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二十年祭（1991 8／24－－2011 8／24）
作者 陈怀临 | 2011-08-27 12:31 | 类型 行业动感 | 70条用户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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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怀临注：此文转载于《南方周末》］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两个时间如此贴近、意义全然相反的纪念日。庆祝建党90周年后，紧接着就是苏共亡党20周年。这一荣一辱，一兴一亡，必然成为人们长久不衰的话题。 20年来，对苏共失败原因的探究从未停止，最庞大的研究群体在中国。因为，早年中共就是照苏共模式建立的。1949年后建设社会主义也只能从学苏联开始。“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 虽然从毛泽东起，中共一直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突破，但从意识形态到执政方式，两党的相似处仍多于不同处。研究苏共的失 败，也是寻找中共肌体上可能潜伏的“病灶”，因此，也与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不同，参与者中不仅有专家学者，还有大量其他职业的党内外人士。这是可贵的忧患 意识。 当前最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苏联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模式”，脱离、背叛马克思主义，导致苏共的最后垮台。 这些同志的出发点是，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学者，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攻击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例如布热津斯基称大清洗受害者达 “5000万冤魂”，苏联当时人口不足2亿，明显经不起推敲。他们力图通过苏共和苏联覆亡，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错误”，如果不明就里，随之起舞，很 容易落入陷阱。 我认为，上面这种政治警觉也可贵，但如果因为西方在斯大林问题上别有用心，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划等号；因为戈尔巴乔夫提出“民 主化”、“公开性”，搞乱了人们思想，便认为“反其道而行之”就能长治久安，同样可能误入歧途。况且，把一个执政七十多年、拥有近两千万党员大党的崩溃， 归罪于“两个叛徒”，也有些简单化。 恩格斯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教训时，曾说过一段极精辟的话：“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 ‘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 显然，“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 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问题出在少数领导人身上，深层原因，还是要从体制机制中去寻找。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悲剧，苏联党和人民，已付出惨痛代价。如果不能从中汲取足够深刻的教训，历史悲剧就无法以历史的进步来补 偿，甚至会重蹈覆辙。改革开放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摆脱斯大林模式或苏式社会主义影响。经历了90年历史风雨的中共，也应能摆脱短期的利害权衡和感情因素 影响，对苏共兴亡进行冷静、科学的反思。
1991年8月21日，苏共解体前的戈尔巴乔夫。 （资料图） 苏共亡党祸根何时种下 如何评价斯大林，是国际共运最大的认识分歧之一。这不奇怪，在人类历史上，做出如此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也犯了如此严重错误的领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前曾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残酷的斗争炼就了他坚强的性格。他的名 字，曾象征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及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和稳固，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他创立的苏联式的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并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 族和人民，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没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来不断发展完善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纠正其问题和缺陷，而是将其凝固化、神圣化，视 为各国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普遍经验”。他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上世纪30年代，为巩固自身权力和维护其发展模式进行的“大清洗”，种下苏共亡党的祸根。最 有力的证明，就是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面对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照理应把票投给他的对立面俄共候选人，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 让电视台滚动播放“大清洗”的镜头和纪录片。选举结果表明，人们更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因为几乎每个苏联家庭或其亲属，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几 十年后仍积怨不消。以此攻击俄共，最能激发群众情绪。 传统解释是：苏联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要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是客观原因；斯大林高估阶级斗争严重性，把党内认识分歧当作对抗性矛盾，是主观失误。因此我们一直称之为“肃反扩大化”。可随着前苏联档案解密，这一立论被动摇。 第一，“大清洗”不是发生在革命初期阶级斗争尖锐、危及苏维埃政权生存时，而是在苏共执政20年、最后的“富农暴乱”都平息很久以后。被清洗者不是破坏分子或被推翻阶级的成员，而是各行业的党员干部和优秀分子。 第二，清洗对象与党内斗争对象高度吻合，所有曾反对过斯大林的领导人和党员干部，即使后来承认“错误”也无一幸免。基洛夫被刺后，斯大林直接指示从 “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成员中“寻找幕后凶手”。特别是1934年党的“十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因为只有3名代表投了基洛夫 反对票，却有262名代表投了斯大林的反对票——尽管卡冈诺维奇销毁选票，宣布斯大林也只有3张反对票，但这仍成为大清洗的导火索。由于是无记名投票，哪 些代表投了反对票，谁也不清楚，绝大多数人都成为被怀疑和打击对象。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中，有98名被处决；l966名十七大代表 中，有1108人在“大清洗”中“消失”。 第三，斯大林曾密电各地内务人民委员会，“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可以通过严刑逼供获取承认是“暗害分子”、“外国间谍”的供词。并要求快审快判，判处极刑后不准上诉、立即处决。 显然，这不是“肃反扩大化”，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肉体消灭党内反对者和潜在对手。斯大林在1937年提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 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是偶然的。只有这样，才能将用对敌斗争手段对付自己同志合法化。“大清洗”要解决的，不是阶级斗争中谁战胜 谁的问题，而是党内斗争中谁战胜谁的问题，并且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领导人大都被消灭。1.5万名红军指挥 员在战前被枪决。包括5名元帅中的3人，16名军团长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没有 受过这样的损失，就是投降的德国和日本的损失也比这小得多。这直接导致苏芬战争失利，并刺激了希特勒的冒险野心。 斯大林本人最后也成了这一斗争理论的受害者。在他把很多不是敌人的人打成敌人时，就在自己头脑中制造出更多敌人。1929年以后，斯大林深居简出， 再没下过基层。晚年生活圈子更小，“医生谋杀案”发生后，他疑心更重，甚至不看病，不吃药。独断专行的结果，是把自己和党、党内同志，甚至身边人都隔离开 了。1953年3月1日下午6时半，斯大林因脑溢血摔倒，只有警卫陪护，医生到达时竟是第二天上午8时半以后，中间超过14个小时无人救治。有人怀疑，这 是已感到斯大林不信任危险的贝利亚的故意拖延。但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病危时竟得不到一个普通人能得到的医疗救助，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但如果像赫鲁晓夫那样，把一切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就错了。类似现象已跨越苏联国界甚至斯大林能影响的范围，也没有因斯大林逝世而终结。 l948年以后，东欧各国以清除“铁托分子”为名，处决和监禁了数以十万计的共产党党员干部，有的党减员达40%。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什么首先在 东欧掀起轩然大波？因为有的东欧领导人除听命苏联指挥棒外，还借机铲除威胁其领导地位的人。对秘密报告反应最强烈的匈牙利的拉科西，就精心策划过多起大冤 案。后来东欧首先发生剧变，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 和斯大林对着干的铁托，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是条受尊敬的硬汉，但对不支持他的人也毫不手软。据1987年出版的马尔科维奇的《荒岛真相》一书披露， 包括2名政治局委员、8名中央委员在内的二千六百多名不赞同与苏共闹翻的领导干部被开除出党，关押在亚得利亚海一个荒岛上。而一度被称为“欧洲社会主义明 灯”的阿尔巴尼亚，也以“反修防修”为名连续开展“党内斗争”。包括原来作为霍查“亲密战友”的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被迫自杀，罪名是企图“复辟资本主 义”。 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受到这种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在人的处理上比他们要慎重得多。毛泽东本人多次挨过从苏联回来的“钦差大臣”的整，对 王明等人在莫斯科利用“大清洗”清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也深恶痛绝。因此，从延安整风开始，对清查出的“阶级异己分子”，就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 抓”的政策。在撤退过程中保卫部门擅自杀了一个王实味，毛泽东还多次批评，他说：“人头不是韭菜，割错就长不出来了。”因此，尽管“文革”结束前“左”的 运动不断，但绝大部分挨整者都挺了过来，不像苏联要靠死后平反昭雪。而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10月，便成为万物复苏的盛大节日。 因此，当类似“大清洗”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演，就不能再看成偶然现象。有位“文革”期间去世的熟悉国际共运史的老一辈革命家， 曾对我谈到他心中郁结已久却始终没有答案的两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个人才济济，并且是为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无产阶级政党内，一个人可以剥夺那么多人革命的权 利？为什么有时共产党整起自己人来，比整敌人还狠，而且一意往死里整？ 这两个问题曾长期萦绕在我心头，虽不能说今天已有成熟答案，但我们已有条件站在比前辈更高的视角，去思考这些历史悲剧的成因。 首先因为共产党执政后，总体上沿用了革命时期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这在一定条件下很容易演变为对权力的滥用。其次，则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 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形态都充分发达的国家发生，而是首先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封建专制传统浓厚的国家有关。历史的阴差阳错，使 得执政的共产党，未能在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已达到的高度，重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反而更多地吸附了前资本主义的东西，包括用“阶级斗争”掩盖权力之争，肉体 消灭反对派，表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皇权思想已腐蚀某些执政的共产党人。 还有，共产党执政后，抱不纯目的的入党者也激增，为扫除升迁道路上的障碍，其利益便和“大清洗”绑在一起。当法制破坏殆尽，被害的不仅有反对派或被牵连的人，表示怀疑、不愿跟着跑的干部也会遭殃。一人遭殃又祸及亲族，受害者自然越来越多。 因此，“大清洗”的发生，固然有领导者个人的责任，但本质上是权力缺乏制约监督的制度缺陷的产物。 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时曾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而来的，它在苏联就不成功，更不用说在中国了。这种政治体 制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而“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 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不幸”。他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 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向春/图） 民主缺失、个人专断，是苏共的致命伤 在苏共领导者中，最有民主风范的是列宁。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际相结合，其他领袖还达不到这种水平，列宁经常成为少数派。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机已经成熟，主张武装起义，可两次被党中央否决，多数领导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完成，现在应监督克伦斯基政府，而不是推翻它，在列宁再三要求下才通过起义决定。 列宁还主张接受对德国做出重大让步的布列斯特和约，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喘息之机。而中央多数人认为签约会丧权辱国、危及人民对党的信任，是列宁做了大量工作才说服其他人。 列宁不靠地位和权势来压服，也不拉帮结派，总是以理服人来争取多数。在党的领导核心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斯大林等都在一些 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同列宁有过分歧、争论，激烈地反对、攻击甚至谩骂过他；列宁也毫不客气地回击、怒斥过他们。我们读列宁著作时，经常可以感受到这位个性 鲜明、热情如火的革命家话中的火药味。他语锋犀利，又胸怀坦荡，从不记仇。即使后来事实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他对反对过自己的人也不搞“秋后算账”，更不扣 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帽子。列宁认为，所有这些争论，都没有超出选择正确革命道路和策略的范围，对一个没有执政经验的党来说，这种争论不仅正常，也完全必 要。 在干部问题上列宁也从不搞个人说了算。他曾谈到，由于不够了解，自己是反对斯维尔德洛夫当中央委员的。但是，在党代会上，“下面的人纠正了我们，并 且他们显然是完全正确的”。对这个曾被自己反对而由其他代表推选上来的人，列宁没有任何芥蒂，很快委以重任。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不幸病逝，列宁 悲痛万分，说他“就其知识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党的工作的组织者”。 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革命家沃罗夫斯基这样评价列宁：他“善于把许许多多人的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就像凹透镜的焦点那样”。而列宁病重期间最“焦虑不安”的问题，就是如何增强党的集体领导，防止权力失控。但列宁的早逝使这一党内民主进程中断。 斯大林当政后，列宁在特殊时期采取的一些临时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措施，被从当时的具体条件剥离出来，变成所谓“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而列宁关于发展党内民主和从战时状态转变的意见，却被有意忽视了。 首先，列宁提出的极端集中制或战斗命令制，是严格控制在革命战争条件下的。斯大林提出：“实现根本改造社会的任务，要求在共产党的整个组织机构上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制。”根本改造社会是长期任务，脱离民主的集中制就成了苏共执政的固有特征。 其次，列宁认为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斯大林则提出，上层所发生的每一个小争执，都会在国内引起对我们不利的影响，进而把党内不同意见都扣上“派别活动”的帽子。 再者，列宁多次讲选举制、罢免制、代表制、报告制是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可斯大林提出没有干部任命制就没有党的领导，后来竟发展到政治局委员也任命。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斯大林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向会议宣读了自己拟就的25人的主席团名单，没有讨论就通过了。 还有，列宁提出要把党内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适当分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都由代表大会选举并对代表大会负责，各级监委重点监督同级党委。 而斯大林一上台就去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中央”两字，主要任务也变成“同党内各种派别和宗派倾向进行坚决地斗争”，把党内分权制衡机构变成集权工具。 最后，列宁时期，政治局、书记处是在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授权下工作，斯大林则把这种权力授受关系倒过来，最后集全部权力于自身。列宁逝世前建议把 27人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到50至100人。因为具体操作者是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和组织局，反而给了他把大批拥护自己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取得对反对派绝对 优势的机会。列宁本意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措施，反而因为党内力量平衡被打破，加速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断。 其实，领导人之间，包括与列宁之间，就某个问题发生争论，甚至激烈争论，都不奇怪。这是每个对事业负责的共产党人的正常举动。而且，领袖的认识发展 也有一个过程。斯大林却把列宁神化为明察秋毫、一贯正确的导师，把自己塑造成始终与列宁站在一起的忠实战友和学生，而谁反对过列宁则成为重大罪名。
赫鲁晓夫 （资料图） 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斗争办法惊人相似：先是就事论事；接着上纲上线，扣上阶级倾向的帽子；继而揭历史疮疤，特别是把对方曾 与列宁争论的情况都抖搂出来，说明他们一贯反对列宁；然后剥夺职权直至肉体消灭。其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党内思想分歧和矛盾异常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哪些同 阶级斗争有联系？哪些没有联系？即便有阶级立场问题，也要把思想和行为区分开。把党内正常争论夸大为路线斗争，进而归结为阶级斗争，滥用对敌斗争手段搞 “以言获罪”，必然使理论探索无法进行，并导致个人崇拜的出现。既然不允许广大党员和干部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思考问题，既然全社会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思想， 那么把这个人和这个人的思想神化就是绝对必要的。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赫鲁晓夫也是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包括对中央书记们也是居高临下、动辄训斥，甚至侮辱。 在免除赫鲁晓夫职务的主席团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这样诉说大家的怨气：“书记处做了大量工作，可您却说，我们都是黑狗、笨蛋……我们中有谁没有被您骂过 呢？”而赫鲁晓夫在最后申辩中也眼泪汪汪地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问题，可开会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给我指出过来呀！”但在缺乏党 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斗胆和第一书记争长短是非呢。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扮演了斯大林的“掘墓人”与斯大林模式“守墓人”的双重角色。 勃烈日涅夫则是在不急不忙中，把老相识、老部下一个个调到中央，安插在重要岗位，形成苏共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帮派“第聂伯罗帮”。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 是平庸，能节节上升就在于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诚。包括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也被火箭式地提升为民航部长，后又成为中央委员和苏联空军主帅。他还提高了地方 “一把手”对干部的决定权，后者也支持勃列日涅夫，双方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俄罗斯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说：“党内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够产生和长期 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权力的垄断，尤其是对干部分配、任命权力的垄断。历届领导人都看到了干部制度的弊端，但又都把任命制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使用。” 戈尔巴乔夫同样容不得不同意见。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他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讲话稿时，叶利钦为展示直言作风，挑了一通毛病，提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尤 其强调要警惕正在兴起的吹捧总书记的坏风气。戈尔巴乔夫当时反应失态，从没人敢这样当面公开批评他。中央委员们对这个破坏“规矩”的莽撞家伙也群情激愤。 最激烈的是有名的民主“改革家”雅科夫列夫，称“叶利钦是从背后给了党一刀”，全会当场解除叶利钦各项职务。后来叶利钦写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 务，遭到戈尔巴乔夫拒绝。经受不了刺激的叶利钦用剪刀自杀未遂，次年1月被降职为苏联建委副主席。戈尔巴乔夫最喜欢讲“民主”，但当“民主”指向他时，却 受不了。这样做的一个直接恶果，是大家亲眼看到他度量太小，以后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当他一意孤行的“改革”走入绝境，也无法通过党的集体智慧得到拯救。 斯大林以后所有领导人都搞个人专断，并非偶然，而是苏共领导体制的固有弊病。最讽刺的是：戈尔巴乔夫取消宪法第六条规定的“党的领导地位”、自毁苏 共的万里长城时，依托的仍是苏共授予他的一言九鼎的总书记权力！他利用自己的提名权和最终拍板权，轻而易举地排除掉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持反对意见者，而 启用雅列夫科夫一类从没有相信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支持自己。 很多俄罗斯学者后来都曾提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俄国在19世纪能出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世界一流人才，十月革命时能出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批杰出革命家， 后来几十年就很少出人才，只能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等平庸之辈？他们认为：问题就出在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上。谁当领导，就认为自己最高明，要用的就是能 听他话的干部；谁提出不同意见或新的思想观点，就会遭清洗或“冷冻”。久而久之，在苏联就形成了一种只能培养唯唯诺诺、平平庸庸干部的制度，有胆有识者很 难涌现出来。尤其当有的干部靠善于走上层路线、善于制造虚假“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也使苏共在群众中的形象，领 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一个重要领导职位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 随着苏共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时，“最大危险”已在孕育中了。当叶利钦蛮横地禁止共产党活动，党的各级领导层和广大党员竟万马齐喑，无人挺身而出救党于危难之中，这不能不说是苏共干部制度的一个重大失败。
（向春/图） “系千钧于一发”的恶果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在一个变化迅速、日新月异却又波诡云谲、危机四伏的世界上，一个大国大党的命运，竟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判断力，这是真正的“系千钧于一发”。 苏联解体后，人们常谈到：苏联建国的经济基础比中国要好得多，为什么苏共始终没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共却能通过改革开放，创造历史的新辉煌呢？ 其实90年前中共建党时，列宁已开始改革尝试。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怎么搞社会主义？谁都不清楚。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时， 曾提出社会主义要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用直接劳动取代商品交换等设想，俄共便想从余粮征集制直接向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付给农民的工业品还不 到粮价的1/4，1921年春发生了穿着军装的农民——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叛乱被镇压下去，但曾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支柱的水兵起来暴动，使列宁受 到极大震动。正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恢复农贸市场，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雇工经营，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租赁中小国有企业等，几乎就是60年后我国城乡改革的预演，连细节都相似。 由于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取得很大成功。斯大林便认为，不用再“向资本主义退却”了。尽管列宁曾强调新经济政策至少坚持25年，但列宁死后不到 5年，斯大林就予以废除，回到国有化和全盘集体化道路上来，结果农民杀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马和牛，直接导致1930年代的大饥荒。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 也遭遇种种曲折和非议，但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做到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赫鲁晓夫执政11年，表面看年年出台新举措，岁岁有新招术，但主观随意性很大，包括贸然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党委，造成严重混乱。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值勃列日涅夫晚期，他不愿再冒任何变动风险。特别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对储量丰富又是主要出口国的苏联来 说，如同“天上掉下林妹妹”，更助长了不思进取心态。反正“不差钱”，缺什么就去国际市场买。最多时国内消费的三分之一粮食要靠进口，农业就不会真正发展 了。当时正值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苏共也囿于传统意识形态，不愿“跟着西方跑”。在巨额石油收入下，经济体制、机制问题都被掩盖了，和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 开了。 苏共在领导人个人选拔干部情况下，必然出现很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使看人“走眼”成为苏共领导共同的致命伤。斯大林从没有认为赫鲁晓 夫多能干，最欣赏他农民式的憨厚及对自己无保留的热爱，后者曾创造在20分钟发言中歌颂斯大林32次的纪录。但斯大林做梦都不会想到，死后把他拉出列宁墓 的就是赫鲁晓夫。 1964年4月27日，苏共中央隆重庆祝赫鲁晓夫70岁寿辰时，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所有苏共领导人集体签名的贺信，称赫鲁晓夫才度过自己一生的一半 岁月，说他起码还能再活70年，也会“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可到10月14日，他就被这些致贺信的人宣布因健康原因退休，相隔还不到半年。 密谋政治反过来又使领导者更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加剧了干部退化的恶性循环。戈尔巴乔夫能够成为苏共最后一任领导人，就与他任边疆区委书记时， 经常盛情款待来此疗养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获得安德罗波夫赏识有关。因此，苏共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袖，本身就是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斯大林 模式”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是重症病人，但并非病入膏肓，只要对症下药，积极慎重地推进改革，还是有望治愈的。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很多干部群众 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意见和呼声置之不理，坚持按照自己的“新思维”，对苏共和苏联实施了一系列错误的大手术。而那些早已捞得盆满钵满、希望借机改换门庭、 公开搞资本主义的腐败分子，关键时刻纷纷出手拔掉苏联这个重病者的输液、输血和输氧管，使后者死在手术台上。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邢广程总结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有十大失误：“一、把脉失真。二、战略失本。三、理论失魂。四、改革失稳。五、高层失和。六、用人失 准。七、对内失信。八、对外失慎。九、大局失控。十、应对失狠。”当一个大党大国的改革，已经沦为他国喝彩声中的“戈氏单人秀”时，出现这些情况都是不奇 怪的。 心中没有人民者必被人民抛弃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脱离群众和腐败。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民主。但在苏共那里，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很大程度上都被虚 化了。党员的选举权被上级的任命权所取代；党员的选择权被少数人划定的名单所取代；党员的评议权、批评权被千篇一律的颂扬、吹捧所取代；党员保留自己不同 意见的权利被思想一致的要求所取代。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又导致各级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却不对党员负责；只在意领导意见，却可以无视党员群众意见。在这 种情况下，属于全党的“我们的事业”，必然在一般党员眼里变成与己无关的“你们的事业”。因此，在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出现的相互推诿、不负责任、敷衍了事、 工作效率低等现象，有作风和管理机制问题；但从更深层次看，也是民主缺失的一种畸形表现形式。 同样，一些苏共领导人口中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却把人当作实现目标的工具，心中并没有装着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没有他们的一般的需求、痛苦 和欢乐，更没有他们的民主权利和人格尊严。因此，苏式社会主义更主要是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人民是否幸福安宁并不重要。于是，本应是“以人为本”的社会 主义，在很多方面演变成“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 二战后，外敌威胁基本解除，为和美国争霸继续要求人民长期做出牺牲，群众难以接受。当然，如果大家同甘共苦、一起过紧日子，抵触情绪会小一些。可过度集权的必然发展，就是要为其领导基础——听话的下级提供更多利益和特权，以保证其“忠诚”。 于是，一方面，面向大众的消费品质量低劣，供应紧张。苏联老百姓每年用于排队购买食品和牙膏、手纸等日用品的时间，相当于1500万劳动者的全年工 时。人民对苏共的感情和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捱的漫长等待中流失了，耗尽了。另一方面，很多领导干部不需排队，就可以很容易地从特供商店获得美味佳肴和进 口商品，对群众的困窘缺乏亲身感受，也不会有改善人民生活的紧迫感。有的还在酒足饭饱之余，批判老百姓向往丰富物质文化生活的“资产阶级思想”。 原苏联高级外交官舍普琴科曾这样描述这类领导干部：“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绘成正在向这些东西斗争；它批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 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于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 宝”。显然，这种言和行的高度脱节，对于苏共对党员群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是带有颠覆性的。 还有，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当领导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发生变化，他的理想信念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列宁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代共产党人 的代表。斯大林受专制思想影响较多，但仍是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投机性更多一些，但与之接触过的西方政治家，对其信仰也没有怀疑。他会 见西方领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将埋葬你们”。到了勃列日涅夫，便发生质的变化。他曾私下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 姓的空话”。而戈尔巴乔夫则抓住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大谈特谈人类共同价值观了。 最后，当领导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私产时，绝对的权力必然走向绝对腐败。导致赫鲁晓夫垮台的最重要因素，是他提出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得罪 了党内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予以废除。到1980年代初，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已表现到极致。两年四个月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 夫、契尔年科三位年迈的最高领导人病死在岗位上，党员群众不止被刺疼了心，也对苏联的未来丧失信心。人们编政治笑话说，苏共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主持人宣布 议程：一、与会代表全体起立；二、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三、由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 但也就是这同一时间，邓小平和中共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带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所说：“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 而苏共干部队伍的超级稳定，导致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对别人谈到当时的总理柯西金进行的经济改革时说：“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 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背景就是柯西金试图触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遭到掌握资源支 配大权的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弹。1968年，主张市场化改革的捷克“布拉格之春”被苏军镇压后，柯西金的改革就被淹没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声浪中。如 果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共是想改革而方向上有问题的话，到了1970年代，则已是改不动和不想改的问题了。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苏共也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苏联解体5年后，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曾就“你怎么看苏联各个时期”做过一个民 调，有61％的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最好。谈得最多的，是这个时期建了16亿平方米住房，80%的家庭分到新房，小汽车生产急剧增加。大家都有工 作，比较富裕。还有低廉的物价、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 但问到是否可让国家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去时，赞成者只有36％，反对者却占42％。人们对这个时期最反感的，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暴富，使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社会公正受到严重破坏。权贵阶层不仅盘根错节，利益共享，而且不以享有规定特权为满足，还要合法非法地大肆侵吞、占有和挥霍国 有资产，引起党员群众的不满和讥讽。 有位苏联人家中总是被偷，很郁闷地问邻居：“什么时候我们家的东西才能不被偷？”邻居说：“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被偷了。”“为什么？”“因为 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被偷光了。”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寓意是很深的。尽管人们收入增加了，生活更富裕了，但相对剥夺感更强烈了。而叶利钦以反腐败、反特权 旗手的面目出现，便成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前兆。
叶利钦在坦克上演讲 （资料图） 苏共可以给中共镜鉴 因此，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际，反思中共兴党、苏共亡党的经验教训，可以在对比中，对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的一些重要论断，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是苏共亡党的根源，也是中国共产党走过很多弯路的重要原因。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 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既是总结历史经验，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发展不平衡所积累的矛盾， 有的已非常突出，个别的甚至到了临界点。在这个关键时刻，能不能、会不会依靠集体智慧和群众力量去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是对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 重要检验。如果领导者搞个人专断，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胡锦涛强调，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心中没有人民，忽视群众利益，是苏共被人民抛弃的重要原因。而中共和苏共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邓小 平讲的，我们和人民的关系是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打出来的，是名副其实的血肉联系。胡锦涛强调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 为指引、评价、检验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最充分阐发。随着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的发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也不断注入新 的时代内容。 不久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发表的一篇网评中谈到：“说到底，网民的本质是公民。他们可能是每天挤着脚不沾地的公交车上下班的‘月光族’，可能是过 年买不到车票回家、几个兄弟大年三十在宿舍喝着啤酒唱到哭的农民工……”因此，要善待网络舆论和网民，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这就是一种眼睛向下的目光，一 种心系群众的情怀，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 第三，改革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要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滞。苏共多次面临改革机遇都失之交臂，除思想僵化保守外，更重要的是被利益集团绑架。能不 能改革，改到什么程度，都看是否合乎他们的利益。而在中国，邓小平提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就是为改革 开放树立的判断标准。尽管还面临这样那样的难题，但用胡锦涛的话说，只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 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就一定能够不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断开辟通往成功的道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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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过留声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1991 8／24－－2011 8／24）”有70个回复
苏共亡党，蛮好的呀。没看见俄罗斯人民哭天抢地的觉得没有某党就活不下去了呀？
首席回国了体会比较深了吧。。
这是现在国内流行的文体，指东打西
真的是展露人性黑暗的一面，大到某国，小到某司，都展现出同一个现象。
“谁当领导，就认为自己最高明，要用的就是能 听他话的干部；谁提出不同意见或新的思想观点，就会遭清洗或“冷冻”。久而久之，在xx就形成了一种只能培养唯唯诺诺、平平庸庸干部的制度，有胆有识者很 难涌现出来。尤其当有的干部靠善于走上层路线、善于制造虚假“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
领导拍板以后就没有人敢说话了。
人类太复杂，真的太复杂，有时，即使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文化不行，可还是要走向南墙，是领袖的错还是群众的错，是不好说的，除了屈原们，要么是主犯，要么是从犯。如果中间没有超人出来，或者有人点起星星之火，那么就到撞破南墙为止。现在如果让我做点事，我特别愿意听到团队不同的声音，即使不是和我一路的，但不喜欢听到boss不加解释的指示，虽然很多时候我能理解出boss简单语言背后的的故事。但有个别怪异的事，我还是实在是没法立刻理解，因为一定需要一点背景信息才能猜出不愿意猜到的极阴也极好笑的原因，当知道了这点必要的背景，一切奇怪都豁然开朗，之后只能用畸笏叟对红楼梦神奇的评价：叹叹！！
有人说过国内两个谬论就是极端维稳论和中国国情论。全世界都过了河的时候你在摸石头说太复杂太复杂你是不是先检查一下自己脑子。。
我们惊叹和欣赏乔布斯的神奇，是他把神话变成现实。如果中国的MZ现在看起来还是神话，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实现这个神话？做戈尔巴乔夫很容易，但做邓小平很难，要做比邓还高的人，谁行？如果这种人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么我们是否还有MZ ZY的希望？答案不全在TG，更不在西方，而在我们每个中国人自己。李敖的答案很简单：既然宪法给了中国人权利，我们为什么不去争取？因为权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的，靠别人授予的，是自己争来的，你看任何一个国家的MZ过程，包括美国，MZ权利都是靠血汗挣来的，不是掉下来的。所以不是因为明知碰壁就选择放弃，而是明知碰壁，还是不断的去冲击，当这种冲击不断的越来越多，一定会变化，这就是现代版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鲁迅铁屋，这不正是主席老人家要求我们人民群众要做的吗？
如果MZ是条河，那么按照abcd的字母序好好数数，全世界哪几个国家到了美好的MZ彼岸？哪些国家过河时根本就没脑子去摸摸有没有石头，自己的路该怎么走，就直接冲着目标，弯都不拐的一头扎进去，结果掉进去出不来了？哪些国家还根本就没过河？
美帝的mz是靠血汗？
我咋觉得是靠出生了华盛顿这个基因突变的反人性的怪胎呐？
当年以华盛顿的在军中的威望，要想当core、清洗战友什么的太他妈容易了（当时不有人建议华当皇帝么），华盛顿这个反人性（即“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八字真经）的家伙居然。。。
一讲这个就拿自己跟非洲最穷最烂的国家比，你的几千年文明几十年义务教育哪里去了？你怎么不跟台湾韩国香港比？70年前还能在报纸上骂政府现在你说个词都要MZ你也好意思给它开脱。尼玛石头都摸了60年了还摸石头你还好意思赖在台上不让别人来。尼玛一摸石头90后都老了你当你打麻将呢。
nnd，这个有什么值得装模作样研究的。简单得很，这套理论本身就是空想主义，落到现实就是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混合物。具体几个历史人物改变不了这个本质属性，只是不断证明这个事实。最终的历史宿命也一定是殊途同归，没有例外，只有时间点的不同而已。
几百年后，估计是被当作人类文明的一段黑暗期来对待，例如，中世纪。。。
02年逛天涯 经常能看到对政府和领导人的讨论声，10年后的今天呢？是前进了 还是倒退呢？只感觉压抑。
首席是明白人。XX的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个估计除了拼命唱红的几个，现在没人怀疑了。但怎样能尽量减少改变的成本，缩短过程是个重大课题。
期望阿西莫夫笔下“心灵历史学家”的出现
我最喜欢 《1984》和《肖申克的救赎》
中共和苏共好像，看看现在中国的情况，不是一样吗？倒台是必然的。
tektalk 转型了吗?
5樓abc兄弟寫的好哇。
極權統治要走偏很容易，但走正卻很難啊。
8L还是多学学历史吧
美国独立战争的主力根本不是美国人，华盛顿在军中的那点威望搞独裁就是找死
嗯，我所了解的历史知识确实都来自于写着汉字的书和网上的资料，没有什么内幕、真相、解密可知。我只知道当时军权这个可以出政权的东西在华盛顿手上握着，也许你可以说美国是先有制度，后才有华盛顿；那么难道枪杆子不可以让拥有者选择制度么？华盛顿交军权仪式的几分钟，足以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几分种。
一个人能不能改变历史，这个真不好说，太*子如果当时不在*朝*鲜*被炸死，不一定成为老金，也许会成为小蒋呢，:-)
苏联诞生和解体的根源不是苏共，苏共是被制造的，是苏联人制造了苏共然后又摧毁了它，俄罗斯的MZ又能持续多久呢？俄罗斯现在不是正在重回集权时代吗？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决定了政党的意识形态，从而决定了社会形态。我们没有能力改变意识形态，更没有能力改变历史，只是一名看客而已，所以重要的是摆好心态，找对自己的位置。
1、TG一定是反面历史教材，但也一定会有一部分正面的。TG摧残了中西人文文化造成的恶果会遗患多代，罪大恶极，但TG挽救了中国民族的铁骨精神，这一点也不能因为其罪恶就否定了，比较一下中法意德日印韩台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的近现代和当代历史，会有更多体会
2、就MZ的土壤来说，不是有钱就能有MZ，封建社会极度辉煌就能有MZ，中国还真不敢说就比非洲好，还真不一定能和非洲比
3、就美国的土壤，继承了英式MZ传统下的更多ZY，可以说基本没有留给华盛顿独裁的空间，华盛顿是顺天行事的明智的伟人，如果其背天道而行之，则是自取其辱，自毁英明，如袁世凯，袁世凯在民国都当不上皇帝，可以想象华盛顿在美国能坐稳皇帝宝座吗？
4、MZ权利需要血汗，看美国黑人和台湾，美国白人的MZ是继承欧洲来的，而黑人的MZ，则是要需要自己血汗争取的。
5、TG独裁一定会终结不是疑问，如果以最小的成本终结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讨论这样的话题不怕被封吗？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发表的一篇网评中谈到：“说到底，网民的本质是公民。他们可能是每天挤着脚不沾地的公交车上下班的‘月光族’，可能是过 年买不到车票回家、几个兄弟大年三十在宿舍喝着啤酒唱到哭的农民工……”因此，要善待网络舆论和网民，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 这段说明了本质，不然还真以为是老百姓大众说话，实际上只是代表他们南方系的精英一伙。
看着20楼那样，还把希望寄托在某位开明君主的身上就觉得痛心。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啊！权利不是老天爷给你的，也不是靠别人的仁慈施舍的。每个人都有相应的权利，权利是要靠人民的力量去捍卫的。历史从来都是人民谱写的，只是有些人总是试图扭曲历史。
台湾是没有大规模流血就实现了MZ，但也不是风平浪静突然当局就宣布变法了的。你去网上搜搜“美丽岛事件”就知道了。
20楼，你说的只是如果。。。我还想如果没有某D该多好
我是不觉得10、20年变天可能性有多大
历史很多时候是大人物忽悠草根一起改变的，当这些大人物是恶魔时，就会走一段歧路；当这些大人物是明主时，历史就进一大步，从这个角度看，人民的力量既无比强大，而有时又很难或者不敢去分辨是非，姜文的让子弹飞是典型的ZZ电影，深刻的解释了革命和人民的本质
谈谈民族自尊心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是以蒋介石为领袖的，以国军为主力的，八年抗战，为我中华民族第一次全面抗争外族侵略，并最终取得的胜利。
这是我汉人的一个转折点。
45年之后的事情，都是历史的倒退。
如果从西方人的眼睛里看，抗战的国共只是美苏的跟屁虫而已，是不如西方人法眼的，真正让西方人肝颤的，是朝鲜战争和原子弹，一个是死人用鲜血堆的，一个是用原子恐怖堆的，当世界还没有超脱出丛林法则时，只有死亡，才是最让敌人恐惧的，其他的，别人其实吊都不吊，没有实力做后盾，谈啥就是扯淡，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时如此，美国佬当世界老大也是如此
韩战对美国的影响很小，小的让我也奇怪。基本上没有什么冲击。另外，毕竟是联合国部队。。。
我想，现在还能认为韩战不是对韩国人民作孽和犯下罪行的人应该不多了吧。。。？：－）
韩战就是坑了朝鲜人民，那些舔毛腊肉屁眼的都应该送去朝鲜享受生活。
不过跟丛林主义者没啥可说的，他们眼里就是枪杆子出政权谁拳头大谁说话那一套。
诸位打住吧。
1、确实朝鲜战争是赤裸裸的对第三国主权肆无忌惮的侵犯和犯罪，对美国人民生活影响最小，朝鲜最惨，美国人是要为此骄傲呢？还是自惭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人所不欲，我必强之？所谓联合国军，直到现在，如果没有美军，还成军吗？差不多可以叫中国山寨了吧？这也就是在二战后，大家对死人数目有些麻木了，要搁现在，人山人海的死，有多少人得吓得屎尿一裤兜。
2、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残酷又真实的战争故事中，中美角色如果换一下会怎么样吗？美国人会跪下来抱中国人大腿大喊干爹，IFLY，我的邻居马仔你随便玩，我支持，要不连我一起玩玩？还是把原子弹往那一放：龟儿子，再搞我马仔，我把你炸会石器时代！然后小声偷着说，别担心，咱们只把原子弹扔在朝鲜半岛，保证炸不到你，咱们玩死这帮不自立没种的朝鲜人
3、如果老大们都学习首席这么悲天悯人，世界该有多美好！当年日俄战争在东北玩，中国内战美苏背后挺，七八十年代阿富汗内战同样是为美苏代言…可曾有哪位老大发出过一点点慈悲之心？
4、现在是不是已经超脱了丛林社会？有枪的知道，没枪的也知道。如果是，中国大力搞军事就是傻瓜+罪恶的丛林主义者，而美国老大的12艘航母+F22就是为世界人民提供和平保障服务的和平鸽？当然，这服务费可不是小数目，并且要全球一起分担吆
大家是愿意挤在破船上，还是愿意落在水中？
你在的这条破船沉了，别人的船愿不愿意载你？
我TM痛恨XXX，但我还是希望他能把中东石油抢回国内来，在世界水道驻扎自己的军队，开辟新的领土让大家移民！
没哪个种族天生崇高，大家都是落井下石的人，看好自己的位子，别被人抢了，loser就是loser
楼上各位不要怪我说话不客气。
搞技术的人大都没有什么见识
从精神本体来说所谓的共产主义，和所谓的民主自由（注意我说的是所谓）只是同一个目标的不同实现方式（至少最初的那些理想主义者
比如马克思的目的都是追求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但残酷的是从物质本体来说共产主义和民主自由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形式。
即都是统治阶层用来忽屁民的工具而已。
这些发言都是什么呀，能不能弄点人世间的真善美出来。假如有一天中美开战，你们谁愿意出来第一个参战，退一步，谁愿意把自己的兄弟姐妹送向前线的战场，或者自己抛妻别子去前线，并且保证让你们和司令员的指挥部呆在一起，就是调试调试系统，搞搞通信联络。
理客比较理性。
MZ也是哄老陌姓的，如果你信了，呵呵，为毛USA选的人都差不多？
USA的MZ是话生顿这个人干的，黑奴们要骂JY份子：去你M的。
文章是好文章，讨论的内容希望也要高瞻远瞩，放开你的心，小人之心用的多了，君子之心就少了。呼吁 大家树立身体第一，家人第二，其他第三的生活原则，每个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美满的家庭，事业和财富自然而然会到来的，等你达到了你的一个又一个目标时，请您好好体会您美好的人生历程。
对比判断，TG目前大致处于勃列日涅夫后期阶段，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将会在下一个十年走上前台。
看来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本质是个智商问题！叫的那么偏激，本质是脑容量的刻度体现！
现在的事情不是一个民主就能解决的，大部分人都恨贪官，特权。可是着大部分人中的不少人真正的是恨别人当贪官，别人拼爹。人性啊！还有制度，麻烦的很。我觉得现在就想待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的三等仓的乘客。
最搞笑的就是所谓美国是“民主”国家。
基本等价于西门庆说“俺是个正人君子”。
当人性被党性吞噬
当年，苏联解体之时，举世皆欢笑，唯独遭受苏俄伤害最甚的中国，响起震耳欲聋的哭嚎。我当时就觉得纳闷：被称为“头号敌人”，乃至于老毛不得不联手“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来对付的“社会帝国主义”，它的完蛋本该举国欢腾，就像抗战胜利、49进城以及“四人帮”完蛋时那样。怎么反倒如丧考妣，哭声震天了呢？
哭一阵也就罢了，悲情总是不该持续太久的。没料到十年后在《南方周末》上瞧见黄苇町先生大作《苏共亡党十年祭》，当时的感觉是：十年后还来哭丧，够孝顺的。于是作文《也谈“苏共亡党十年祭”》跟进，要义在这句话：“如果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悲剧的话，这个悲剧并非一个世界大党的覆亡本身，而是它居然可以残害人类的文明与良知达七十年之久！”贴上网不久就被和“谐掉”了。次年11月加了点后缀再贴，遭遇仍不好，一搜索，全是黄先生之大作，拙文仅有被转帖如“360文库”尚有残余，别的都跟苏共一样，亡掉了。
又过去十年，《共识网》头版头条居然赫然再现黄先生新作《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如今早已无人还记得这个日子，独黄先生情有独钟不忘祭扫，孝心不可谓不深重。唯不知他是否有恒心坚持逢十必祭，一直哭丧到“去见马克思”那天才罢休。当人性被党性吞噬，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是足够顽固的。
不要以为我给他扣帽子，这篇新作中黄先生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悲剧，苏联党和人民，已付出惨痛代价。”在他眼里，列宁下令杀戮数十万民众、斯大林杀害数以千万计民众都算不得“惨痛代价”，倒是俄罗斯人基本不流血的变革，欣欣向荣国泰民安，反成“付出惨痛代价”了，难道不是人性被党性吞噬才可能如此不顾事实想事的么？
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今年5月7日答《消息报》采访时再一次强调：“如果谈到应如何评价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从新的俄罗斯诞生以来，这个评价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前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于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
梅氏此论是基于人性以人权为最高准则作出的评判，而黄先生则不然：“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前曾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残酷的斗争炼就了他坚强的性格。”人性与党性，泾渭分明。或许黄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沙皇也像列宁主义者那样践踏人性，斯大林还可能有“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的机遇吗？那些“大清洗”的罹难者哪一个不是第一次被捕就杀掉的？即使延至人类文明已经大步前进的七十年代，遇罗克、张志新能有“8次被捕”的待遇么？斯大林得以“8次被捕”，证明了沙皇时代的人性远胜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时代；证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人类文明战胜兽性法则的历史必然，只有丧尽天良者才会认为是“最大的悲剧”！
尤其是，黄文接着列举了斯大林及其体制的一系列灭绝人性的罪行，却冷漠地说成“固然有领导者个人的责任，但本质上是权力缺乏制约监督的制度缺陷的产物。”相反，对“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则憎恶毕现，人性被党性吞噬后那种变态心理，跃然纸上。
这种变态心理的顺延，自然而然惠及老毛，作者颠倒黑白地说道起“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来。历史的真相绝非作者扭曲的那样，国共两党大开杀戒的始作俑者即毛泽东是也！1926年12月，正是毛亲临湖南指导农民运动，批判李维汉等“右倾”，指示湖南于次年2月设立“省特别法庭”，大张旗鼓地捕杀“反动文人”叶德辉等三人，拉动了“大革命”时期滥捕滥杀狂潮。仍是毛，为了维护其在江西苏区的统治地位，无中生有捏造“AB团”冤案，又开内部冤杀先河；再经共产国际推广，约十万苏区军民成冤鬼，比斯大林“大清洗”还早！黄先生挑了一个“人头不是韭菜，割错了就长不出来了”说事，怎么不拿“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来说事呢？怎么不拿“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来说事？毛之杀与不杀，完全取决于他对形势的判断，也即黄先生所谓“慎重”。至于“一个不杀”，从来就没有这回事。
这里我们需要再次提及“人命数据化”的问题，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前对丘吉尔说：“死一个人是一场悲剧，死一千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了。”堪称此论之经典描述。恪守人性者，尊重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当人性被党性吞噬，就如黄先生一般“仁慈”，以“绝大部分挨整者都挺了过来”为成就。也不新鲜，无非老毛那个著名的“5%论”之复述罢了。希特勒杀犹太人，德国56.6万犹太人中被害14.15万、奥地利185万犹太人中被害5万，比斯大林杀掉302万苏联犹太人中的110万比例还低；波尔布特灭绝种族也只害死柬埔寨不过30%人口，是否都可以说“绝大部分挨整者都挺了过来”了呢？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多少还有一些人性残留的话，发展到列宁主义就已经属于党性灭绝人性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形成精英领袖层，推举核心领袖；铁的纪律即“部分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灌输教义，禁锢思想；动员和组织群众，必要时不惜暴力胁迫；组建一支行使暴力的党卫军；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实质上就是一个规模化的黑手党，组织的利益至高无上。鉴此，人性就是党性的天敌，党性只能在消除人性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并巩固，消除得越彻底效果也就越好。这样，列宁主义就把马主义的人性缺失扩展成反人类了，在此模式下惨酷的人权灾难不是什么“未能避免”，而是必然结果。
正因为如此，在完成对于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性残留为宗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之后，进入二十世纪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潮流取得一系列进展：从列宁、墨索里尼到斯大林、希特勒，再到毛泽东稍带金日成、胡志明，延续至卡斯特罗、阿萨德、萨达姆乃至波尔布特，社会主义大旗成了独裁专制者最理想的招牌，而人权灾难也愈演愈烈。这些灾难包括斯大林的“大清洗”在内，都是列宁主义反人类秉性注定的必然。
之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成功，根本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氛围同样具有人性缺失之秉性。从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到程朱理学之“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要求“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故中国文人或多或少皆有此情结，苏俄钦差来中国便如鱼得水，从人性缺失向人性灭绝发展顺理成章，“彻底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成了崇高目标。
反倒是赫鲁晓夫担纲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苏共领导层决心以去斯大林化清算反人类罪行，毛说他们“搞修正主义”也好“复辟资本主义”也罢，确实都属于“走回头路”，从灭绝人性回归人性缺失。老毛刚上道尚未成正果，正过瘾时苏共来这一手，于是分道扬镳，老毛说他们要“丢掉两把刀子”，似无大错。毛决心操起这“两把刀子”继续前进，做世界革命领袖决心把灭绝人性进行到底。其成果是赖不掉的，尽管既得利益的接班人刻意掩盖。“大跃进”留下几千万饿殍，接着重新挥舞“阶级斗争”这件反人类利器，继续搞“四清”直至文革。
黄文向我们复述了邓公的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公自己又认识得多深刻呢？“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充其量不过五十步笑百步，文革之所以算“十年浩劫”盖因本应整人者却被整了，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亦不过从灭绝人性回归到人性缺失地步就要打住，完全回归人性党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不能允许的。那一年赵总书记坚持人性反对党性践踏人性，下场不妙自不待言，党卫军也就灭绝人性捍卫党性了。
黄先生接下去那些老生常谈我们就没必要跟着他唠叨了，如同李鸿章是大清的裱糊匠一样，黄先生也想充当一党专制的裱糊匠。窃以为，前面我已经从人性之角度把问题剖析过，也就不必跟着去讨论哪个窟窿该补哪个窟窿不用补。黄文最后小标题叫“苏共可以给中Gong镜鉴”，一共三项，其一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听上去悦耳其实空泛。辛亥时中国人就在喊民主口号了，文革之别名也叫做“大民主”，结果呢？民主了百年皆“为民做主”。其二曰“密切联系群众”，具体解释为“这就是一种眼睛向下的目光，一种心系群众的情怀，是GCD人应有的政治本色。”除了延续空泛之外，还表达了深一层意思：党在群众之上，党性必须控制人性。其三曰“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要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滞。”我从不怀疑任何朝代之帝王都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以免官逼民反。李世民不就唠叨过“载舟覆舟”么？大清朝廷眼看就要覆亡了还调库银赈灾民哩！要害在于：既得利益者是怎样炼成的？党就是既得利益者之组合。共和国恪守着苏俄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不过降低了些许垄断程度，“举国体制”至今仍被称颂，依附于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层出不穷，只需看看那些落网的贪官与日俱增就该明白，谁冲破谁的阻滞还是个未知数。
黄先生的文章说到底是基于党性而作，本无可厚非。只是，在今日世界，任何政党要存在、要执政都必须回归人性，为实现人权而努力。游离于人性之外，甚至敏感于人权二字，出再多高点子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党现在奉行的还是苏俄那一套，黄先生一再探讨苏俄经验，大抵是为继续坚持这一套修补些皮毛而献策。只想告诉黄先生的是：背离人性迎合党性是不可能想出什么好点子的，苏俄传授的一党专制本身，就已经把自身置于岌岌可危的地位上了，每日里忧心忡忡生怕被别人拱下台。当年曹操骂孙权劝他称帝，说是想置其于火炉上烤。阁下如今效仿孙权，无异于置这个党于火炉上。
黄文也提出一个颇有价值的问题：“很多俄罗斯学者后来都曾提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俄国在19世纪能出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世界一流人才，十月革命时能出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批杰出革命家，后来几十年就很少出人才，只能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等平庸之辈？”俄国人提问是有资格的，人家毕竟还出了肖斯塔科维奇、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他们抵御着党性之侵蚀，洋溢着人性的光彩。“许多俄罗斯学者”只是觉得还不够，远不如沙俄时代。中国人学舌就很不自量，若还存讥讽之意，就有无耻之嫌。自打49年党性吞噬一切，我们连一位拿得出手的人才也没有，只有比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更平庸，但却更趾高气扬之辈。
爱因斯坦在《文明与科学》一文中说：“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牛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自由是人性之高端境界，爱氏或许不知道或许留了些面子，亚洲这个庞大专制党国其专制无孔不入的程度更甚于古代专制帝国，人性被党性吞噬殆尽，只能出“兆山羡鬼”、“秋雨含泪”之流，不可能出其他。
所谓苏联亡党，其实无妨“辩证”地看：无论戈尔巴乔夫，无论叶利钦，也无论普京，乃至于新俄罗斯政坛那些活跃分子，都是苏联GCD的党员，只不过各打另外旗号走向人性之路罢了。我在十年前那个帖子里已经告诉过黄先生：“戈尔巴乔夫答记者的那段话：在任何情况下，即使苏共下台，也决不能动用军队镇压人民。”“仅此一点，不仅戈尔巴乔夫是伟大的，苏共也以它最后的明智，获得应有的尊严。”今天无妨再明确些说：苏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至少勇敢地承担了对历史所应负的责任，您没有资格嘲笑它。（2011-8-20）
抗日还是算了吧，被一个二流小国欺负成那样，不是美军几乎亡国，和抗美援朝怎么比？
抗完日香港竟然还要等英国人来接收这已经说明一切了
抗美援朝对中国的意义就是从那之后这个世界知道中国人说话确实是算话的。
历史是很复杂的，韩国在战争结束后很长时间内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一个军人独裁接另一个军人独裁，1980年光州惨案，美国是支持全斗焕独裁政权向平民开枪的，最终韩国民众死伤上千人
至于经济，韩国抱的大腿更粗罢了，你看看朝鲜的军费开支占GDP比例，能撑到现在也是奇迹了
说实话，讨论这类问题真的有损弯曲形象。技术宅男有几个有空有兴趣去真的了解下历史呢？容易的渠道无非就是教科书和南方系，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忽悠，技术宅男就是最好的被忽悠对象
陈怀临 于 2011-08-28 9:08 上午
谈谈民族自尊心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是以蒋介石为领袖的，以国军为主力的，八年抗战，为我中华民族第一次全面抗争外族侵略，并最终取得的胜利。
这是我汉人的一个转折点。
45年之后的事情，都是历史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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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的话国共都在拼命抹黑对方，基本我们能看到听到的都存在很大程度的扭曲。
我说几个
1 以抗战胜利后的实力对比，国民党能把整个大陆全部输掉无论说共产党使了什么手段，什么苏联怎么怎么，有一个结论绝对没有疑问，老蒋确实不行，国民党确实不行。
2 按人品说老毛确实比老蒋更人渣，但这也是老毛更适合当老大的原因之一。
3 历史不容假设，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现在就是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利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洋人会比中国政府更关心中国人的利益，不管我们对这个政府有多么的不满。
19L，这个不涉及什么内幕，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完全公开的
俄罗斯民众现在怀念前苏的不多，但现在怀念叶利钦的有怀念前苏的多吗？这些年资源品暴涨俄罗斯成为最大出口国，这是民主化的功劳？索翁为何要骂俄罗斯民主化的大功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何要赞“独裁者”普京？这里有几个民主人士知道呢？
算啦，说着说着我又成了没事找喷的了，就此打住了
TO 50楼 大宋民工:
除第二点外，其他的都认同。怀临小朋友历史不及格，并且看了很多南方系的南文。。。
一个人均寿命不足35岁的时代（49年前），说啥都是白扯，国与国之间如果你信啥忽悠的普世、MZ了，那真是B向南了。
TO westermann：黑人、妇女、印地安人的权利都是沃心疼给的？
基本上陈首席评论技术问题，我辈只有高山仰止！
评论ZZ问题，需要回到幼儿园重修！
从一个人成长的过程看，文理好象是不应该分家的。当我们讨论历史的时候，我想问问各位，文明诞生起，我们人类的人性前进了多少？本人三十出头，最近刚刚悟到，我们每个人能比我们的祖辈的生活进步一大步，比我们父辈的生活进步一小步，就已相当不错了。社会进步和列车提速、系统编码效率是否一样呢？要想获得更大的进步或者速度，需要更大的能量，而若能量的直线上升，对于一个系统而言，系统的不稳定性会直线下降，可能要面对系统崩溃的危险。
nobody是大明白。如果纵观历史，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绩，是在为前30年造的孽还债而已，可以没有褒奖，如果不是在百年积弱积贫后再来30年的造孽，现在30年的改革就不会不得不走这么快，当把需要百年的事浓缩在30年里完成，里面有很多畸形变态是一定的，多快好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但要跃进太猛，一定会扯得蛋疼无比，这就是高速发展无可避免的后遗症，但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宽容和仁慈的，我们还是给TG的功劳簿上记了一大笔。
因为历史没法假设，也不能改变，以历史经验看，在既有历史基础上改良才是成本最小的最大公约数，所以立刻推翻TG独裁不是最好的路，push TG走向MZ，在将来某个时间终结独裁，是更现实的，台湾的MZ，确实可以供大陆学习借鉴，财产公开是傻仔都知道的预防腐败的基本方法，TG也曾几次试点官员财产公开，都无疾而终，因为内部公开后，绝大部分无论按党纪还是国法，都至少要下岗，整个部门就难以运作，因为没有人才贮备，立刻推翻TG面临的问题远大于这个小小的财产公开，即使在台湾，mjd执政后，也塞了很多无能的腐败分子进去。如果大部分官员都是好的，财产公开就很容易实施，这和扁鹊治病蔡桓公是一个道理。push TG走向清廉MZ是很矛盾的事，一方面，如果TG变得好，善良人民可能就会降低自己的MZ诉求，如果TG越来越差，MZ诉求就可能越来越强烈，而从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的损失也会越来越大，但中国的传统道德是孔子对“郑伯克段于鄢”的批评：不能为了取代别人，就故意看着别人堕落，获得自己的利益，这是不道德的。但实际上，古今中外的ZZ斗争，多是“郑伯克段于鄢”式的，孔子式的，在ZZ斗争中会被称为迂腐，人类社会，纠结而复杂
陈怀临 于 2011-08-28 9:22 上午
韩战对美国的影响很小，小的让我也奇怪。基本上没有什么冲击。另外，毕竟是联合国部队。。。
我想，现在还能认为韩战不是对韩国人民作孽和犯下罪行的人应该不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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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死伤20多万的战争不算小了，麦卡锡也算朝鲜战争带来的冲击吧，至于作孽和犯罪，这个是屁话！杜鲁门对日本动用原子弹，麦克阿瑟对志愿军后勤战线动用佩刀低空轰炸的时候，说的话比你还动听~~~~人类啊~~道德啊~~~~美国对弱小的对手从来不手软，美军最擅长不对等作战手段~~~大陆的IT朋友应该多去密西西河论坛，那里才是解密共军的大本营~~~~要不是共谍，蒋公死N次了，问题是蒋死了对中国实在没一点好处~~~
30年的改革，走的快过，也走的慢过，总体实在是走的太远也太偏了！
从宏观上讲百年的事情三十年里去办是会不得不走的太快，这是一个看问题的视角。另外从30年改革中快与慢的背后逻辑、驱动力来看，则又是另一个视角，从这个角度去看改革的快与慢的辩证关系、看改革的困境与机遇可能会更加引人入胜，理客不妨细致些看这些问题！
我也是偶尔闲时扯淡，并无专心
苏垮台对TG是悲喜交加：大喜的是，多年北方熊患终于可以安生几十年了，对中国的发展大利；大忧的是美国失去目标大熊，一定要找下一个大头，这个大头除了中国，几乎别无二选，除非中国彻底拜倒美国脚下；大悲的是兔死狐悲，TG怎么办？TG面临89后的内忧外患，之后20年能挺过来，还活得可以，可见TG也不是吃素的:)
晕，光看内容还以为是凯迪猫眼呢。
不了解共军抗日历史的人建议找找”抗联”的历史资料，对共谍感兴趣的人可以找找”韩练成”、”阎宝航”、“李茂堂”、”中西功”，看看这些共谍是如何暗中保护蒋公不被日本人暗杀的….其中尤以”中西功”乃三重间谍….是电视剧《智者无敌》原型…..想了解朝鲜战争具体细节的看看西西河论坛”萨苏”的书，想了解抗联历史的看看西西河论坛”黄河故人”的书…..想了解大陆军事装备发展程度的可以去”网天论坛”…..另外，宋宜昌、宋晓军、金一南这些大陆本土”爱国者”的史料研究还是值得了解的…..别提天涯、凯迪、新浪了….新浪微博”薛蛮子”是典型的唱衰党….
二战前的日本，可不是二流，是一流小国称为大日本，而此时的中国，则是三流的国土大国，如果没有美苏力主下的二战胜利，真的不知道中华民族是趴着还是站着
看这里发言就知道 可预见的未来没指望啊
有人会觉得某个国，某个制度能够千秋万代下去吗？苏联如何，美国如何，曾经的大英帝国如何？中华民族几千年，虽然有过挫折，但是总是能够站起来，没有理由不对中国有信心。
从哲学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任何一个制度都有消亡的时候。
从最近30年的历史看，跟中国比进步，在这个星球上真找不到。
从最近20年的历史看，凡是被USA普世、民猪过的国家，就没有哪个过的像样的。
从二战前后的历史看，能翻身的国家还真不多（棒子是否算翻身，是否靠自己明白人都知道）。
kernelchina说的对，没有理由不对中国有信心。
我以后不谈政治了。感觉大家都觉得我在政治方面不合格。唉，当年入团也是因为成绩好，而非表现好。。。
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两回事吧。欧洲的某个思想，俄国人的毒流从来都不是我大汉民族的自愿的，是强加给我汉民族的。共产国际其实就是干涉我内政，妄图吞并我中华。
当年因从不断补考重修的落后分子不小心成了先进典型，也险些入D，只是懒散惯了，错过去了。不谈ZZ也好
现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写到这个程度并公开发表应该也算是可以了。
如果体制内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个程度，其实已经高于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