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晚上，还是决定开通博客的时候，没有想到，第一篇博文竟会是祭文。

5日12：40分，从电话里听到了王老师去世的消息，傻在了那里。等到反应过来时，第一个反应是愧疚与难过交织。

在96年到98年，从ccido到水木，在民间AVER对王老师诸多激烈不敬的言辞，很多出处来自于我。从一个刚刚从校园走入行业的青年来说，IT行业信仰中更多的成分是不成熟，于是自然的把这个自己最熟悉的技术领域的宣传和炒作当成了斗争的对象。

后来有人十分肯定的对我说“中国的IT批评环境的苛刻.是从你们那些人对国产杀毒软件的苛责开始的。”这句话让我陷入过深深地反思和不安。

但初涉江湖，年少轻狂，自恃一点逆向的能力，剖析了个把国外引擎。于是KV软件从结构到实现的BUG，都遭到了我们的穷追猛打。

直到02年，我在测试自己的产品时候，发现了对光盘显示KILLED OK的提示，而这个bug正是当年我嘲笑过KV的。我对编写对应模块的兄弟说，这是我当年嘲笑过人家的，果然是笑人不如人。

清谈易，行事难，做事情才能体会到做事的艰难。突然想到，当年初到北京的王老师，面对牢不可破的行政垄断，最终拿到销售许可，不知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而后来面对江湖纷争，又是怎样的焦灼。而我作为一个批评者时，何曾体谅过行者的艰辛。于是我顿生不安。

老道他们到了江民后，我对老道说，有时间，我想去看看王老师，老道笑了说，那你就过来坐坐呗。

说说很容易，但还是没能成行。

后来在应急年会上遇到了绍文，绍文说，去看看王老师吧。绍文停了一下，又笑了笑说，总不能让王老师来看你吧。

于是，回京后，有了和王老师的正式会面。

我对我当初的少年轻狂表达了歉意，王老师非常诚恳的说，你能来看我，我觉得特别难得。

谈完已经是中午，就在数码大厦楼下的那个日餐馆，王老师叫服务员拿来几支朝日啤酒。我本来就不胜酒力，印象中有一个晃晃悠悠出旋转门的感觉，似乎公道还问我是否能撑住，但醒来时却已经在宾馆的床上，前襟吐得斑斑点点。

这次会谈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江民和安天签订了一年的相关合作协议。对那时十分窘迫的安天创业团队来说，这笔钱是雪中送炭。后来我听业内有很多人讲过关于王老师仗义的故事。

与王老师最后一次对话时在一次安全会议的电梯中，王老师说，你怎么胖成这个样子了，我都要认不出你了。

而最后一次见到王老师竟然是在华星影院，我在前排，散场时我看到王老师居然在后排，顷刻已经消失于人海。那时也没想太多，总觉得，或者开哪次安全会议、或者在数码大厦总会碰到的。

写到这里，J打来电话，也为王老师叹惋，这是一位因某一次不公平的反病毒测试就愤然告别了反病毒行业的人，当年也是我们这些批评家中的一员，他很深沉的说，现在想起来在咱们无比偏激的时代，其实是中国IT行业无比阳光的时代。

是啊，今天我们漠视着暗黑中的野兽横行，却险些忘记了我们当年曾把大量的口水喷向阳光下的长者。

我们那时过度关注开放特征码借口是否更多的只是宣传和炒作，却没有思考在连FIDO都不普及的孤岛时代，没有什么比平媒是更合适的规则下行通道。
我们那时站在对境外产品的逆向结果上说着风凉话，却从没有想过国内业界起步的苍白与艰难。
我们那时是娃娃抓起的一代自持，我们以架构意识、逆向能力，甚至只是因规范的变量风格而自诩，却从没有想过我们真正为产业做过什么。
…….
有记者朋友在MSN上问我，你觉得王老师对于反病毒行业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想了想，打下了这样一句话：

王老师以一人之力终结了反病毒行业的行政垄断，为整个行业的真正市场化打开了大门；而今天中国每一个反病毒行业的从业者都接受了这个结果的恩泽。

记者又问，你觉得当前业界……

我想了想回了六个字之后下线，“行者不言，再见。”

王老师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