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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这是我阅读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孙贺的主页和博客时，发现的其讲话稿。阅读之后，对其思想的深邃颇为欣赏。另外我对其文中提到的几个哲学家也都不知道，估计在小孙的眼里，陈首席基本上属于文盲的范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知识分子的故园】

非常感谢复旦大学本科生资助委员会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使我很荣幸的来和大家进行交流，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今天我和大家谈的倒不是我个人的在专业领域的看法，我主要是想和大家谈一谈作为当代的知识分子，应该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要谈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发现今天知识分子的意义和两百年前或者三百年前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比如在十七八世纪，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比如帕斯卡、康德、卢梭，他们把他们的研究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我们首先以说帕斯卡为例，我在这里提到的帕斯卡，就是所有学过初等数学，都知道“帕斯卡三角形”的那个帕斯卡。他是一个法国科学家，为了帮助工作繁忙的父亲，他设计了法国的第一台计算器。他利用自己发明的气压计证明了真空的存在。不仅如此，他的《沉思录》被认为是当代人和思想的第一次对话。他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不幸的是，他在三十六岁时疯了，在后面的三十七年里一直住在疯人院里。我们再来看康德。在三十一岁那一年，康德写下了《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或根据牛顿定律研究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的非凡著作。之后，康德还写过《将负数引入哲学的尝试》等论文，从此开始了数学和物理学的研究。众所周知，康德最为重要的著作就是三大批判，即《纯粹理论批判》，《实践理论批判》和《判断力批判》。除此以外，康德还有一系列关于教育学的著作，例如《论教育学》、《系科之争》等。康德的主要著作还包括《使用人类学》。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终身生活在哥尼斯堡这样一个小镇的单身汉，在他八十岁的生活中没有离开过这个小镇一步。在漫长的八十年的单身寂寞的生活中，他思考了人生中一切的伟大的实践。在他的墓碑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经常不断地思索他们，他们就越是唤起一种始终新颖和日益增长的赞叹和敬畏充溢我们的心灵，那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他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也在我心中。”我提及的这些事实意在说明：今天的知识分子和两百年前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形式上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差别。关于这一点，五十年前的德国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思贝斯在《在时代的精神生活》这本书中，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提出了。

尽管雅氏描绘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社会，但在今天看来，他的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现实社会。一言以蔽之，他所阐述的就是在现代社会我们的知识已经瓦解，人的生活缺乏精神上的向导。文艺分析时期，一个人的学术研究和生命实践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并不这样来看代学术研究。雅斯贝斯的分析非常精辟，他说，我们的一种以前从事高尚研究的快乐，被一种从事狭窄技术领域研究的快感所取代。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可怕的情况出现了：我们不再认为学术研究是崇高的。比如今天我问大家，大家儿时的梦想是什么，可能对在场的各位同学而言，你们会说童年时代的纯真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科学家，因为在那时的我们内心深处科学家代表了一种崇高。但是在今天，当各位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现在所走的学术道路与你们儿时的梦想相差甚远。为什么？我们钻入到一个狭窄的领域，我们在进行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普遍的幸福。

于是在这一点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就要问：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对于二十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存在首先代表了一种人文情怀。但是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消失殆尽。今天的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今天的中国人和全世界的许许多多人，没有两三百年前的人更富有想象力，更能耐得住寂寞。今天的人们听任于娱乐的安排，我们上网，聊天，看电视，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休闲手段。你如果寂寞的话，你会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排除寂寞。叔本华说过一句话 “孤独是一种伟大的情感”，但是今天的人已经甚少有一种真正的孤独的感觉。大家有的是什么，是郁闷，对吧？我们有的是郁闷。但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更为可怕的是，今天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居然走上了模特在T字台上所走的猫步。比如说于丹，等等。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与一种作为知识分子本身的使命感相隔绝了。这种使命感是什么？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要去为国家而奉献、牺牲。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悄然消失了。所以，每当我忆起起俄罗斯文学的时候，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那种流亡意识总是给予我深刻的印象和泪如泉涌的感动。即一个知识分子，他可以抛弃生命中物质的一切，也要保守某种精神生活。一旦人们承认人的生活不是兽性的，而是文明的，那么他在世界中的生活本质上讲就应该是一种精神生活。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人是追求生活意义的生物。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他宁愿去自杀，哪怕他的身边全是面包。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这样一句话，一个自然的问题就会被立即提出：即这种生命的意义应该如何去寻找？其实在人类的启蒙时代，就曾经提到过这样的问题。即人类在文明开始之初，他们就已经想到过一个人的生活必须有一种深刻的意义在其中。为什么，我们今天来想一下：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出生之前的一切，和我们毫无关系，在我们死亡之后的一切，和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在世界中的生活就只剩下吃喝玩乐。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所以在东西方文明的早期，人们同时想到了同一个问题：即在终极上，人的生活应该是有意义的。从这一点出发，东西方文明对于这样一个绝对意义，想出了两个不同的途径，即起源于东方、盛行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和中国的儒学思想。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中，西方人认为：倘若有一个绝对的上帝在我们中间，人生就可以获得形而上学的意义。因为在这刻，人们可以自然地产生一种超验之思。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生活放到一个上帝的维度，因此人就有一个全能的上帝去审视字词。在这时，他就可以约束着我们。与此同时，中国的儒家学派，将人的根本意义，集中到了礼教，伦理这一层面，这是一种脱离了行而上学的思辨。所以黑格尔在他的《哲学演讲录》的第一卷中就曾写过：”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有的只是伦理学。”可悲的是，今天的中国人，还在信仰着以伦理为基础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深刻地思考过，我们这种伦理，它的合理之处在哪里？也许这是我们需要真正思考的问题。今天许多的中国学生，缺少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我在这里，我称其为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能力，因为这本身非常重要，无法通过世俗教育去培养。在中国的儒家学派中，我们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等等。我们也都知道，为了纪念投汨罗江自尽的现实主义诗人屈原，中国传统中于是又了端午节，并有了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我们称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原因何在？不妨去读屈原的《天问》，他百思不得其解要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他问核心的是在这样一个以儒教为统治的国家中，王权的合法性在哪里。屈原最早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一个人而言，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实。因为一个人生活在儒家思想中，却不能为以这种思想为生活的合理性提供依据。今天的人们一方面去宣扬儒教，一方面我们去纪念屈原，这不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实吗？我们拿着伦理不放，但我们今天的人们没有真正地去思考，这种伦理的合理性在哪里？

基督教文明从公元五世纪到十五世纪，经历了漫长的一千年中世纪。一千年后，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与此同时，近代的基督教社会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直到十九世纪末尼采“杀死”了上帝。尼采曾经写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有人说这本书的出版把无数人的宗教信仰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尼采是种非常自信的人。他曾经在一本书的前言中写到：我的书是为这个社会极少数的人写的，但在这极少数的人当中，可能一个都还没有出生。但尼采断言，我的书终将名垂千古，载入史册。晚年的尼采非常寂寞，在日记中他写道，在大街上，我想拥抱随便哪一个人。寂寞之极，一八八九年尼采在都灵大街上抱住了一匹受马夫虐待而发疯的马，尼采疯了。二十世纪的曙光来临之时，尼采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尼采杀死上帝后，西方人的生活突然呈现了一种荒诞性。如果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绝对的规则存在的话，人是可以胡作非为的，因为绝对意义消失了。一旦绝对意义消失，那么人在在一个荒诞世界中的生活，其实很容易，吃喝玩乐，仅此而已。但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中，既要去承担一种荒诞，并且要从荒诞中寻觅意义的话，这就非常困难。此时，存在主义的兴起为二十世纪人的生活的合理性提供准则。我们以最著名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为例：当我们去看他的《他人就是地狱》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篇著名的文章，即《论五月风暴》。在这篇文章中，萨特谈论的是一九六八年全球范围内的学潮运动。萨特这样写道：他们反了，他们要寻找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在我们的年轻时代，也曾经寻找过。但在我们年轻的时代，我们没有去反抗。而今天，他们的反抗和我们年轻时候沉默的事实，证明了在面对同一个制度的时候，他们的伟大和我们的渺小。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发现，在一个虚无的世界上，人的活动就是成了人的意义本身。

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去创造他自己的意义？今天人们没有，或者说今天的中国人缺乏这样的反思。有人问，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文学家，为什么没有去拿诺贝尔文学奖。或者有人问，中国的文学家，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我可以从这样一个视角给出回答，就是在我们今天中国的作家——或者说从鲁迅开始——所描写的生活，偏重于人的社会生活分析而没有很深刻地剖析人的生存本质。当我们去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们有一种人的孤寂和幻灭的感觉。甚至有人告诉我，他读过之后有一种自杀的感觉。因为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关于人谓之人的深刻反思。而今天的中国作家，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这种反思。

为什么这种反思尤其重要？黑格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这个民族所有人都仰望脚下的事物，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可言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可怕在于我们太缺乏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民族的可悲。如果问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低下头颅来，我认为，在中国近三百年来，我们没有产生一个可以和西方的知识分子相抗衡的知识分子。我们没有产生萨特这样的人物。没有产生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这样的人物。甚至没有产生加缪和福柯这样的人物。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每一个深刻思考过时代精神的知识分子都能意会：夫物质之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处，不及此。

让我们去审视德意志民族。德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教育家——洪堡。他按照自己的教育思想，建立了洪堡大学。后来，德国许许多多的大学，都是按照他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我读本科的时候，这种思想，我们全世界仍然是他的受益者，那是什么？那就是关于教育之本质的深刻理解。所有人你来德国学习，学费是全部免掉的。因为教育是一种事业。人并不是仅仅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一种历史的被造物。置于一切历史之下，教育便有了一种根本的意义，教育的目的是去塑造人。今天的中国之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把人沦为了一种工具。我们总是评论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中，有多少人去国企了，有多少人拿了高薪，当一个高等学府用这个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承认：一种恢弘壮丽般教育从根本上堕落了。教育的目的是人，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在洪堡的时代，洪堡几乎是把所有的资源平均地用于教育。所以说德国的大学，他们的好与坏，并没有中国的大学这么悬殊，也没有美国的大学这样悬殊。但是德国，按照洪堡的思想，一个人去接受教育，那么这个教育的钱应该是国家来付。今天的中国人，教育部部长扬言：教育不能产业化；但是从国家到地方，我们实际做地恰恰是教育的产业化。但是现在你去德国留学也是要学费的，全世界已经越来越美国化了。全世界已经一起朝资本看齐的。

这世界仍然有一些非常伟大的人。二十世纪有三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萨特，福柯和乔母斯基。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知道这者的名字。有人说，二十世纪的人不知道福柯，就像十九世纪的人不知道马克斯一样。不能说他是文盲，至少不能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我知道我身边很多人都不知道福柯。我去年在西班牙。访问期间，我决定去法国扫福柯的墓。我问了一个在西班牙生活多年的华人，他三岁的时候到了马德里。我告诉他，我想去扫福柯的墓，但不知道福柯的墓在巴黎的什么地方。当然我没有这么直接地问，我先问你知不知道福柯，因为我知道中国的许许多多人都不知道福柯。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也是读过高中的人”。从这个很小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在欧洲的教育中，仍然没有忽略最核心的精神层面的培养。而这一块，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呼喊素质教育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教育庸俗化。教育的根本目的——人的精神力量的培养——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被完全忽略了。

我现在指导四个本科生进行研究工作。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甚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时常告诉他们，这还不够。一个学者从专业研究中获得快乐，但是一个思想者应该懂得在学术中生活。思想者这一称谓的定义不是来自他的研究，而应该首先来源他的生活。因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有思想的人，所以我们经常阅读中西方思想史，试图理解与我们看似久远的西方文明。比如说，福柯有句话：“学校是监狱和医院的混合物”，这句话怎么理解？其实在福柯看来，现在许许多多的人文科学，诸如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它们不但不是真理，反而是一种权力、一种杀人的工具。比如说，再让我们回望精神病学，福柯在《疯颠与文明》中探讨了现代精神病的起源。在十六世纪之前，我们并不认为精神病人是疯子。我们甚至把他们作为一种可以预见未来的先知一样看待。疯子可以在大街上游走，并且受到人们的尊敬。这个可能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但是在五个世纪后，在我们所谓更加文明的社会当中，他们为什么就被关进了医院呢？实际上，在一六五六年法国国王下了一条命令，就说建立法国总医院。法国总医院的建立，并不是一个医疗机构。它是一个训诫机构。它要告诉人们：一个人要勤奋的工作，你如果不勤奋工作，就会和大街上的所有流浪汉和所谓的疯子一样，全部都关进了这样一个法国总医院里。当时法国总医院的条件极为恶劣，许许多多的人住在一起，下面就是老鼠乱窜。于是，随着麻风病的消退，精神病人成为了社会唾弃的新对象。但是恰恰在于，今天的人们，我们不能说我们是正常的，从而说你们是非正常的。借福柯之言，现代人需要从他们的角度，去证明精神病人的合法性。但是我们发现，在六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文明的若干关键要素、或者说现代文明，正是通过帕斯卡、梵高、尼采，这些所谓的非理性的人来建立的。但是我们要在他们这些疯子面前，去证明我们的理性是正常的，这不是一个很可笑的事实吗？

现代人的精神，远远没有以前人那样纯洁。现在人在精神层面上已经堕落了。比如说，福柯有一句最为尖锐的话：“只要男人和男人的婚姻一天，现代文明就一天无从谈起。”人们无法理解这样一句话，因为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的不是爱情，而是性。人们认为，两个男人和两个男人在一起，这是很恶心的。人们首先不会去想到，两个男人，只要两个男人他们在精神上在一起，那么这种爱情就是高尚的。而这种爱情曾经在古希腊曾经发生过。在公元五世纪以前也曾经有过。只是在今天，人们越来越强调物质，金钱和欲望的满足。当代社会诸如此类的怪现状还有很多。对于今天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我们应该有许多深思，当你仔细去想这个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反常的现象。如果一代青年人还有一部分人去试图改变这种现象，这个国家就会有希望；如果我们这一代人都试图去迎合世俗，这个国家的精神风貌就会停滞不前。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不再把教育作为一种神圣的职业来看待。他们开始炒股，他们开始开公司。他们把学生作为一种免费的劳动力。一种非常神圣的师生关系，一种新货相传的思想之光，在今天堕落得一塌糊涂。他们向国家骗基金，几十万或几百万，然后去做一些不痛不痒的学问。更有甚者，少数知识分子一旦走上领导岗位，便扮演了政客的角色。管你学生好坏、是否才华出众，老子嘴大说得算。在复旦，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当我忆及国父孙文先生的“天下为公，努力前程”的文字时，我为这些人感到奇耻大辱。

这就我们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复旦的悲哀。但许许多多的人没有看到这一点。我希望在复旦，在这样一个很小的优秀本科生当中，在你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要看到这一点。若干年后你们才会试图去改变这一切。

加谬在《西西弗斯神话》的开篇就写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是否可以自杀。”为什么人他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这本书中写道，与其让这个世界以暧昧的方式赢，不如让自己以肯定的方式输。但是在今天，唯独有意义的，是一种生活的创造。是我们可以把生活赋予一种真实的意义。这种真实的意义是通过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来体现的。这种精神活动，在一个很低级的层面，正是我们所谓的，一日为师，一生为范。在一个很高级的层面来讲，就是真真正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他的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注定有人会被历史的足迹所记录。比如说贾植芳先生。知识分子不能成为一种政府的附庸。知识分子一词，本来就代表了一个人的精神事实，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贾植芳这样的人，也有类似郭沫若这样的作家。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他往往会向某些东西妥协。但是一个人的精神，他的视野，应该是向这个天空的方向去了望。这样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回到具体事情上来，我来谈优秀本科生的专门培养。当我去指导本科生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一个本科生聊天。我当时我跟他说，我寝室里有两百本书，你随便看，你看不出我是从事哪一个领域研究的。然后他告诉我，他寝室中也有两百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我欣赏的。首先你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其次你是一个在专业领域有所成绩的人。但你一个人仅仅在专业领域有所成绩，你仅仅把发文章当作一种目的的话，那么一个人，他生活的价值就会变得很少。曾经有一个老师对我说，我们总是要把一些东西量化，所以我们博士毕业，发表了多少篇SCI，这种量化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很客观。我说，错！这种东西很客观，恰恰是由于我们缺乏了许许多多能够高瞻远瞩的教育者，他认为你是不是具有一种博士的胸怀，博士的研究能力。所以说在今天，我们什么都能量化。一个学生的好坏，我们看GPA；一个国家的发展，我们看GDP；那么一个教授的好坏，我们看发了多少SCI/EI。这到底是现代人的一种文明呢？还是现代人的愚蠢。有个伟大的数学家叫做黎曼。他一生只发表了十八篇论文。还包括手稿。但那十八篇论文确是名垂青史。大家如果对于数学有稍微一些多的了解的话，就是说当代数学有个非常重要的难题——黎曼猜想，就是黎曼提出的。

二十世纪之初，年仅三十八岁的希尔伯特在第二届数学家大会发表了二十世纪人类需要解决的二十三个数学难题。像希尔伯特这样伟大的数学家，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请大家注意希尔伯特的用语——他说如果我死后一千年能够复活，那么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黎曼猜想解决了没有。与那个已逝的时代相比，现代人比的不是思想的深邃，比的是一个人在物质上的富有，一个人帅不帅，我们舆论已经为这些所左右。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学者和大学的媚俗。但是大学的使命并不是如此。我曾经和我的学生讲过康德的《论教育》。你们很难想象康德这样一个八十岁的单身汉，他的《教育学》会写得如此细腻，初读起来仿佛有一种独特的父爱在身边。康德从婴儿出生开始写起。婴儿出生的时候母亲的乳房中总会流出一些透明的液体，我们翻译成中文叫做初乳。是康德首先发问，这种初乳对于婴儿是不是有益。因为在之前这种初乳都是不要的。但康德首先问这种东西是不是对婴儿有益的。他认为人类总不会做无用功。还有，在婴儿哭的时候，家长总喜欢把婴儿抱起来，摇一摇，这样把孩子不哭了。是康德首先发现：婴儿不哭这一表象的原因是由于成人的行为足以导致婴儿的眩晕，就像我们看儿童坐木马转几圈就晕了一样，这对于他大脑的发展是非常不好的影响。康德从此写起，写到一个人的儿童教育，行为习惯的养成。然后，小学时的认知教育，德育的教育，美育的教育，初中时的体育教育，青春期时的性教育，大学时的哲学教育，科学教育。

除了康德，我们还可以列举其他人。比如亚当斯密，我们最熟悉他的书是《国富论》。但是他还写过一本道德哲学的经典——《道德情操论》。这是一个道德伦理学的经典之作。在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能够产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就至少代表了一个民族有一种很高贵的气质在里面。如果今天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作秀，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

最后我要送给大家的是伟大神学家巴特的一句话。他在论述心爱的莫扎特的书中写道

Das Schwere schwebt und das Leichte uwendlich schwer wieget

生活是沉重之轻与轻之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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