恐吓。而夸大和臆想对手某一方面的能力和行为，则容易堕入阴谋论怪圈，并可能忽略其他真正的威胁。

国内攻防领域多位研究者都忧心忡忡地提出，国产自主可控系统替代境外产品，在较长时间内是用大量漏洞、但可能没有后门的系统来替代有少量漏洞但可能有后门的系统。如何改善国产信息产品的安全性，将是一个长期课题。而国产的信息产品，能否凭借有限的市场空间，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安全生态体系，则是更为严峻的课题。而最坏的情况是，国产系统的安全性，或一方面因政治正确而不进行有效的安全审查；而另一方面，又因自身的封闭，加之没有足够的安全考量和安全预算，而不被技术爱好者和专业安全公司关注。那时，最熟悉中国信息系统的将是具有强大漏洞挖掘能力和坚决攻击意愿的境外攻击者。届时，整个政务系统和其他关键信息系统的安全将处于比目前更为危险的境地。

当前产业自闭的风险，不仅是产品风险，也有应用策略的风险，当前我们在信息系统使用上心态谨慎、规范死板，不惜拖慢效率，全力保证安全。但有趣的是，在出现了斯诺登这种重大泄密事件后，美方反而继续把推动信息共享作为其未来发展的重大举措。通过信息共享来推动快速发展，来对冲泄密风险，同时甩开模仿者，降低今后泄密和遭遇入侵事件的后果影响，成为美方的选择。而全面的信息共享同时也推动了美国安全技术有了全新的发展和施展空间。这种一反一正的效果，宛如两骑追逐，追逐者恐怕中了回马枪，而勒缰下马卧倒；而领先者自然可以绝尘而去。

（二）发展才是最大的安全，发展也是最大的政治

我国从积贫积弱，走向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跌宕曲折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竭、冲破阻力追求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通过自身进步与努力找到自身安全支点的过程。

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国家安全绝不来自于单纯的“深挖洞、广积粮”的战备自保，而在于在大国讹诈的阴影下，坚定地发展了自己的两弹一星。而国际地位的全面提升，亦非来自关门主义，而在于敢于在美苏争霸的格局中走出国门，广泛地团结了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自己事实上的价值同盟。而第二个“三十年”解放了第一阶段尚被禁锢的生产力，从一个人口大国变成经济大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也不断提升。如果我们去摸索西方视角下的潜意识心理，新中国从被遏制、封锁和讹诈的对象，到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互动者，再到被当作一个真正的假想敌的过程，一方面是因世界格局变化引发中国的外交风向变迁，同时也正是中国实力发展的写照。因此今天我们遇到的外部威胁，更多的是先发国家对中国崛起威胁到其全球利益，所主动发起的遏制；而在此前，则更多是因为我们落后所面临的窘境，这两种境遇是完全不同的。

这种安全境界的变化，正是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有勇气打开国门的结果。而网络信息产业和技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后期重点的跟跑模仿领域，虽然相比美国有很大差距，但却诞生了多个已经具备规模的企业，拥有大量的人才储备积累，拥有庞大的从业人员规模，从综合服务能力上来看，正在超越传统欧洲列强阵营，而进入了对领头羊美国直接跟跑的轨迹。

这种发展势头，显然不是简单的美方产品中“后门”所能遏制和阻止的，最大的可能反而是我们自己因为畏首畏尾停下脚步，信息技术“宁可发展慢一点，也要安全的思路”，可能适用于极少数高保密的场合，但绝不适合于整个的社会民生体系。放手发展，以速度换平衡，以发展保安全，是我们过去三十年的经验，也是我们今天的勇气之源。

而关注网络空间安全这个领域，“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也有其具体内涵，这不仅是信息技术与信息安全技术的关系，也是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与信息安全水平本身的关系。由于信息系统快速演进，攻击手段不断升级。安全技术不可能一劳永逸，也必须快速改善迭代，才可能跟上信息技术发展的脚步。而关门封闭的安全永动机幻想，不仅不能真正实现安全防护，反而将从攻防双向都拖慢安全技术的发展。美国的信息安全产业星群，从八十年代起，不断发展演变，技术持续创新、理念不断尝试、不断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并购此起彼伏。美国的良性市场环境和创新机制和资本助动，加之“爱因斯坦计划”等战略项目牵引。催生了安全产品和厂商的快速迭代。也造就了类似FireEye这样的新锐明星企业，而FireEye技术人员，援助菲律宾等美国同盟国家的事实，已经证明安全产业不仅是一种防御能力、也是一种可以输出的进取能力。

而在我们非常焦虑的领域，看看对手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建立新的视野和格局，美国资深情报分析专家Robert M. Clark在《Intelligence Analysis（情报分析）》中指出:

“战略冲突的首要规则是：进攻方总会取得胜利。赢得战略冲突的最好方法是采用攻势，例如，向外国情报机构提供假消息而不是阻止它获得消息，最终将削弱对手对其情报机构的信任。”

（三）追求我中无人，不如追求人中有我

在全球网络服务和大数据时代，传统的数据和保密观亦正在被无情颠覆。在大数据的时代，我们清晰地看到，真正具有全局战略性的信息获取能力，并不仅仅是（甚至不再是）获取对方在传统保密领域中所保护的那些国家和商业秘密，而是对他国全民信息的再造、获取、组织和挖掘。这种模式的精华并非是对既有成型数据的获取，而是数据的再创造、数据关系的发现与数据价值的挖掘，因此其本质并不是要（也不可能做到）克隆出一个Twitter或者Facebook，而是创造出新的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形式，能实现差异化的普遍存在。数据作为一个网络空间乃至未来人类社会新石油的特点，可以有不同的构造方式，在不同的体系中呈现不同的价值。从数据本身的可复制性上看，其似乎并非不可再生资源。但又因特定的服务模式对用户的独占，而无法再造。而对数据的克隆拷贝又因其失去其原有的组织形式和维护能力而丧失其本身战略意义。

这种能力是靠互联网厂商的公开包括免费的服务达成的，其覆盖程度，对关系和轨迹的揭示深度，是通过传统的后门、攻击、人工探测等情报手段所无法达成的，也是通过传统的关口、检查所无法遏制的。就算可以抵住很强的外交和内部舆论压力，一段时间内封堵对方的某个厂商服务，但绝不可能是长久之策。

中国既有的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基础，正是几家中国互联网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已经成为多数中国用户的首选，从而使中国在全球互联网版图上有了一块独特的领域。其尽管目前尚未像美国寡头厂商一样纵横全球，但已经在国内立稳根基。唯有这些厂商进一步走出去，为全球用户所接受，才可能逐渐影响全球的网络信息流向，从而促使一个新平衡的出现。

而从供应链安全来看，中方之恐慌，乃对美方把持上游核心技术情况下，中方担心受制于人。但有趣的事情是，这个恐慌问题对美方同样存在，由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美方对于中国产品（哪怕是初级工业品）进入其核心领域也同样有深深疑惧，如美国F35战机使用中国产磁铁引发的争议就是这种疑惧的代表。这一方面，说明中国进行对等的市场反应并不过度，而另一方面也表明，供应链全球化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抗拒和避免的，积极的产品输出，积极的产业进取，获取更好的供应链角色，才能导致态势均衡，才是博弈场的最好筹码。所以因应之策绝非对美国产品的简单封杀和打压，以便自己关门制造封闭本土市场；对等反制只能是一种因应之策，只能赢得缓冲时间，但最终让中国的IT产品和网络服务达到全球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美国全球监听的大背景下，中方恰恰应该进行产品的严格安全审计，提升安全等级，有效减少安全缺陷，全面提升中国产品的安全能力，从中国政府到中国企业应郑重做出产品无后门的承诺。让第三世界国家产品选择的心理平衡逐渐走向中方。同时也积极推动产品和服务对等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一种对等的心理威慑。而中国互联网厂商的全球进取，则使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数据中心，这样将为从目前的单极世界演化出一个更为平衡的、平等的世界建立基础。

走出去，也不仅仅是中国IT和互联网企业的使命，为中国网络安全保驾护航的中国安全企业也同样需要实现全球化发展。笔者2001年在《超越技术视野的中国信息安全问题》中曾指出：“当中国信息安全企业可以与NAI等业界泰斗平等对话乃至有超越之势时，我们的安全恐惧症会自然消失，整个安全秩序自然会攻守易型。”时易时移，过早走上的兼并之路，又缺少足够的整合能力，让NAI已经解体，而NAI联盟的主体企业McAfee也已经被Intel收购，但美国硅谷信息产业星群依然强大，不仅成为美国网络安全防护的中流砥柱，也依然引领全球信息安全产品市场，但中国多数安全企业依然弱小，走出国门者寥寥无几。我们依然在起点，但并非没有进步。

我中无人，未必安全；人中有我，方成威慑。

三、新兴发展中国家开放之路的阶段性特点

（一）第一阶段：打开国门、加速发展、付出代价

上世纪中叶，作为二战全球格局后变化的一部分，民族独立的浪潮开始冲击传统列强与其殖民体系，发展中一些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登上历史舞台。这些国家有的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秩序，以致迄今未能摆脱动荡泥沼；有的虽一度成为地方强权，但没有摆脱强人政治怪圈，导致国运大起大落；但也有一部分国家在建立起国家治理能力后，逐步通过打开国门、开放市场和利用外资，实现了初步的发展和繁荣。

“新中国的独立自强于前，改革开放于后”的历程是全球战后发展重要的典型和范本。新中国的第一个“三十年”依靠稳定的国家主权，完成了基本的工业化和战略军事力量的建设，确立了一个真正的大国地位，同时也为亚非拉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走出殖民地泥沼承担了国际主义义务。但与此同时，却因自身内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国民经济到达崩溃边缘。而后的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路程，经济发展的成就为世所公认，并使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然此间也有一些现象需要思考，如过度依赖市场牌进行国际博弈，而导致很多关键领域的自有技术缺乏发展，以及一些关键技术错失发展机遇；同时如为了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导致了一些国产知名品牌纷纷被国际寡头竞争对手并购。其中很多案例令人扼腕叹息。

但历史的前进是沧桑慷慨的，无论何其高屋建瓴的战略牵引，都不可能初始就非常完备，其前进过程中必然付出发展的代价。新兴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足够的实力、筹码和博弈的经验，其难免不在开放的第一阶段让自身的稚嫩弱小的民族产业付出一定代价，甚至为后续的发展埋下障碍。盗版、廉价制造劳动力、能源破坏式开采出口、环境污染等问题或多或少的成为了发展的代价和原罪。

在信息领域，这一阶段中国存在着一定的认知不足，没有意识到信息化将成为拉动工业化的火车头，而仅把信息化视为工业化的助动器和润滑剂。同时由于发展阻塞导致的人才、产业基础单薄，不得不在信息化的起步阶段，对西方厂商抱以亦师亦商的膜拜。而自身成熟的软硬件产业并未形成完整的核心能力和体系。

（二）第二阶段：外向进取、激烈碰撞、经略全球

新兴发展中国家走入全球化，发展和问题并存，但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为后续进行产业调整和结构升级积累了资本。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本国市场、利用国际资本、输出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这只是开放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快速与全球大环境融合的阶段。而后，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与进步，就要实现产业的转型和变革。

正如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所说：

一个国家如果以低工资与弱势货币扩张出口规模，但同时又依赖进口精密高层次产品，纵使制造贸易顺差或贸易平衡，该国的生活水平也无法提升。

波特进一步指出：理想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国家有能力出口高生产率的产品，并进口其国内生产率偏低的产品，因为这种方法可以使国家生产率全面提升。

对于取得了第一阶段成果的国家，如果想要试图获得更大发展，就不能简单地想象以自身内需换取发展，其必须找到适应自己的方式在外向型体系中占据优势，实现对全球产业利益的再分配，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剪刀差”。

而在这个过程中，仅仅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将不具备竞争优势。逐步建立品牌影响、提升核心技术、改善产品品质和服务能力才是正途。

而转回网络空间的供应链、信息链和服务网三者来说，则将是一个不断试图走向供应链高端、促成信息回流和服务对外延展辐射的过程，这才是逐步从被动转化到主动的关键。

（三）从打开国门到外向进取的状态切换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均有其必然性，但均是发展手段和现实要求，而非最终目的；是面对全球化的形势、面对解放生产力诉求的必然选择；是达成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目标的必然通路。因此开放要以自身产业发展为最终目的，以获得更多全球利益为最终结果。

当新兴国家试图全面开启本国产业的国际化征途之时，会发现在他们当初开启国门，迎接贵客时面带微笑的列强们骤然狰狞。一些在他们当初以“亦师亦友”的心态请进门来的国际寡头，开始狙击弱小的竞争对手，“知识产权”门槛高筑、“反倾销”大棒挥舞，而“安全问题”则更在信息产品领域，被作为惯用的题材。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一些官员依然陷于盲目对招商引资的崇拜之中，一些简单不分对象、不分领域地鼓励进出口贸易的政策还持续延续。

一切既有利益的占有者，都试图捍卫和扩大既有利益，国家也不例外，这是国家间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当此前扮演市场和下游配套供应者的新兴国家，试图变成经略全球市场的传统列强的竞争者时，问题必然接踵而来。是否能从简单国门开放完成产业外向进取的转换，将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关键点。

发达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固然有其先发优势，以及成熟的政治与法制设计，但同时其也是建立在全球的红利获取上。新兴发展者的历程是初始助动更多红利形成，后期参与更多红利分配的过程。因此对新兴强者的发展，既有强者将创造便利于前，进行遏制于后。而类似中国这样有超级人口和经济体量的国家，一旦因其全球能力和布局，而加入到红利分配，对那些将中国视为“黄祸”的人来说，不啻为一场梦魇。“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史，则为那些认定中国今天所受到的压迫和挑战只是来自政治因素的人们上了一课。

在向全球市场的开放进取中，新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的“第二种封锁”，这种封锁不是禁运和制裁，而是在进入发达国家（包括其政治同盟国家）市场中面临的各种综合阻力；是进入不发达国家市场时与传统殖民势力的纠缠碰撞。而此时凭借发展升力和发展勇气，在抗住对手多次的攻击波后，所巩固起来的影响边界和势力范围，就将成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位列世界强国之林的国际利益空间。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完成了第一阶段开放后，新兴发展中国家有了第一阶段初步的发展积累，在初步积累了国民财富的同时，也聚集了社会问题，特别是形成了其自身内部的利益集团。其发展受到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和挟制，变得前所未有。通常认为利益集团具有“垄断性、腐朽性和掠夺性”，但西方列强的利益集团，是在其全球殖民时代建立的雏形，并在战后巩固了基于“三个自由”的传统，形成了与国家守夜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同体。因此其发展符合强国自身的战略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集团，则往往利用了发展中国家开始的物质匮乏，依托国内特权生长，全球进取的欲望匮乏，而这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则会成为国家发展的阻碍，包括沦为买办集团。

而发展中国家采用开放式战略，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坚定意志和国家政权能力，把这种“内向型”利益集团，推动改造为“外向型利益”集团，使之成为国家战略利益的长期同路人，使之面向全球市场收割国家红利而转化为国民福利。而一旦闭关自守，我们将看到的是一场瓜分国民利益的盛宴。

这种内外部压力决定了，后退必将崩盘，进取则事在人为。

四、民族产业能力是开放博弈中的基础和支撑

（一）重提民族产业一词的意义

笔者一直是自主可控安全技术的研发者，但在此处不得不忍痛搁置这个政治正确的表达，而重拾“民族产业”一词，则是因为“自主可控”的产业实践，正面临着诸多分支的路口。一方面，认为“只有百分之百从设计、生产完全自闭合的模式才是自主可控”的小农式理想正在旺盛地抬头(而中国本来就有挥之不去的小生产传统)；而另一方面，一些拥有关键资质，但并无坚决突破核心技术的勇气，更没有与境外产品进行长期技术赛跑信心的企业，则注定会尝试与境外寡头寻找新的合作方式。同时，“完全”、“百分之百”自主可控的倾向，则又给了产业虚无主义者以攻击国内产品、技术的品质与内涵的借口。

自主可控是一种“路径+结果”的表达，其相对更具象和窄带，而民族产业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不仅包含技术来源，而且涵盖了商标、品牌、资本、治理等综合层次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出身和供应链的概念问题。比如以作为美国产业能力和生活方式双重标尺的苹果手机为例，其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自主可控”产品吗？其CPU的技术架构来自英国，全球31个国家为其提供了部件配套，中国等国家为其进行组装生产。但这并不妨碍其通过美国国防部安全认证，甚至通过这个认证的产品还包括了作为盟友国家三星生产的Galaxy S4。在现代产业能力中，品牌、综合设计与研发能力以及配套的服务体系，已经是比其实现路径、单点关键技术和供应链归属更重要的因素。企业与品牌的民族属性、国家机构建立的安全标准和安全审查的能力、以及国家外部的战略利益同盟关系，则在全球化时代构成了国家的产业安全根基。对中国来说，对信息产业来说，需要警惕的是百分之百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正以“国家安全”的高尚名义借尸还魂，在每个本应高速发展的领域沉渣泛起。足够的开合意识与收放之力，才是“大气候造就大厂商，大厂商带动大产业，大产业支撑大博弈”的基础。

（二）民族产业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开放式博弈的基础

近期诸多文献，均把“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领域受制于人”作为当前中国网络空间博弈的最大问题看待，这种危机意识固然正确。但这个问题是现象还是本质，是表还是本？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技术落后，还是产业落后？是技不如人，还是企业不如人？

中国有一种“重技术、轻产业”的传统，既对新技术和新概念，有着热度非凡的追求，甚至在其未经用户和市场检验的空想之时，就盲目扶植投入；但又对技术发展的快速性、迭代性和颠覆性没有足够心理准备，把技术当作关键突破后即一劳永逸的东西。技术发展必须有其有效载体，从全球产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这个载体是企业，而非科研院所。而有了领先的企业，才可能有领先的产业，“产业领先”则是“技术先进”的源泉、是 “攻防兼备”的基础、是“战略清晰”的保障。唯有企业的经营循环，才是力量不竭之源泉，国家安全的最大保障来自其旺盛不竭的生产力，特别是从旧生产力走向新生产力的卓越变革之中。

产业为国力之本，这个绝不只是经济和税收意义，更是技术和安全意义。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重商主义、市场万能的观点，散布了空前的自由市场迷信，导致放任境外寡头企业蚕食弱小的民族产业（如饮料食品行业、商业销售连锁等）、腐蚀并消亡国有企业自主研发的决心和能力（如汽车行业），也使官员建立了片面以吸引外资为主要政绩评价的根深蒂固的观点，而缺乏扶植真正的自有品牌、自有技术成长的耐心和信心。

当我们今天极度焦虑于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并为此重新认识到民族信息产业价值的时候，尽管从实际上是“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这种关联思维亦是一种悲哀。一个国家振兴自己的民族产业，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更是一件需要只争朝夕的事情，但却必须用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说明其合理性和紧迫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当前来看，在诸多关键领域，国产产品由于起步太晚，实际能力落后，规模弱小，也并无足够成本投入安全改进。其本身撑不起国家安全的责任，而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此时，避免其过度承担安全责任，让其回归高速发展的本源十分重要。因此从更合理的逻辑关系来看，国家安全应该是民族产业的保障，而国家更加安全和强大的状态理应是民族产业发展的结果。

中国的民族产业（包括信息产业和更为窄带的信息安全产业），长期以来生活在狭隘民族主义者的狂躁症和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软骨病的双路挟持当中。在且战且退中，大量的中国用户进入了以Google为政治正确，以Apple为生活标尺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象，当外部的政治和外交压力需要我们产业做出牺牲之时，我们不是以发展为本质使命，而是需要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来维系正当性的产业体系，将何其脆弱。

最可怕的不是落后，而是对民族产业信仰的集体缺失。

（三）国家能力则是民族产业发展的保障

大国发源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都无法避免地具有两重性，即在其全球发展和利益获取中具有国际性，以及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具有民族性。而国家则需要本国对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美国政商关系的经验与传统值得我们做出更多深入解读。通用总裁曾言“凡有利于通用的事情，即有利于美国，反之亦然”这是产业和国家的关系中值得我们思考的表达。而杜鲁门三个自由的本质，从产业角度上看，正是思想与言论的花粉传播，最终都要让其企业在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收获果实。

在网络空间博弈中，我们过去过度地强调了美国寡头企业对其国家能力的支撑，但并没有真正去分析其国家之手在推动其企业森林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国产业界和情报界的互动由来已久，但这种互动不是简单的产业界单方面为情报界开通便利，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情报界对产业界的支持，使其获得商业上的优势。

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以及捍卫主权的能力，则理应是其民族产业发展保障。但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则往往匮乏经验，缺少战略。其标尺企业一旦对国际市场伸出触角，往往陷于列强国家的阻击打压中，而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笔者不禁要再次引用张文木先生的话：

“国家主权是技术产权的政治保证；民族市场是孵化和试验技术，尤其是国家战略性技术的基地；而独立的研发能力是保持国家科技、尤其是战略性科技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的最基本的前提。”

（四）开放式博弈是民族企业、技术、产品的试金石

斯诺登事件以及中美大国博弈的新形势，确实坚定了中国发展自主核心技术的决心，而对自主可控产品和技术发展来说，最大的陷阱是一旦用政治正确替代对产品实质性的质量和安全性的客观评价，就会实际上导致用行政手段保证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而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进一步弱化了国家信息系统的安全能力。

而在安全性的焦虑下，最容易出现的心理情绪是，期望某一技术、某一解决方案、某一产品一劳永逸的解决安全问题，成为安全永动机。这将导致一些单点技术和产品违背产业和科学规律，无限夸大自身安全价值。甚至会导致一些伪科学、伪技术沉渣泛起。面对可能一哄而起的局面，大量的产品和技术需要“时间”和“空间”的检验。时间就是这些产品技术之间以及与国外竟品的能力、品质与体验的长期竞争；而空间就是向更广阔的市场领域、向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扩展。国内厂商是否有足够持续的投入和决心改善产品；是否能达成对国外同类产品的能力替代和逐步赶超；是否敢于在开放式场景应用，特别是是否敢于角逐国际市场，这些将检验真正的实力与意志。

李克强总理说：“应扶植那些已经拿到市场门票的企业”，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的大胆演绎，要优先扶植那些已经拿到国际市场门票的企业。产品和企业的命运要由市场决定，而不是各种鉴定、评奖。否则企业追逐的就不是市场空间，而是预算立项。这必然导致大量的科技造假。有感于中国科技造假，王选院士曾说：“如果所有鉴定结论都可信，那么中国早就是全球第一科技强国了”。这个问题很难完全由改善科研经费管理机制来实现，而任何鉴定、测评都比不上开放式应用的检验、大规模市场销售的检验，特别是国际市场的检验。这应该是自主可控技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企业能力的试金石。

（五）广泛的“产业统一战线”是开放式博弈的基础

任何大国的博弈，都不是边界清晰的两个实体间的博弈，而是一个试图在能力和势力范围上达成此涨彼消的努力过程，是一个在多边、多角、多层次的复杂全球体系中建立自己更广阔的势力范围的结果。因此在大国之间的博弈中，需要划分出自身的核心层、紧密层、协作层、双方公共的利益相关层，对方的协作层、紧密层和核心层。需要不断扩大自身的层次覆盖范围，把对方的协作层次拉到共同的利益关切层次的结果，同时需要在和对手核心层次和紧密层次间制造裂隙。

一位华侨学者曾对笔者谈及这样一个观点，不要把硅谷企业看成美国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而要把硅谷看成一个可以博弈的舞台。而在当前综合的安全焦虑之下，一些保守和狭隘的心态开始滋生蔓延。例如把所有美国产品，都看成美国情报能力的直接源泉；把所有美国厂商，都看成NSA的直接外延，反而成为近期政治上非常正确的表达。

作为一种国际博弈策略，使用安全作为产业发展的表达语境本无问题。克林顿就于1988年，在美日贸易战的背景中提出了“出口是美国的命脉，贸易是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的口号。但从中方的应对之策来看，则显得运用国家安全题材过度盲目，缺乏系统性的设计。，在其中一些我方并无对位能力的企业和技术的领域，禁用了对方产品后，会导致我方进入无产品可用的尴尬境地，最终是导致对新兴产品盲目支持、揠苗助长，用户丧失信心，同时也会导致国外产品大变身为“自主可控”，贴牌进入，拥有资质的企业沦为掮客。在这个问题上理应集中发力，把棍子打在和美国情报机构互动证据确凿，而我方对位产品有相对成熟的领域中去。

而对以BAT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进行妖魔化，也是保守和狭隘心态的产物。这一批互联网厂商，确实由于历史原因，存在VIE结构、境外资本比例过高等问题。但对这个现状，应该反思的本来是：“为何我们的监管政策没有助动良性发展，反而导致企业从结构上逃逸、国家资本和其他民族资本为何没有相应的敏锐度和投资信心等问题”。但这些没有更多的反思，这些历经磨难艰辛成长为产业巨头的企业，反而在其“出身”和“血统”上遭遇了各种非议和猜测。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曾经指出“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把拥护支持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而如果以一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思路看待大国博弈，就是强调血统论，唯国家机构和国企独“革”，而忽视民企的活力，同时把境外企业、境外资本等彻底视为洪水猛兽。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协作层疏离，而把双方公共的利益层驱赶到对手阵营，而把对手整个阵营压缩为铁板一块。不仅自断支点，也极大局限了自己的博弈手段，压缩了自己的博弈空间。

这种血统论也直接危害到了中国网络安全能力。当前针对网络安全创新企业，国内资本尚不足以形成硅谷的估值溢价能力，而国内信息安全领域的预算也惠及民企较少。此时将形成一个挤出效应，信息安全领域的创业团队可能因前有溢价吸引，后无市场支持而开始外流。而在国内取法足够活跃的创新型安全企业后，人才也会向硅谷加速流失。

反观美国居于领先地位的重要经验，则是对人才、技术、到创业团队的良好吸纳和包容能力。类似先进对称加密算法（AES）到标准散列算法（SHA-3）的全球遴选，几乎形成了全球密码学家为美国打工的模式。

中国的网络安全发展，不仅需要中国智慧，也需要全球智慧；不仅需要自己的坚实核心和能力体系，也需要遍布全球的能力体系和朋友。

同时，在大国博弈中将起到重要而微妙作用的是国际资本的力量，国际资本与列强的相生相伴，有其历史原因，并不意味着资本会对传统列强俯首称臣。资本的逐利性，将导致资本会流入有更高获益能力地域与领域，并最终占到赢家一边。而这则将成为大国竞速博弈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国际资本同样是中国需要以发展速度和实力增长，争取的力量。

五、开放博弈、网络强国

自进入近代社会后，世界各国进入了更快频度的交往流动和更高烈度的冲撞摩擦中。统一的中央政权、具有战略纵深的版图、足够数量的人口基数等等，只是成为强国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构成充分条件。传统强国是先后建立在资本流动之中，建立在地理发现和海权博弈之中，建立在全球殖民地分布和军力投放能力基础之上。而在二战后所形成的国际大体系中，全球进取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旋律，全球市场成为最重要的角斗场。在这个场景条件下，一个大国，想要通过自我封闭、苦心孤诣地耕耘本国市场，来抵挡外部渗透，实现加速发展，只能是“云端布谷之乡中的幻想”。当今中国必须坚定地以信息和其他高科技产业能力角逐全球市场机会，这种能力的建设不仅是支撑中国后续发展的动力，也是对抗重大潜在风险的底气。

不得不看到，中国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依赖挥之不去，而之前庸俗重商主义潜流纵横，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等不当决策影响了国民的幸福指数，也在腐蚀着中国的国家根基。此等情形，不得不让人想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资料记载“1990年日本以全部土地的资产价格可以购买4次比日本大25倍的美国国土，东京都皇宫所在地的价格可以买下加利福尼亚。”1991年日本土地经济最终崩盘，导致了大萧条。但日本在汽车和电子制造等当时的高科技行业依然坚决发展，坚定地与美国进行产业博弈，巩固全球利益纵深，这个产业基础今天依然支撑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仍怀霸权图谋的日本。当时代从汽车之“四轮”到达网络之“万维”，如果没有先进产业的能力支撑，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的顶层设计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产业布局上看，什么样行业的燥热注定是一时昙花，什么样行业的繁荣是强大国本，不言自喻。

再看大洋彼岸的美国，在上世纪末，已经迅速完成了产业布局调整，将其国内产业能力聚焦于信息、军工、航天、生物基因四大高新产业，而将生产制造的下游角色，全面甩手给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值得深思的是，在这种调整中，发展中国家进行“蓝领接盘”后，劳工问题与初期原料和加工生产导致的环境问题则反而成为发展中国家后续发展的障碍。在这种全球分工的调节下，西方列强耸身一摇，洗脱了“资本血腥生长”时代的制度原罪，而反过来指责其他国家的劳工现状。生产力的制高点，同时可以成为道德制高点，这绝不只是价值观的自我包装和经营，而有其必然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前事不远，吾辈之师。

此时需要充分审视我们的现实境遇、战略目标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路径设计。中方在较长的时间，既无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可能性，也并无替代美国成为单极霸权的意图。中国所需要的是在必然到来的骚扰和遏制中，建立有利于自己持续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达成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意图。显然这个目标无法通过封闭自保达成，无法通过在信息领域回归小生产而实现。

大国的国家利益更多的是通过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获取有利位置来保证；靠不断强化产业和技术实力，走向供应链的上游来保证；靠打造全球化的企业、产品和服务，促使全球资本、利润和信息向本国流动来保证；靠驾驭斗而不破的国际竞技规则、挤压竞争对手的国际生存空间、扩展自己的利益领地来保证。而从中美长期博弈，有斗争、有合作的必然性来看，最终强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依存”的状态，让其无法承受（亦难以评估）与中国决裂之代价，才是中方真正实现的战略威慑能力的最优路径，才能让美方降低颠覆与遏制意图、逐渐寻求合作，达成中美间信息相互流动、互有威慑，同时形成全球供应链控制权相互共享的大国战略动态平衡的格局。

如果我们闭关自保，不敢与狼共舞，试图打造一个自给自足的闭环供应链和信息链，这从战略目标上等于放弃了在信息技术领域和网络空间中获取更多国际利益的机会，放弃了已经被改革开放成果证明是正确的路线。并可能因拖慢发展速度，带来更多的国内矛盾。这不禁让笔者想起马克思对于旧中国的评价“不依靠市场，不依靠生产的变迁，以及不依靠外界的历史运动而差不多有完全自给的性质”“这种形式最容易成为社会停滞状态的基础。”

“最大的恐惧是恐惧本身”，这句话用以形容斯诺登事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贴切不过。一个小人物打破的，似乎不仅仅是美国关于网络自由的神话，也有中国开放博弈的勇气。但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迷茫与彷徨。

“网络强国”伟大目标的提出，绝不只是从“网络”这个领域内由“大”变 “强”，而是把网络空间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力点和支点。而“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准确判断，也绝不仅仅是一种自保，而是建立“攻防兼备”的威慑。丘吉尔曾说：“勇气之所以是人类最首要的品质，因为它是其他一切美德的前提和保证。”对个人和团队来说是如此，对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毛泽东同志则告诉我们：“最后的胜利，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对于有着网络强国理想、并选择了网络强国道路的中国，此时信心、勇气、以及对战略选择的坚持，关乎国运。（感谢我的同事Angle Li、宜轩，友人峰星、一江水、黄晟等对本文的贡献）

后记：作为一名普通的信息安全工作者。因知“位卑未敢忘忧国”，写下了这些文字，本文写作历经断断续续的五个月，其后又先后根据多位业内友人的意见三易其稿，此间深感艰难沉重，多次感觉题目过大，难以驾驭，险些放弃。

当结笔之时，看到这些错乱而又有些并不连贯的表达时，我被自己的粗糙吓到了。而同时依然感到还有很多话还没有说。但也许更多的话，不必言明，因为对中国并不强大的信息安全产业来说，其不仅需要我们的观点，更需要我们的行动。

（作者单位：安天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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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Andreessen Horowitz（a16z）是美国目前的顶级风投之一。他们刚刚撰文描绘了未来他们重点关注的16个领域，看完你会觉得，未来其实比想象的还要近呢。本文由醉创业（微信公众号：醉创业）编译。文章比较长，最后有16点的摘要。

其实我们不按“主题”投资，我们投资的是拥有突破性创意的创业者。所以我们一般不会按照某个行业预设的一些理论进行投资。虽然这样说，我们也同时在做一些思考和观察。下面这16个领域就是我们未来会重点关注的投资领域：

1.虚拟现实（VR）

在虚拟现实（VR）的世界里，“临场感“是一种艺术。这是说，一旦VR达到了某种水平，你的大脑就被欺骗了——在最原始最底层的层面——你就会认为你眼前看见的东西是真的。有研究表明，即使你的理性告诉你并没有真的站着一个悬崖边，你鼓起所有勇气准备往下跳，你的原始的掌管动作的大脑部分也会阻止你那么做。

有了“临场感”，你的大脑会让你感觉自己不是带了一个设备而是浸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计算机狂热者和科幻小说作家已经期待VR几十年了。但是早期的尝试，尤其是90年代，很让人失望。因为那时候技术还没有准备好。而由于摩尔定律、以及移动设备蓬勃催生的处理器、屏幕和加速仪等技术的发展——VR终于进入到主流世界了。

我们用一个专有名词“终止怀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来形容我们看电视和电影的体验。这也是说我们在看电影电视时的默认状态是“不相信”。我们只有在足够浸入的时候才能真的“相信”。

而VR技术，情况反了过来。大脑的默认状态是“相信”，相信我们看到的东西是真的。一切从“太无聊”变成了“太强烈”。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我们看到的不是真的。“终止怀疑”变成了“终止相信”。

这意味着有一些软件在VR环境里可能难以成功。比如像《使命召唤》这类大型游戏如果做出VR的东西也许会更令人感到害怕和不安。

而更可能成功的是一些简单的体验。比如：穿越时间看看古罗马是什么样子；攀爬摩天大楼以克服恐高症；为飞机降落进行精准训练；迅速回到你上次度假的地方（因为你当时拍摄了“3D照片”）；和一个失联很久的朋友吃个午餐；像如今在现实生活中与人合作一样，在VR世界中和人建立联系与信任。

未来几十年的VR，会像开始几十年的电影一样。电影制作者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如何编剧、如何拍摄、如何剪辑等等。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建立了电影语言。在VR上我们也将进入这一时期。

VR上会出现很棒的游戏，并且它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都会占据VR这个领域。但从长期来看，游戏只是媒体的一小部分。最开始的电视节目就是新闻栏目和游戏类节目，但如今电视屏幕已经被视为承载内容的输入/输出工具了。

VR会是终极的输入/输出工具。有些人把VR称作“最后的媒体”，因为之后任何媒体都可以在VR之内，用软件产生。回看历史，如今我们在用的电影和电视屏幕可能是电的发明以及VR发明的一个中间状态。孩子们会觉得，他们的祖先原来会盯着一个长方形的东西看并且希望自己相信里面发生的事。

2.企业的“传感器化”（Sensorification）

几年前，一群消费级(2C)的互联网公司看到手机后说了一句“我靠”。他们都看到了，所有的流量以后都会来自于手机而不是PC。为了利用手机带来的商机，以前做的一切都要重做。直到现在，还有公司仍在进行这个转变（而有一些甚至还没开始）。

而在今天的企业环境中，类似的事情也正在发生——企业服务也要迎来“我靠”的时刻了。但这并不是把企业服务带到移动端这么简单。可做的远不止如此。

想想如今智能手机所展示的无限可能性。智能手机的形式及其功能的复杂性都将商业形式引向了以前无法想象的境界（比如共享乘车服务等）。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行业的“传感器化”，加上移动端的浪潮以及友好UI的共同作用。

同样的“传感器化”也要进军企业环境中。

企业UI严重落后。所有那些在智能手机上习以为常的操作动作——缩小，放大，滑动，点击，语音，甚至单纯用手指随意移动——在企业环境中都没有实现。用户界面永远是最后被考虑的，是建完数据库后做的最后一件事。这种情况正在变化。

那么“传感器们”从何而来？想想手机的特点。我们并没有那么多屏幕或者功能可以使用。传感器基本上是连接到信息和动作的“快捷方式”，用户不需要什么操作。比如，我们不用每次都手动输入地址，GPS只要简单地告知手机“你在这儿”就可以自动处理下一步工作了。

在企业环境中，传感器的价值在于成为用户界面的快捷键，甚至有可能消灭打字，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在简单，有趣又有创意的事情上了。

3.机器学习+大数据

在a16z, 我们认为“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是相关的两件事。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需要对各种数据进行更深入地分析和洞察，这点当然是重要的，因为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处在大数据的收集阶段。但在大数据的世界里，最令我们兴奋的创新点是，我们来到了预测阶段——处理收集到信息的能力、学习模式的能力以及基于已知预测未知的能力。

机器学习之于大数据就如同人类学习之于生活经验：人类归纳和总结过去的经验来处理陌生情况。而大数据中的机器学习会复制这种行为，并且是在一个巨大的量级上。

过去的商业智能 (Business Intelligence) 表现为对以往的关注（“在肯塔基州已经卖掉了多少双红色鞋子？”），现在我们则需要预测性的观点（“在肯塔基州将要卖掉多少双红色鞋子？”）。重要的是，机器学习并不是目的本身，它是每个应用的一个“属性”。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功能，“Hey，让我们用这个工具来预测吧。”

以Salesforce为例。目前它只能呈现数据，用户要自己分析这些数据，产生自己的观点。然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Google训练过了，习惯了从成千上百的可能性中筛选要使用的信息来定制我们自己的用户体验。为什么机器做不到呢？企业应用——在每一个能想象出来的案例里——也将更加智能，因为机器可以在海量的数据中不断学习并发展出“观点”。它就像是做任何事的时候都可以帮到你的一个聪明且经验丰富的助手。

在这里，关键的是要形成大数据本身就能带动应用程序来做出动作，而不需要人工干预。（我的同事Frank Chen称它为程序建筑中的“内部大数据”）。

但所有这些都会在基础设施层面推动创新，同时也从中获益。

大数据需要大计算：Hadoop和Spark在大数据技术版图的什么位置

把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看作三步：收集，分析，预测。目前为止，这些步骤彼此分离，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从底层建立生态系统——选择各种工具——并进行针对性实践。

早期的Hadoop堆栈就是收集和储存大数据的例子。它允许其在一大群廉价的服务器上进行简易的数据处理。但Hadoop MapReduce则是批量处理的系统，并不太适合交互式应用；像数据流处理的实时操作；以及其他更复杂的估算。

对于预测性分析，需要一些基础设施，能更快响应人类级规模的交互：今天发生的哪些可能会影响明天？需要一直有大量持续的迭代，让系统智能，让机器“学习”——探索数据，将其形象化，建模，提问，得出答案，导入其他数据，然后重复该过程。

越实时，粒度越细，我们就可以更快响应，更有竞争性。

旧世界中“小数据”的商业智能（BI），只在数据库上放一个小型应用驱动就足够了。而现如今，我们要处理千倍于以前的数据，所以为了速度能跟上，我们需要平行的，以内存为存储机制的的的数据发动机(data engine)。为了大数据能解锁机器学习的价值，为我们在应用层面就展开部署。这也就意味着“大数据”需要“大计算”。

这就是Apache Spark的作用了。因为它是堆栈中内存、大计算的部分，比Hadoop MapReduce快上百倍。同时它还能提供交互性并不局限于批量模式。Spark在哪儿都能运行（包括Hadoop），把大数据处理环境转换成实时数据捕捉和分析环境。

在大数据/大计算生态系统中的每一层面我们都有投资，而这个领域仍有很多创新的余地。因为大数据计算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政府机构和大公司了。即使早期的应用更倾向于出现在数据科学家工作的行业，机器学习作为所有应用的“属性”——尤其是和一个友好的用户界面相结合的时候——就能让大数据进入到各个不同领域，而在这基础之上有机会诞生出很多伟大的公司。

我相信每款应用都将重构来利用此趋势。同时感谢大数据和大计算的革新，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我们处在机器智能加速时期的起始阶段，这会对商业体系和社会产生无限益处。

定义

-大数据：收集大量的信息，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非结构性的。

-大计算：从大数据中提取价值所需的大规模（一般来说是平行的）处理能力。

-机器学习：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不用高级别的算法来解决明显的，命令式的逻辑问题，而是用低级别的算法来发现暗含在数据中的模式。（想想人类的大脑从生活经验中学习vs.从明确的指示中学习的区别）有越多的数据，学习就越有效，这也是机器学习和大数据会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预测性分析：用机器学习来预测未来的产出效果（外推法），或者从已知中推断未知数据点（内推法）。

4.全栈型创业公司

Q：什么是全栈创业公司？你曾经提到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趋势，而且是近年来成功创业公司的很典型模式。

Chris Dixon: 传统的创业公司采取的方式是向企业兜售他们的新技术或者寻求授权。新的全栈创业公司则建造了一个完整的、点对点的产品或者服务从而绕开实体企业或者竞争者。

大公司中很好的对比就是苹果和微软。常年以来，微软只建造全栈当中的一小部分，如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同时依靠合作伙伴生产半导体硬件、文案、组装、零售等等。苹果公司却全部一起做：他们设计自己的芯片、手机软件、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包装、零售等等。苹果告诉世界：如果你可以同时把很多事情一起做好，那么你就有可能创造奇迹。

Q：举个例子？

Dixon：我觉得一个很好地例子就是共乘，例如Lyft和Uber。

在这些公司成立以前，很多创业者试图建立一个让出租车和私家车利用率更高的软件。然后他们出外寻找出租车公司并且向他们推销，使用他们的软件。

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并不奏效。出租车公司并不会把这些软件作为一个竞争优势。他们并没有一个合适的估价机制或者相关人员去评估这样的软件。

所以，当技术创业者试图将自己的技术和软件应用到这些企业里时，很难成功。

此时，像Lyft和Uber这样的公司说：“既然如此，与其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作为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不如使用我们的软件打造整个服务行业。”他们想：“如果我们利用现有技术重头开始，整个行业会是怎样的？”

一旦他们真的做成了，消费者和司机都非常喜欢，这几乎改变了整个行业，而这些公司才创建了几年而已。

Q：自己建立这种点对点的公司的好处是什么？

Dixon：首先，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全栈公司使得创业者得以绕过传统企业以及对新技术抗拒的企业文化。

另一个好处就是全栈企业能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在这之前，虽然他们提供的技术和服务可能非常有价值，但是由于和用户没有产生连接，很难直接从客户身上获利或者搜集正确的数据从而更新自己的产品。

最后，对用户来说，全栈创业公司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因为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这里的区别就是买到一个美好纯正的苹果产品和买到一个由不同小贩组装而成的产品的区别。

Q：嗯，那这是不是所谓的“垂直整合”呢？

Dixon：我觉得全栈创业公司并不是我们传统观念里的垂直一体化企业。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卖油的公司买了供应商，而是一个科技公司建造了一个完成的系统从而使得非科技公司为其服务。在我的观念里，“垂直整合”公司是一个过重而不太实用的说法。

但是诚实地说，我有点后悔称之为“全栈”。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这只是对这种模式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影射说法。“端到端”(end to end)可能更好一些。或者还有一个词是Blii Davidow说的“全产品”(whole prodcut)。

Q：除了你已经分享的例子，还有哪些是全栈企业的例子。

Dixon:Altschool,Buzzfeed,Harry’s,Nest,Tesla,Warby Parker。

Q: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Dixon: 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很多拒绝新技术的传统行业越来越接受新技术，而创业公司也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大而显著的行业包括：教育、健康、食物、运输以及金融服务。任何价格增长超过通货膨胀的行业都是由于缺乏技术支持。

Q：对于全栈创业公司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Dixon: 全栈型创业者关注产品或者服务的方方面面，所以他们需要在除了软件、硬件、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销售、合作关系、企业规章制度之外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需要非常全能的人才能做到。

好消息是一旦他们成功了，对于竞争者来说是极难模仿的。用这种全栈型创业模式将会开创伟大的公司。

5.Containers（注）

试想一下，现在所有APP可以在同一台智能手机上运行的手机不存在，每一个APP都需要一个新的独立的硬件支持。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实现发邮件、玩游戏等功能的话，你得带着一袋子的手机走来走去。

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原本的模型设想就是这样的：不同的应用程序有不同的硬件支持。即便一个APP不被使用，硬件和操作系统照常需要运行，仍然耗费电力和资源，实在是低效。（用一袋子手机打比方来说就是：即便你今天使用的功能只是发邮件，但是这一整天，你还是得带着你那个用于玩游戏的手机走来走去）。

随后就出现了虚拟机，运用集成电脑的思路使得各种APP能够在同一个硬件上运行。因为软件可以在硬件上独立运行，从而使得内存的利用率提高了3到10倍。从数据中心的角度来说，虚拟机使得我们并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操作系统，我们可以在同一台机上同时运行Windows和Linux两个系统。弊端在于，虚拟机必须倚仗一层夹在硬件和操作系统中间的全新软件系统来实现，同时还需要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来管理。这就像一个操作系统叠加另一个操作系统，从而大大影响手机的运行速度，客户体验也变差。

如果虚拟机可以直接在CPU上运行，并不需要中间层来实现，那么这将会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Container出现了。Container和虚拟机实现的目的是一样的，是为了实现APP能够在硬件上共同运行的另一种方式。但是Container可以在不倚仗中间层的情况下运用智能化控制实现应用程序的独立存在和独立运行。

为什么是现在出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Container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他们存在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但是现在风靡也是有原因的。一是因为Windows在数据中心没有那么流行了。和集成器相比，虚拟机存在的劣势在于无法在集合型操作系统上运行。就像Windows在Linux上运行。二是微型服务APP的架构使得Container充满动力。这些APP架构非常适合Container，因为他们可以像乐高积木一样独立拼接。

系统管理人员发现Container之所以好的秘诀在于，它适用于应用程序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设备本身、操作系统或者其他相关的部分，它都是一个集合的整体。同时在避免超负、负荷、以及功能测试等各方面都有所提高，从而使得将很多Container放在同一主机并实现移动的便利变得非常容易。

在我看来，Container的下一步在于数据中心的完善，将所有的Container统一为一个大电脑或者一个客户终端。现在很多的应用程序就像分散的系统，应用程序没有被设限于一个container内。一个应用程序可能存在10个Container在一起运行。如果有1000个应用程序，就有10000个Container在运行。或许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包含全部相互依赖的应用程序的大数据库。

所以这就需要一个总枢纽，管理操作环境并在考虑合理负荷、可靠性以及操作性的基础上，使其被充分利用。这也是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运行良好与否的关键。最重要的是对整个操作环境的综合掌控。这也正是目前亟待实现的。

注：Container：容器，是在编程语言中封装和跟踪零个或更多个组件的对象。

6.数字健康

整个美国只有约100万的医生，但他们马上就有帮手了。

想想CT扫描，或者任何现代医疗设施，离开了里面的代码它们就什么都不是。写代码的人很有可能没有医疗背景，他只是被医疗设备商家认可并雇来写程序的。如今，代表着现代医疗基础的设备通常由懂编程但没有医疗背景的人编写，由懂医疗但不懂编程的人操作。

所以，很大一部分的医疗其实是由没有医疗背景的人实现的。

此外，设备的内部工作机制像黑盒子一样; 医生们通过销售方提供的UI进行操作，通过检索他们脑中的数据来分析读数。不过UI正逐步优化，对医生的分析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低。医生是受益者——设备让他们不必那么费力就得到正确的答案。它们也越来越普及了，通过逐步复杂的程序设计，医疗设备不仅可以由专科医生使用，逐渐也可以由全科医生，护理师，护士，甚至是普通大众也可以通过手机附带的硬件或App来操作。

随着多种个人基因组学，量化自身（quantifed self），移动诊断技术越来越普及，前文提到的最后一步也开始实现了。这些技术从人的身体中获得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存储在我们的手机里，而对数据的分析将由软件来实现。

因此，由非医生进行的医疗诊断更多了。

核心是移动的可编程的医疗记录，存有所有的诊断和测试结果，就像Apple的HealthKit，其核心就是一系列的数据容器，装着你的心率、血压、锻炼等等一系列的数据。

这些诊断史并不一定就是“大数据”；只是这些数据之前没有被追踪或者交叉比对。一旦类似HealthKit的技术获得牵引，上百万的软件工程师都可以在没有医疗背景的情况下开发新的应用，而不用伤害到用户。

现在你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车库里的没有什么学历的男孩可以写出一个前端程序来分析你的邮件，告诉你何时是最佳的回复时间，或用你的邮件数据做出一些有趣，意想不到又很有价值的事。明天呢？也许你很快就会开始更多地依赖车间里开发出的iPhone应用而不是医生来分析你的个人诊断数据了。

7.在线市场

我们持续看到在线市场（例如电商）上的巨大变革。第一代网络公司已经见证像eBay和Craigslist这样的公司成为同行业市场的赢家。但是企业家们还在创建下一代的在线市场。

很多非常有趣的网络商家仍建立在“掏空”Craigslist的基础上，致力于在Craigslist的主要类别上更好地服务用户（例如：转租/短租，假期出租，共乘）。

移动设备使新一代的“移动第一”的市场显示出卓越的易用性，并可以在一天中不断获取市场上的信息。

一类具体的移动应用市场是“人才市场”（我之前谈到过），消费者可以享受特别定制的服务，合同工也可以借此寻找机会。

在线市场被应用到新的领域。其中之一就是将市场动态用于服务商业需求，比如B2B大型设备租赁。

这仅仅是开始。

尽管现在市场出现了很多新的形式（与10-15年前我在eBay看到的相比），我坚信从前的原理仍然适用。

为什么？因为“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学一贯认为这只是一个理论结构，但依据我在很多电商的工作经验，我认为这在现实世界中是真实存在的。

现今的新市场必须培育管理“完全竞争市场”来发展壮大。

首先，什么是“完全竞争市场”？投资百科将它定义为能满足以下五个特征的市场结构——我用eBay的例子来解释：

所有公司销售同一产品。显然不是在eBay上出售的所有商品都相同。但是只有少数商品是真正的独特——“孤品”。最终可比商品间的竞争会带来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通过竞争减少市场的盈余利润。

所有公司都是受价者（price taker）。在eBay上，每个卖家都被迫接受买家愿意为商品支付的价格。一些卖家可以基于交易建立起的信誉要求少量加价，但也是很小的数额。

所有公司拥有相对小的市场份额。因为有大量卖家销售各类的商品，没有任何一个卖家在某一品类占有大量市场份额。在eBay上没有卖家对整个市场有控制力。

买家完全了解商品的市场行情和价格变化。所以市场的工作就是整合商品各维度的透明信息，包括规格参数，成本，安全性。如果奏效参与者会被告知，如果无效久而久之他们就会离开。

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自由。由于进入（和退出）的壁垒很低，这些市场相对平衡有效。eBay上每种品类的竞争都是动态的，但受平衡作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会一直相等。

管理市场的首要工作就是保护，维持并增强这些主要原则。在eBay为了达到这点，我们遵循以下真言：

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而成功。

维持一个完全透明的市场使参与者（尤其是买家）充分了解商品的行情。

致力于安全性使市场为双方提供尽可能安全的环境以增强彼此信任。

为卖家促进更好的经济赋权，建立有效结构，使卖家可以达到市场费用。（我在管理eBay时，我们估计超过一百万的卖家靠在我们上平台赚到的钱生活。）

上面说的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极少有市场在这些原理上投资。

8.安全

目前由两个方面推动着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

1、坏家伙们已经进入了系统

2、云服务和手机——新的平台已经出现

这两点使不同技术和新类型的公司得以产生。

如果我们首先考虑新平台，那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当无法再用防火墙保护数据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怎样去保护手机和云储存里的数据？而传统的数据安全公司都是针对我们的个人数据中心或者个人电脑提供保护。（我说的“保护数据”是指使它远离病毒，且数据不会被提取。）

但是当存在威胁的环境离开个人电脑和个人数据中心转向云服务和手机时——当计算平台发生转变——一批新型公司应运而生。平台转变之时，可能就是新的特许经营企业出现之日。

同样，我们还会满脑子想着坏家伙们已经潜入了系统。

系统被入侵所产生的威胁之巨大，以致于世界上所有的公司不得不认清情势：他们不仅将遭到网络攻击，黑客也已经潜入系统内了……他们只是不知道而已。

于是，在网络攻击发生之时及之后，一批新的公司开始启动并发挥作用。其中一类公司是通过识别破坏是否已经发生以及何处遭到破坏，继而锁定目标，使危害不致蔓延。

另一型公司则是使用技术来观察我们的网络内容和运行情况，持续不断地监控组织内部的正常网络流量并对数据加以存档。一旦发现异常情况，要么对其进行锁定，要么采取其他举措。

这种类型的公司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类别，因为每个人都会遭到网络攻击，所以当异常情况发生时，只是人们反应快慢的问题。

在网络安全领域，我关注的最后一类公司，可以称为反制措施公司。我们怎样反制攻击者从而扭转局势？我们怎样展开进攻?这是维护网络安全的辅助性举措，是稳定凳子的另一条腿。当网络攻击越来越复杂、导致的损失越来越巨大的时候，这种类型的公司就会获得更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在网络安全行业如果不采取反制、不以毒攻毒，就意味着自取灭亡。

9.比特币和Blockchain（最大规模访问量最高的比特币钱包服务提供商）

今年需要思考的三件事：

1.机构接受度

请耐心点儿—比特币合法化仅一年！尽管比特币源代码2009年就出现在网上，直到2014年4月IRS才让其变得合法（2013年12月纽约时报才发布了文章呼吁禁止比特币）。仅仅几个月后，之前和现任官员门便公开嘲笑这一想法并热情地接受了比特币。

也就是说比特币此时才被更为广泛地接受。我们预计今年接受它的机构会有大幅增长。具体来说，很多公司会关注对他们来说比特币意味着什么——可能明年我们就会开始听到人们问“你的比特币策略是什么？”

2.作为一个新的渠道, 比特币带来新的支付工作量

比特币与传统汇款系统不同，就像互联网和电话网络不同一样。你不能指望1988年的电话线路一天能容纳数以百万的推送和点赞，传送几个G的文件或P2P应用。此外，比特币的主要用途不再只是实现“更好的电子转账” ，就像互联网不再主要用于拨打长途语音电话而已。

我们应该期待全新的应用，因为比特币更适合非常小额，非常大额，非常快速，非常国际化的和自动化的交易——而非遗留下来的传统支付渠道。也许从因为信用卡公司的要求而无法用美元完成支付的低风险的、数字化产品开始，基本上就是那些太小额、太奇怪或者太国际化的东西。

3. 作为基础设施的比特币

让我们将一款有内在价值的App作为比特币的一个应用，这不包含任何明确的价格或价格偏好。这就是典型的用Satoshis语言在Blockchain平台编写数据，无论定价为$1还是$100都同样有效。例如，Blockchain可以作为一个身份提供者，亦可作为登录证明存在的分布式数据库。由于它们对于价格波动的稳定性，我认为这类应用会是最受欢迎的比特币工具。

10.云-客户端计算

整个计算产业的历史就是集中式计算和分散式计算的潮起潮落。一开始我们用的是大型机和终端机，所有在大型机上集中运行的东西都会在终端机上展示，后来我们改用更分散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型，即一些东西（比如数据库）在服务器上运行，其他（例如CPU利用率和图像）则在客户端上运行。

再后来从广义上讲我们转移到了网络，计算在云端进行，结果展示在网页或者手机屏幕上。这看起来似乎是分散式的——但其实所有事物都更加集中在了“云端”，各类端点只展示云上产生的东西，端点其实只是所有事物的一个接口。

但是如今通过智能手机我们手里掌握了比几十年前大型计算机时代更强大的处理能力，所以为什么不能将云上的处理转移回端点，转移到手机上呢？本地化处理有其优势，比如说，端点的CPU和存储成本比服务器上的CPU和存储便宜1000倍。而且世界上很多地方，网络连接和数据传送的成本有时候比设备高得多。事实上，端点成为自身的数据中心，或者容器（或容器的某些形式）从手机回归数据中心以及其他可能性并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关键是没有人需要冷却这些设备，这就像是端点免费计算，如果你能控制每个人闲置的CPU和存储能力来分散工作量的话，我们能完成的工作将增加一整个数量级，这其中的潜力还远远未被开发。

以前我们使用客户端-服务器模型的地方，现在都是使用更加分散式的云端-本地计算（Gartner称之为“云/客户端计算”）。这种方法在端点运行有状态的智能应用程序并存储数据，所有东西都与后端的云同步，如果操作系统在端点上并且我们可以控制该端点，那么你就可以在端点之间实现流动性的移动，没有哪个实体能支配或控制整个系统。

注意，端点不只是手机，他们可以是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小设备和链接到网络的显示屏，通过这些设备连接起来的是无比强大的计算能力。计算领域的下一个十年就是关于如何利用这种能力做点什么的十年。

11.众筹

当我们口袋里天天揣着一部智能手机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众筹随时投资任何东西。

直到现在，众筹大部分时候还只是一种偶尔的在PC端上进行的体验。当然了，我们有可能一年也会支持几次新产品发布或者慈善事业，但这不是什么每天都会做的事情。这种情况即将改变，随身携带智能手机，我们不光可以随时登录众筹平台，而且可以随时接触到构成了我们生活中各种社交圈里的人——从家里到学校、从公司到我们居住的社区。

众筹和我们手机上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简单易用、查看即时且使用频繁，它将很快成为人们实现自己想法的重要方式——不管是大创意还是小灵感。众筹将成为我们调动集体财务力量的途径。

在手机上轻轻一点你就可以帮助支持一场政治竞选、组织一次学校野餐、为你的蜜月旅行筹资或者支付一只宠物的手术费用。仅在过去的一年，Snoop Dogg通过众筹集资为Des Moines打橄榄球的孩子们买了头盔和设备；Conan O’Brien通过众筹卖木质表情符号为儿童保护基金筹款；社区居民们团结起来支持经营困难的本地零售商。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众筹正在走向之前从未涉足的领域——它正走向主流，这一点反过来也将会改变很多其他事情。

12.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当谈及物联网对所有旧东西产生的影响时，我们会注意到那些闪亮的新连接起来的小工具，而常常忽视某些东西。在旧东西上添加多个传感器然后将它们连入互联网，我对此非常着迷。

就拿微波炉来说，尽管大家都在慢慢改进，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微波炉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当你（给微波炉）装上各种其他的传感器，如照相机、电子秤、条形码阅读器等的时候，它就能够“看到”你把什么东西放进烤箱，识别食物的品牌和营养成分，甚至可以称重。通过查询云端数据库，它能得知做出可口饭菜所需的时间和强度。随着次数的累积，微波炉学习着按照你喜欢的方式烹饪食物。所有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提供原材料和关上微波炉的门，剩下的就交给这台连网的微波炉吧。

以上情况有时会简化，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给任何一个物品装上链接网络的开关，会发生些什么。和微波炉一样，我们将得到诸如：一所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加热到合适温度的房子；一扇停进车时开启，开出车时关闭的车库门；为所有设备省电等等喜闻乐见的好处。

我们往往更关注荣耀，但平凡也同样重要，甚至更强大。当下，存在着一种有意怀旧的文化。但是，物联网可以带来改变并创造出修缮的新文化。如果你拥有一家家庭管理的小餐厅，不断升级或修理设备令你们不堪重负，现在有了物联网，你能够回答以下问题：是不是因为有人打开了左边的门，导致冰箱额外负载？或因为压缩机失灵，你将失去6000美元的食物？借助计算功率消耗模式、音频波等等信息，能够分析并确定是否需要，在什么时候以及这些设备应该怎样运行。

物联网正在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不太可能遭受灾难性毁灭的世界， 或者至少，我们总能得到提醒吧。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到家的时候，大门会自动解锁欢迎，与此同时，一顿精心烹饪的饭菜也已热气腾腾地等在桌上了。

13.在线视频

YouTube为用户提供无数的视频资源是一个伟大之举，但在帮用户赚钱这一点上，它做的不是很好。原因很可能如下：广告商不愿意为他们没审查过的用户发布的视频支付溢价。

在分享视频的年收入上，YouTube会很吝啬，因为其不存在也可以覆盖如此范围的用户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是现在，就像创业者们慢慢通过建造垂直性的平台慢慢掏空Craigslist那样，很多公司开始打造自己的产品来掏空YouTube了：

许多创业者在建立以一些YouTube分类为垂直目标的公司，努力提高该分类下的用户体验或与用户分享更多的收入。早期案例集中在更短的视频、视频广告、在线视频课程等。

一些领先的平台正在进入市场，Facebook和Twitter都以YouTube为竞争对手进行了许多努力，他们都具有在分布和广告销售上成为YouTube和Google竞争对手的潜力。对于Facebook，它也许会改写整个视频广告的游戏规则并在整体上影响广告的传播。（还记得宝洁公司的“谢谢妈妈”的广告吗？还记得今年夏天开始的冰桶挑战吗？）

其他重量级玩家也会进入市场。据报道，Yahoo在进行一个大的视频计划。在其现有的选择之外，Amazon通过Twitch又有了新的进入视频领域的角度。与此同时，其他传播和信息平台（像刚发布了网页版的WhatsApp）都是视频领域内潜在的竞争者。电视台不久也会加入到这场竞争中来。在线视频产业会呈现非常激烈的竞争状态。

一些启示是：

在传统广告之外，视频会出现新的商业模式。事实上，如果没有YouTube和Facebook的规模，各平台就要寻找更具创意的赚钱方式，不管是通过订阅，微支付，独家预览，社区福利还是其他什么方式。

视频广告自身也会改变成新的传播模式。如果想想目前最主要的视频平台是由一家搜索巨头持有的话，你会发现这点也是成立的。在媒体领域里原生广告的发展状况也会迁移到视频上，毕竟许多视频广告商也一直在担忧他们的品牌定位与UGC内容的兼容性。

平台不关心制作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YouTube的“明星们”为YouTube贡献了大量的点击，但是许多这些点击都没有成为有价值的收入。随着蛋糕越做越大，每个人都需要分到一杯羹。在大部分的媒体商业中，创作者通常会获得收益。对于成功而长期的任何一个连结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双边市场来说，这都非常重要。

以上的这些还没提到曾经或正在流行的一些媒体形式（比如播客, 动漫等），以及一些全新的平台（VR，AR等），它们能创造出与视频不同的新形式的内容。

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在线视频前路慢慢，所以哪怕只有一点竞争，事情也会变得非常有趣。

14.保险

保险是在分发风险。随着软件和数据的巨大进步，我们购买并体验保险产品的方式难道不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吗？实际上，软件将彻底改写我们购买和体验保险产品的方方面面——医疗，家居，汽车，生活等。具体为：

通过改变保险公司对风险的估价

如今有许多信号可以供保险公司参考，以便他们制定出我们应缴纳的保险费价格。在安全社区小心驾驶的司机与在事故易发路口横冲直撞的司机即使是在上保同一辆车时，也应该支付不同金额——但所有这些数据并不能在全年的里程表读数中看出来。水务（比如漏水）是投保家庭险的客户索赔的主要来源之一：我们为什么不向安装了水传感器的客户收取更少的费用呢，因为如果得知正在漏水，他们可以在得到昂贵的修复之前就阻止它。

新的数据源、更好的数据、持续的数据报告——移动手机和廉价上网设备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通过维系保险公司和投保人间的可持续关系

今天，我们与保险公司的联系基本就是他们每月给我们发送的帐单。因为你的账单上大面积打印着字体相同的大写字母……     因为程序当时就是那么写的。

什么样的保险公司能帮助在生活中做出明智的决定？例如：能用导航帮你绕过危险的十字路口的汽车保险公司;当地面上的水接近热水器时，能自动检测并派来管道工维修的家庭保险公司;或者能为你找到同样在减肥健身的朋友的健康保险公司？

通过鼓励我们注意安全，保险公司可以维持较低的支出。一家心系客户利益的保险公司会让我们如沐春风——因为有时候即使大家的利益一致，感觉起来并不是这样。

通过改变保险公司配置资金的方式

从历史上看，我们已经看过共同保险公司（由政策制定者拥有的保险公司）和股票保险公司（股东拥有的保险公司）。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众包（人人都可参与）的保险公司，正如我们已经看到金融系统的其他环节一样。既然众包在个人贷款、学生贷款、小企业贷款上表现出色，保险为什么不试试呢？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由于独立于股票或债券市场，这样可以使投资的资产类别多样化。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一个便宜的汇集资金的方式。

当然，其中一些的实现需要改变现行的制度。毕竟时代不同了，有些制度不再适用。世界正在改变，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死水一般的保险生态系统吧。

15.开发运营（DevOps）

2001年，当一群开发人员聚在一起探讨一套新的软件开发“轻量”方法时，敏捷宣言诞生了。本质上，这份宣言帮助人们编撰整理了各自独立发现的纷繁复杂的知识，这些知识已被Hotmail,Yahoo和其他初代互联网企业证实有效，并最终成为了现在称之为“开发运营”（采用维基百科的说法）的基础：

开发运营（“开发”和“运营”的合成词）是一种强调软件开发人员和信息技术专业人员之间的沟通、协作和整合的一种软件开发方法，作为对软件开发和IT运营之间相互依赖性的一种反应，开发运营旨在帮助企业快速生成软件产品和服务——并提高运营效果。

但是开发运营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而是现代编程人员必须具备的一项技能——并在渐渐成为一个独立部门（当然仍在争议）。

虽然敏捷宣言不是网络/SaaS/云组织迂回发展的直接结果，但是通过强调这些当时的新兴技术对跨部门合作、交流以及更短的发布周期的需求，它还是触动了人们的神经。

超大规模的云数据中心的崛起使得这项工作更加艰难，因为开发人员必须设计出将代码推送到数以千计的平行展开的服务器上的共造工具和复杂脚本。这种复杂的云结构——再加上开发运营活动如今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机遇，从帮助开发人员和公司管理整个流程开始，未来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16.失败

成功是新的失败。(Success is the new failure.)

“企业的目标不是迅速失败。目标应该是长远的成功。这两件事是不同的。”

以下是16 things的全文摘要

我们不按“主题”投资，我们投资的是拥有突破性创意的创业者。所以我们不会在按照某个行业预设的一些理论进行投资。虽然是这样，但我们也在思考和观察一些事，现在和你们分享。这16个领域是我们会重点关注的投资领域。

（还有一些我们关注的领域之前在其他地方已经提到过了，比如“软件吞噬世界”专题，SaaS专题，和“政府+科技”专题）。

1、虚拟现实（VR）

在虚拟现实的世界里，“相信”是一种默认状态。VR会是终极的输入/输出工具。有些人把VR称作“最后的媒体”，因为任何之后的媒体都可以在VR之内，用软件产生。

2、企业的“传感器化“

智能手机的到来，让我们能在企业服务这件事上产生出更多神奇的事情。

3、机器学习+大数据

过去的商业智能 (Business Intelligence) 表现为对以往的关注（“在肯塔基州已经卖掉了多少双红色鞋子？”），现在我们则需要预测性的观点（“在肯塔基州将要卖掉多少双红色鞋子？”）。重要的是，机器学习并不是目的本身…它是每个应用的一个“属性”。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功能。

4、全栈型创业公司

传统的创业公司采取的方式是向企业兜售他们的新技术或者寻求授权。新的全栈创业公司则建造了一个完整的、端到端的产品或者服务从而绕开实体企业或者竞争者。比如Uber或者Tesla。

5、Containers（容器）

Container可以在不倚仗中间层的情况下运用智能化控制实现应用程序的独立存在和独立运行。

6、数字健康

现在你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车库里的没有什么学历的男孩可以写出一个前端程序来分析你的邮件，告诉你何时是最佳的回复时间，或用你的邮件数据做出一些有趣，意想不到又很有价值的事。明天呢？也许你很快就会开始更多地依赖车间里开发出的iPhone应用而不是医生来分析你的个人诊断数据了。

7. 在线市场

eBay和Craigslist的时代正在过去，新时代的在线市场平台正在到来。

8. 安全

传统的数据安全公司都是针对我们的个人数据中心或者个人电脑提供保护。当无法再用防火墙保护数据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怎样去保护手机和云储存里的数据？

9. 比特币和Blockchain

比特币与传统汇款系统不同，就像互联网和电话网络不同一样。你不能指望1988年的电话线路一天能容纳数以百万的推送和点赞，传送几个G的文件或P2P应用。此外，比特币的主要用途不再只是实现“更好的电子转账” ，就像互联网不再主要用于拨打长途语音电话而已。

10. 云-客户端计算

如今通过智能手机我们手里掌握了比几十年前大型计算机时代更强大的处理能力，所以为什么不能将云上的处理转移回端点，转移到手机上呢？

11.众筹

众筹和我们手机上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简单易用、查看即时且使用频繁，它将很快成为人们实现自己想法的重要方式——不管是大创意还是小灵感。众筹将成为我们调动集体财务力量的途径。

12.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给任何一个物品装上链接网络的开关，会发生些什么。

13. 在线视频

YouTube很伟大，但它更有太多的缺陷。

14. 保险

新的数据源、更好的数据、持续的数据报告——移动手机和廉价上网设备让更好的保险计划成为可能。

15. 开发运营（DevOps）

超大规模的云数据中心的崛起使得这项工作更加艰难，因为开发人员必须设计出将代码推送到数以千计的平行展开的服务器上的共造工具和复杂脚本。这种复杂的云结构——再加上开发运营活动如今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机遇。

16. 失败

“企业的目标不是迅速失败。目标应该是长远的成功。这两件事是不同的。”

来源: 虎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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