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庆狮：中国计算50年
作者 陈怀临 | 2011-05-19 21:10 | 类型 行业动感 | 85条用户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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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怀临注：我个人与高老师不熟悉。但知道作为晚辈和对体系结构和系统软件充满热爱的人，需要尊敬和缅怀这样的人。中国之所以不会亡，就是有了邓稼先，钱学森等等许多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人们。。。中国一定会崛起，重耀我大汉之光。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中国。】 本文是高庆狮先生2006年为纪念“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建50周年”所做。曾发表在《计算机世界》上。这是非常珍贵的中国计算机发展史料，我们在此再次刊载，借以缅怀刚刚辞世的高先生和其他早期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先驱们。 自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与计算机最邻近领域的数学和物理界的共和国泰斗、世界数学大师华罗庚教授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教授，十分关注这一新技术如何在国内发展。 中国诞生计算机 从1951年起，国内外和计算机领域相近的其他领域人才，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工程师和博士，不断转入到该行业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华罗庚领导的中科院数学所和钱三强领导的中科院物理所里，其中包括国际电路网络权威闵乃大教授、在美国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范新弼博士、在丹麦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吴几康工程师，以及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夏培肃博士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蒋士飞博士。 他们积极推动，把发展计算机列入12年发展规划。 1956年3月，由闵乃大教授、胡世华教授、徐献瑜教授、张效祥教授、吴几康副研究员和北大的党政人员组成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主办的“计算技术发展道路”国际会议，到前苏联“取经”，为我国制定12年规划的计算机部分做技术准备。当时的代表团主要成员后来都参加了12年规划。此外，范新弼、夏培肃和蒋士飞也加入规划制定中。在随后制定的12年规划中，确定了中国要研制计算机，并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及自动化等四个研究所。 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由科学院、总参三部、国防五院（七机部）、二机部十局（四机部）四个单位联合成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应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为了迅速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这三个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计算机和第一届计算数学训练班。计算数学训练班的学生有幸听到了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和董铁宝教授讲课。钱学森教授在当时已经是国际控制论的权威专家，而董铁宝教授在美国已经有过3～4年的编程经验，也是当时国内惟一真正接触过计算机的学者。当时我也是学生之一。 钱学森的数学功底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涵盖了我们所学的数学的所有课程，而且运用自如，我们作为北大数学系学生，对此感到十分钦佩。同时，钱学森教授也帮助我们具体了解到，数学如何应用到实际物理世界中。 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由七机部张梓昌高级工程师领导研发的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2500次）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诞生，并于1958年交付使用。参与研发的骨干有董占球、王行刚等年轻人。随后，由总参张效祥教授领导的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 104机（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1万次）在1959年也交付使用，骨干有金怡濂，苏东庄，刘锡刚，姚锡珊，周锡令等人。其中，磁心存储器是计算所副研究员范新弼和七机部黄玉珩高级工程师领导完成的。在104机上建立的、由仲萃豪和董韫美领导的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则在1961年试验成功（Fortran型）。 国防是首要服务对象 在任何先进国家，计算机的发展首先都是为国防服务，应用于国家战略部署上，中国也不例外。1958年，北京大学张世龙领导包括当时作为学生的王选在内的北大师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研制了数字电子计算机“北京一号”，并交付空军使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亲自到北京大学北阁“北京一号”机房参观了该机器。随后，张世龙带领北大师生（包括王选和许卓群在内），立即投入北大自行设计的“红旗”计算机研制工作，当时设定的目标比前苏联专家帮助研制的104机还高，并于1962年试算成功。但是由于搬迁和文革的干扰，搬迁后“红旗”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和继续工作。 与此同时，1958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前身）海军系柳克俊的领导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合作，自行设计了“901”海军计算机，并交付海军使用。在海军系康继昌的领导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的“东风113”空军机载计算机也交付空军使用。随后，柳克俊领导的国产晶体管军用的计算机，也在1961年交付海军使用。 1958年～1962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也前后独立研制成功了一些自行设计、全部国产化的计算机。 1964年，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吴几康、范新弼领导的自行设计119机（通用浮点44二进制位、每秒 5万次）也交付使用，这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电子管大型通用计算机，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电子管计算机。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转入晶体管计算机领域，119机虽不能说明中国具有极高水平，但是仍然能表明，中国有能力实现“外国有的，中国要有；外国没有的，中国也要有”这个伟大目标。 在119机上建立的，是董韫美领导的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该系统在1965年交付使用（Algol型），后来移植到109丙机上继续起作用。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计算机系慈云桂教授领导的自行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441B（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8千次）在1964年研制成功，骨干人员包括康鹏等人。1965年，441B机改进为计算速度每秒两万次。 与此同时，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蒋士飞领导的自行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浮点32二进制位、每秒6万次），也在1965年交付使用。为了发展“两弹一星”工程，1967年，由中科院计算机所蒋士飞领导，自行设计专为两弹一星服务的计算机109丙机，并交付使用，骨干有沈亚城、梁吟藻等人。两台109丙机分别安装在二机部供核弹研究用和七机部供火箭研究用。109丙机的使用时间长达15年，被誉为“功勋计算机”，是中国第一台具有分时、中断系统和管理程序的计算机，而且，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管理程序就是在它上面建立的。 这些由中国科研人员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研制出的第一批计算机，代表了中国人掌握计算机的技术水平和成果，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发展自己的全部国产化的计算机事业。 突破百万到超越亿计算 虽然我国自行设计研制了多种型号的计算机，但运算速度一直未能突破百万次大关。1973年，北京大学（由张世龙培养的、包括许卓群和张兴华等骨干人员）与“738厂”（包括孙强南、陈华林等骨干人员）联合研制的集成电路计算机150（通用浮点48二进制位、每秒1百万次）问世。这是我国拥有的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也是中国第一台配有多道程序和自行设计操作系统的计算机。该操作系统由北京大学杨芙清教授领导研制，是国内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操作系统。 1973年3月，在全国实际研制目标200～500万次不能满足中国飞行体设计的计算流体力学需要的情形下，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根据飞行体设计需要，要求中科院计算所在20世纪70年代研制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80年代完成十亿次和百亿次高性能巨型机，并且指出必须考虑并行计算道路。中科院计算所根据国防情报所和计算所情报室提供的国际上的公开资料，分析了1970年前后美国研制的高性能巨型机的优缺点之后，于1973年5月提出“全部器件国产化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20M低功耗ECL、电路-四条流水线）及其模型机（757向量计算机、10M ECL、电路-单条流水线）”的可行方案。由于文革中受到严重干扰，以及文革后“走马灯”式良莠不齐的领导乱指挥，尽管在1979年，由亚城负责的20M 低功耗ECL电路的集成电路芯片投片已经研发成功，但是最终“全部器件国产化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的研发，因为任务变化，最终搁浅。 表1和表2给出了代表中国掌握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时间表，水平主要是根据创新的“三性”中的先进性。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列只是代表中国已掌握的计算机技术水平的计算机，其中，带*的103、104、119、150、757，及银河-1号巨型机和银河-2仿真计算机等7台计算机，都被载入“记述对中华文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重要历史事件”的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铭文中。 除了研制水平之外，产业、市场和应用的发展也同样重要。在批量生产计算机上，电子工业部及其相关研究所（例如著名的15所）和工厂（例如著名的 738厂）功不可没。不仅上述中国早期计算机的研制和批量生产要依靠它们，而且它们也独立设计和研制过一些成批生产的计算机(例如108系列、与清华大学合作的DJS-130等），尤其在人造卫星地面系统（例如320计算机及舰上718计算机）及其他军工任务上，这些研究所和工厂都有过突出贡献。研究所和工厂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技术和工艺方面。他们的领军人包括莫根生、陈立伟、曹启章及一批骨干人员，例如江学国等。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领导的仿 IBM系列也起过历史性作用，沈绪榜和李三立负责的有关卫星天上和地上计算机及其他任务用的计算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七机部、清华大学及中科院各分院在发展计算技术方面还做出了许多贡献，这里就不枚举了。 中国自力更生全部国产化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事业，和20世纪50～70年代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和徐元森等教授领导的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和109厂的研究及开发工作是分不开的。中科院半导体所和109厂都是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独立出来的，中科院物理所对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发展计算机事业离不开人才培养，20世纪50～70年代，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及之后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夏培肃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组织教师和学生动手研制计算机、进行实践、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夏培肃领导组织教师和学生动手研制了107（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 250次）计算机，该计算机于1960年交付使用，并且还复制了两台。尽管107计算机比103（1958年交付使用）、104计算机（1959年交付使用）速度低了10倍到40倍，但是对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一个计算机系统是由多方面研究成果构成的。范新弼领导的磁心存储器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主要的骨干有伍福宁、王振山、徐正春、张杰、甘鸿，等等。王克本领导了中国第一个八层印刷电路版研究与设计小组。方光旦在磁头、磁胶，张品贤在磁带，顾尔旺在磁鼓等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实际上，大多计算机的研发都是集体成果，例如全国参加757计算机研发工作的人员，就有上千人。 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小组于1957年在中科院计算所成立。20世纪50～70年代，它承担了中科院计算所代表性的计算机（119、109乙、109丙、757、717等计算机）的系统结构设计任务。参与成员则根据当时前苏联计算机领军人物、前苏联科学院列贝捷夫院士的建议，由年轻的数学专业毕业生组成。第一任小组负责人是国际网络权威人士闵乃大教授，第一个正式设计任务则是1958年5月国防部门的“导弹防御系统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设计工作由北京大学张世龙和第二任小组负责人虞承宣，加上6名数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组成，其中周巢尘、沈绪榜等3人后来分别由不同领域（软件、航天、系统结构）、不同单位被选为中科院院士。 中国20世纪60年代编译系统的带头人在当时都是年轻人，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杨奇、中科院计算所董韫美和仲萃豪、南京大学徐家福、国防科技大学陈火旺等。中国20世纪60年代操作系统的带头人有北京大学杨芙清、南京大学大孙仲秀等，当时也都是年轻人。软件正确性设计（容易推广到硬件的正确性设计）是近20多年国际上关注的具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理论价值的重大问题。我国领军人物何积丰院士、周巢尘院士如今已经是国际上知名的佼佼者。 20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容错和检测理论和实践的带头人是魏道政，而知识处理的带头人是陆汝钤。 依赖进口弊端过大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研制的计算机，几乎全部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 由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迅速发展，数千万甚至上亿个晶体管逐渐能够集成在一个芯片上，20世纪80年代及其之后得到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是普通个人使用的“微机”（PC机）及超强“微机”（后者可以组成服务器或者并行处理的高性能计算机），而其他各式各样的计算机（包括超级中小型计算机在内）由于性价比问题，无法和微机竞争，就自然逐步退出舞台了。国际上没有及时调整战略的计算机公司，例如CDC公司、王安公司等，纷纷倒闭。虽然如此，国内那一段过渡时期为了满足用户需求而研制的各种机型也曾有过较大贡献，例如张修领导的KJ8920，在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软件方面就很突出。 中国最早意识到个人计算机发展趋势而率先转向研究“微机”，并且做出突出贡献的带头人有倪光南、韩承德等。 国内高性能计算机，有慈云桂、卢锡城、周兴铭、杨学军领导的银河系列；张效祥、金怡濂、陈左宁领导的神州系列;李国杰、孙凝晖领导的曙光系列；祝明发领导的联想深腾系列；以及周兴铭领导的银河-2数字仿真巨型机等。PC机有联想系列、长城系列、方正系列、同方系列等，其学术代表性带头人是倪光南，产业代表性的领军人是柳传志。 计算机产业作为一个产业链，软件发展依赖于整机和应用需求的发展;整机的发展依赖于芯片、部件及需求的发展;芯片的发展则依赖于“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发展。这里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是指集成电路生产线的三大部分，即大底座、中间层和顶层。大底座（价值十多亿美元的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生产线）是从拉单晶硅到光刻-扩散-参杂，到最后封装，相当于过去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和徐元森等领导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的研究工作。中间层是各种高速低功耗电路设计，相当于过去中科院计算所电路设计组蒋士飞、沈亚城等人的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沈亚城所进行的高速低功耗ECL电路设计，直到做成芯片，才可以算做完成。顶层则是硅编译等等软件工作，这部分工作过去是计算所使用小规模集成电路时把逻辑设计图变成为工程布线图的手工工作，加上半导体所制造小规模集成电路各种掩模版所需的手工工作。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情况下，从复杂性、可靠性角度，手工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需要依靠硅编译来自动完成。 在允许部分进口的环境下，一个产业链如果要求全部国产化，会造成一环落后引发产业链后续部分全部落后的情况；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使得各种类型整机可以在国际先进基础上得到发展，进而软件和应用都能在国际先进基础上得到发展，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当国内所研制的计算机全部转向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时，一方面中国的高性能计算和PC机的发展依赖于进口元器件和进口部件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的集成电路研制力量，由于缺少巨大的经济支持，都转向非计算机用的其他难度小的方向。 “元器件全部进口化”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全部国产化的亿次高性能巨型机研制中止，而且真正完全自主的国产的计算机集成电路研制工作也中断，至今也没有恢复，甚至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这两方面对国家安全都很不利。实际上，“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依靠进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就等于依赖外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水平和外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水平。引进无法达到最先进，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引进很可能中断，引进的生产线的备份件也不能得到更新。 “中国芯”何时真正崛起 进入21世纪以后，李德磊负责的“方舟”、胡伟武负责的“龙芯”、以及王沁参加负责的“多思”、方信我负责的“国安”等等“中国芯”项目不断涌现，计算机产业链国产化又前进了一大步。但当前或者未来将出现的众多的“中国芯”的共同点，都是“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一个应用。也就是说，其水平仍然是依赖于外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水平和外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水平，仍然受制于人。 众多“中国芯”的主要的差别只是在系统结构设计上，或者在高速低功耗电路等设计上，有没有重大创新、重大突破。设计明显创新的，有国外学者称之为相当于“大学生课程设计”水平，虽然难听却也有几分道理。尽管能设计“中国芯”的人或公司越来越多，但是能设计“中国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人，如果不采取措施，不仅目前没有，恐怕不远的将来仍然是空白。如果中国不能制造中国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那么无论有多少种“中国芯”，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和中国PC机的发展水平就必然还是取决于美国“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发展水平及美国政府允许向中国出口的水平。 现实的道路是，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与独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发展芯片产业，而建立完全自主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则应该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重中之重。 早在1965年，中科院半导体所王守觉就开始研制从逻辑图到掩模版的自动形成系统“图形发生器”，这项研究比美国还早。由于文革破坏而中断了3年，1971年初研制成功时，反而比美国晚了一年多。以上历史说明，中国人的独立研究能力也不容忽视，研究环境也不容被忽视。 如何做到既能使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发展都能建立在国际最高水平之上，又能确保国家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产业链的问题，应该是许多产业链所存在的共同问题，更是决策者急需处理的政策问题。 中国半个世纪电子数字计算机事业的领路人，是在两位共和国功勋科学家华罗庚和钱三强关注下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50年前，是10多名从相邻领域转过来的30～40多岁的中青年带头人，和五、六十名受过专业教育的20多岁的青年骨干，还有数十名当时尚未出世的后起之秀，本文列举的，只是这个百人群体中的一小部分。 链接:文中部分科学家简历 华罗庚：江苏金坛人。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国际知名数学家，先后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等。 钱三强：浙江湖州人，出生于浙江绍兴。核物理专家、中国核原子科学之父，曾师从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在中国研发原子弹期间，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范新弼：电子计算机专家，湖南长沙人。195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在电子器件研究与应用领域获8项美国专利。归国后，领导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及其后多台大型计算机的磁芯存储器研制工作，领导中国半导体存储元件研究，建立了国内第一批测试设备。 张效祥：计算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领导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的仿制并在此后的35年中主持中国自行设计的电子管、晶体管到大规模集成电路各代大型计算机的研制，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建、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领导完成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并行计算机系统。 钱学森：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浙江杭州市人，生于上海。钱学森曾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历经5年努力，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江苏武进人，“中国第一个程序员”（王选），长期致力于结构力学、断裂力学、材料力学性能、计算数学的研究和教学，我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45年赴美学习，1956年归国教学，1968年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自杀。 金怡濂：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高性能计算机专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原籍江苏常州。中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研制者之一，先后提出多种类型、各个时期居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巨型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技术方案，为我国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赶超世界计算机先进水平有着重要贡献。 王选：江苏无锡人。著名的计算机应用专家，主要致力于文字、图形、图象的计算机处理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曾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2003年当选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巢尘：计算机软件专家，原籍江苏南汇，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所长。 杨芙清：北京大学计算机学科第一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计算机科学技术及软件专家，无锡人。历任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计算机科技系教授。 孙仲秀：计算机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籍浙江余杭，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历任南京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等职。1974年后主持研制了中国国产系列计算机DJS200系列的DJS200/XT1和 DJS200/XT1P等操作系统。从1979年起开始对分布式计算机系统软件和应用进行了研究，1982年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ZCZ分布式微型计算机系统，研究和开发了多个实用的分布式计算机系统。 何积丰：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软件专家，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软件学院院长，上海嵌入式系统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早年进行管理信息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研发。 吴几康：安徽歙县人。计算机专家、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曾于1951年至1953年在丹麦任无线电厂开发工程师，归国后调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参与筹建计算技术研究所。1965年负责研制成功两台大型通用计算机，后参与筹建771微电子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和研究员。 张梓昌：电子计算机专家。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历任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所长、测控公司总工程师，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期从事电子设备和计算机的研制，曾负责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的技术工作，是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学科带头人之一。 张世龙：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教授，曾参加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计算机119机和北大红旗计算机的系统设计。 慈云桂：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教授，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安徽桐城人。历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兼电子计算机系主任和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等职，先后主持了我国多种型号计算机的研制，从领导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专用机，到担任“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技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及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冯康：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数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生于江苏南京，原籍浙江绍兴。其独立创造了有限元方法、自然归化和自然边界元方法，开辟了辛几何和辛格式研究新领域。中国现代计算数学研究的开拓者。1997年底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予冯康的另一项工作“哈密尔顿系统辛几何算法”。历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主任、名誉主任。(排名不分先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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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过留声
“高庆狮：中国计算50年”有85个回复
为了悼念高老师，我这个星期不发文了。有pending的同学，be patient…下个星期一再发。
激情燃烧的岁月！我辈当以高院士等老一辈为榜样，志存高远、无愧人生。
ms大都是江浙人士啊。
慈云桂,俺们桐城人，桐城中学毕业，现在母校光荣榜上还有他。
在那样一个时代，做计算机就是做工业产品，还要克服外界的种种封锁，向老一辈致敬
致敬！
文革啊文革，十年浩劫要多少代人来承受苦难啊
很为自己家乡自豪，江浙多英杰啊
to 5楼：
其实除了文革以及之前各种政治运动的巨大影响外，政治以及经济制度也是巨大的制约：美国的计算机械从来就是同时服务各种行业的，而不是只服务于政府和军方——IBM早期的打孔机器、阿坦纳索夫的ABC、以及后来的各大早期计算机公司都向各种机构出售机器。那些牛人的传记里总是提到年轻的时候在什么机构或者学校里上机，这在中国早期的计算机史似乎不怎么能看到。
换个角度看这帮算不算投匪的
江浙 安徽
如果没有角度看，哪里又不是匪？
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
李伟钢：社交网络成员影响力分析–W指数
http://www.1000plan.org/superblog/2597/256
醒醒吧，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是不会给海外华人带来任何荣耀的
就算再没有角度，也会庆幸不是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首先造出原子弹吧？
这些前辈才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现在都只在为掘金而读书 唉
当痛贬德日帝国的时候，那是希特勒和日本天皇两个人的错，还是他们整个国家几乎所有人的错？
母国不是聚宝盆,可不思所予,仅思所取!
文革使我们丧失了跟美国在同一起跑线，不，是同一个赛场比赛的资格了……
晚清，文革。这都是我中国的黑暗时期。
IMHO，其实晚清是整改革开放的。清华，北大似乎都是大清整的。。。
大学又开始唱红歌了，都过了几十年了
那个薄瓜瓜的爸爸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古巴去？为什么不送到延安大学去？
他爸爸把他送到英国去了，红色领导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那么大家可以回到晚清，然后比较一下晚清和现在中国孰优孰劣？
如果可以穿越到大清，弯友用现在掌握的知识是否可以造出一台计算机呢？
不如穿越回原始社会比较一下原始社会和现在
你们盛世中国就配跟大清晚期比较吗？真是辛辛苦苦一百年原来全是在打转啊
你们盛世中国的人就配跟大清晚期的人比较吗？
还是少些争吵， 多做实事。 比如：
1。体系结构的人， 向老前辈高老师、夏老师学习， 发几篇ISCA文章。
2。网络的人， 争取来一篇 SIGCOMM 文章。
在公司做事的，多研究研究Open Source的工作，自己创业， 为自己的家庭添砖加瓦， 为你的母校多捐点！
》众多“中国芯”的主要的差别只是在系统结构设计上，或者在高速低功耗电路等设计上，有没有重大创新、重大突破。设计明显创新的，有国外学者称之为相当于“大学生课程设计”水平，虽然难听却也有几分道理。
高老师还是很明白的， 不像当权者不敢讲真话。有些所谓的最年轻的工程院士， 连一篇ISCA文章都没有，怎么就能混个院士呢？
我就是搞OpenSource的，最火的就是该死的gfw把我的commit access都搞没了!
anonymous 于 2011-05-20 11:31 上午
我就是搞OpenSource的，最火的就是该死的gfw把我的commit access都搞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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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确实极其恶劣，某党为了一己之私， 竟然不惜封死国外优秀的学术或者学习资源。
当今兲朝的进步不过是世界发展带来的。就像晚清洋务运动。颇可一番类比。
话说既然是搞opensource，竟然没有VPN。。没有VPN。。VPN…
默哀…
虽然不是学电子技术的，但是每次过来看看弯曲都有一点长进的感觉。希望弯曲越来越好，也希望能够参加你们举办的讲座之类的，看个热闹吧…
心向往之…
贵江贵浙果然猛啊。我蜀孱弱，我川丢人…
老一辈院士才真算的上院士，感觉现在评的院士都掉价啦~不敢恭维！
网上搜索到“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相关的知识：
计算机产业是一个产业链，软件发展依赖于整机和应用需求的发展，整机的发展又依赖于芯片、部件及需求的发展，芯片的发展则依赖于“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发展。
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是指集成电路生产线的三大部分，即大底座、中间层和顶层。大底座(价值十多亿美元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生产线)是从拉单晶硅，到光刻—-扩散—-掺杂，到最后的封装，这相当于过去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的研究工作；中间层是各种高速低功耗电路设计，这相当于过去中科院计算所电路设计组所进行的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沈亚城所进行的高速低功耗ECL电路设计，直到半导体所做成完整的芯片才算完成)；顶层是硅编译等等软件，这部分工作过去是计算所设计小规模集成电路时把逻辑设计图变成为工程布线图的手工工作，加上半导体所制造小规模集成电路各种掩模板所需的手工工作。
想想中国芯片的制造水平，高院士的话，讲的就是真话，而且敢说真话！当前或者未来将出现的众多的“中国芯”的共同点，都是“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一个应用。也就是说，其水平仍然是依赖于外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水平和外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水平，仍然受制于人。
制造水平还被西方牢牢掌握，我们就是“大学生课程设计”水平，龙芯都还是意法半导体生产，为什么中国没自己的生产线，连隔海的台湾都有自己的生产线，中国下一步就应该多考虑“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问题啦，应该有自己的生产设备和生产线！只会设计不会制造，成绩还是鸡蛋一个！
知识分子的穷酸性是只会叫嚣不会有理有力有节的反抗。作为工程师，我们一辈子在解决问题，遇到困难，我们不能把责任推掉，说是国家的问题，党的问题，人民的问题，我们要做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发牢骚的人。
to:30
你的利益大于国家的利益？o shit!
知识分子的穷酸性是只会叫嚣不会有理有力有节的反抗。作为工程师，我们一辈子在解决问题，遇到困难，我们不能把责任推掉，说是国家的问题，党的问题，人民的问题，我们要做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发牢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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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这句，学理工科的，要理性。
林彪、四人帮对发展计算机的证据浩如烟海。“坏人”未必没有好的地方。
英语里有nation/country/government的区分，汉语里很多语境下“国家”一词都指代不明，人？朝廷？某党？
15楼又在偷换概念。 为虎作伥和袖手旁观是完全不同的。别人杀人，你不能阻止但也别帮着磨刀。 比如最近谣传被扔鞋的那位。
爱因斯坦算不算投敌叛国？当然，你可以说他是犹太人，不是德国人。
首席，薄公子据说已经去了Harvard， HKS。
穿越的话，不如横向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比比。不过国家有大小，也不能完全类比，总之我国就是运气太差。
To 29楼：anonymous
我就是搞OpenSource的，最火的就是该死的gfw把我的commit access都搞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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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托，看看GFW墙的对象，Google、Twitter、Facebook~~~~
to 44
你知不知道GFW封了github(因为上面有一些翻墙工具)和repo.or.cz,还封了某些站点的https?
to 31
我暂时没有买…
历史是偶然里的必然，维新能在日本成功而大清失败，中式改革可以在中国而不能在俄国，TG为什么最终成王，里面有复杂的历史必然，不是愤怒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狗屁历史必然，每个黑社会上台都是历史必然吗
有？%是必然，你自己分析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TG当年成功当然是历史必然。去找个《历史的先声》读一读就行了。社会进步，比如那个，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也是历史的必然。
事后分析，什么都是必然。
有没有百度和腾讯的兄弟，其实对于云计算和云存储，最重要的业务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抵消gfw对技术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供代理，在gfw之前把政治性的东东过滤掉，代码和技术是无关的且无辜的。gfw是一刀切，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是老蒋和现在大辽的策略，是不适当的。技术上不是没可能，是太复杂没人敢担责任。与其被动认宰或者转入地下（vpn）不如主动出击，正大光明的建立中转服务，主动过滤掉政治信息，接受审查，把谷歌在中国所不能做之事做成，也不枉党国的栽培，且为后来人敞开技术的大门，这可谓是功过千秋的大事业。
忘记过去吧。我们无法改变。
明天的中国才是新中国。
目前法律对于旁观者的原则是：如果你在现场看到犯罪，你有阻止的权利和义务，否则根据具体情况，可能被叛有罪
话说又被盾了，不知道是不是白名单发威
同意首席说的，明天的中国才是新中国。
50楼， 事后看，tg的土改是翻盘的关键。
首席的话对一半，确实要向前看，但历史也不能忘记。（历史太容易改变了，呵呵，甚至不同人看同样的历史也有不同结论。 不能改变的是事实以及现状）
反正还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吧，民族大义爱国情操往往收获现实的跳蚤。
因为在大陆，蒋是在既得利益的资本家地主阶级控制下，不能土改，而TG没有这个包袱，所以蒋一定不在大陆土改，而毛则一定要土改，他们俩基本没有其他选择。蒋对土改的利弊很清楚，但他没有办法。蒋一到台立即开始土改，因为蒋带来的阶层主要带来的是真金白银和枪，而本地利益瓜葛较少。上面的东西，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也不傻，并不是全是事后分析
八卦一下，文中提到的仲萃豪老师比高老师早走几天。 只记得仲老师讲的一个故事。文革期间， 别人在闹革命，他躲在中科院情报所。。。
土改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对经济长期是不利的。土地集中是长期竞争下形成的，土改相当于抹平竞争的结果。TG军事上成功是因为TG本身是一个高度集权且极具欺骗性的党。而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有文化的，松散的党。国民党的失败只是军事上的，而教育文化司法都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只不过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讲成王败寇，认为谁在军事上赢了就是得民心，得天命。要一个圣贤的大一统，不要两个恶魔的竞争。结果却是迎来了反右和文革。
其实当时的雇农不一定比自耕农穷，土改只不过是TG夺取政权时的动员口号，夺取政权后马上是土地国有化。
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只喊口号长期下是没用的，所以任何老板，要想长期稳定住员工，多银子是基本的。同样，TG因为资本家地主这一层瓜葛很轻，所以可以通过土改作为实际利益给士兵，因为打得了天下，你们家里土改分的土地粮食就可以保证，失败了，就得再还给胡汉三，这是一个切实的巨大的利益，而后来国有化是天下坐稳了以后的事。
土改从某个角度讲是用来对付傻瓜的，而对明白人，主要是针对精英层的民主统一战线政策，一直到现在还在有用，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周总理。
而蒋是不能得罪资本家地主阶层的，因为如果蒋敢下次死手，还没得到农民的支持，资本阶级就先把蒋解决掉了，这就是残酷的涉及根本利益的阶级斗争，即使是最MZZY的美国，这一点上也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即使你是再英明的受人爱戴的总统，如果要想对资本阶级下死手，也是要死人的。如果对一党制类ZF进行比较，应该说TG还是不错的，但既得利益阶层上永远是改革做大的绊脚石，中国如此，美国也一样
马列的视角，会少看到世界的很多东西
既得利益是个很抽象的词，改革不一定是正义的。
国民党的失败只是军事上的，而教育文化司法都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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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zhu 是明白人。可惜这样的人太少。
63楼，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历史，当然首先要对竞争力有个相对可以接受的标准。另外，东吴留在大陆的，晚景大多凄惨。
btw： tg在土地上真是翻云覆雨手。 土改=>国有=>承包到户=>土地财政/拆迁/地产泡沫
教育当时有私有的大学，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
文化当时鲁迅，胡适，王国维..不同的思潮可以争鸣
司法可以基本保证的言论集会自由，保证私有财产。
是不是不现在又竞争力？
教育当时有私有的大学，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
文化当时鲁迅，胡适，王国维..不同的思潮可以争鸣
司法可以基本保证的言论集会自由，保证私有财产。
是不是比现在有竞争力？
而且还是60年前的
TG的犯下的guilt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是把TG彻底overthrow利大于弊还是让TG改革利大于弊？社会问题不是理论和假设可以解决的
我只是对历史事件发表看法，谁能overthrow？TG才刚刚开始呢！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看形势，俄国如何？大秦如何？茉莉又如何？统治层需要有正确的形势判断和控制，使利益分配的不公在低于爆发点的安全期，一旦超过极限失去控制，会发生什么就像核电失控一样很难说了。30年来改革大体是稳定的，说明大体还在安全期，至于以后能否保持住，变化太多，真的不好说
hope so
估计以后湖南人和四川人科学家会越来越多。
作为一个湖南人很清楚……湖南四川人为人直冲，在兲朝多半仕途不佳的。
什么？科学家？科学家在兲朝就是仕途。补充完毕。
我川不出科学家，我川只有打工仔。相对于出科学家，能出更多的像浙温的老板更好。只有走出几十年的“打工”老思路，只有将“争当创业饿狼，不做打工饱狗”的思想扎根，才能真正富裕。
国难当头是川人顶。享太平没有川人份。
稍微淡定一点，如果四川的地理位置在东北或者南京，当初就能顶住鬼子的疯狂吗？改革前，东北给国家的贡献如何？改革中贡献如何？收获如何？
注:俺不是东北人，也不是南京人，只举一例说明问题，非特指。
搞那么复杂。只是说明贡献无回报，不是川人问题而已。东北不富，也不是东北无能。
是，愚兄误解一条虫同学的本意了，这里四川人非特指，简单描述应是所有有贡献的中国人。我年轻时比你固执，现在下场不太好
westermann
补充一下，浙江出了很多自己创业的民企，可也出了很多至少在朝内称得上大师的人物，江浙民间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能在国内是没有地方及得上的。四川湖南落后，无须叹不平。同意你说的，改变思维习惯是头一件要做的事情。当然，富裕的过程会很长，可能是几十年之后的了。毕竟相比其他已经起步的地方，资本创造资本的速度远比原始积累来得快，而且国内来说肯定会存在先富掠夺后富的事情。该问题暂时无解
理客老师不说话，弯曲评论减一半:）
沙加，浙江民企的发达，我倒不认为是教育发达的直接后果。江浙是重视教育，但是民间从商下海（下真的海）的传统上千年流传不衰，这才是民企最后做大的推动力。
说到重视教育，湖广四川一带民间可真是重视教育啊，特别是曾国藩同学的子弟们回湘后。不过从政和做学问其实很多时候是正交的。。。
湖广四川教育多元化而且很重视。的确。但是在即成思维泛滥的今天，反效果出来了。么办法啊。
什么叫’即成思维’?
完了。。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