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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逸语道破微信

［编者注：弯曲评论转发这篇文章，不代表全部认同作者观点。］

2014年注定是个不太平的年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年；甲午战争爆发两个甲子；以及棱镜门的1周年。或许是某种难以名状的巧合，这三件事情不仅在发生的当时，而且在2014年，都与中国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次大战爆发的100年后，众多讨论集中在如何避免中美之间重复英国和德国的大国悲剧；甲午战争120年后，相类似的情境依稀在崛起的中国与翻身的日本之间再度展开，不同的是双方的战略态势隐约有了相当的不同；1周年的棱镜门除了中国大陆这似乎被纪念的不多，但斯诺登披露的网络安全战略博弈正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不仅成为大国战略博弈中的新战场，而且还有日趋引发战略关注，成为战略博弈最前沿的态势。

于是，甲午，一战与棱镜，三者围绕着中国，联系到了一起。这大概是历史老人的一种特殊偏好：将考验和机遇同时放在了中国的面前。如何在2014年回答好历史老人给出的这份答卷，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影响未来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分水岭之一。

都说2014年的世界已经迈入了移动互联网的世界，那么就从最年轻，也是最新鲜的棱镜开始说起吧。

棱镜门的曝光，及其热议，整体而言，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整体看，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美国国内的个人主义思潮和国家安全战略实践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是美国自911之后国家安全能力扩张引发的反弹；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让棱镜事件变成不同于其他类似事件，如食肉动物系统等被披露引起的波澜的，是美国政府主导的针对中国的网络安全舆论攻势：从2009年开始，美国就开始着手塑造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版本—中国黑客威胁论；而2013年的上半年，以曼迪昂特发布APT1报告为起点，美国在全球主流媒体中掀起了一次网络安全的舆论攻势，这次攻势的效果之一，就是将受众的注意力聚焦到了网络安全这个原先并不热闹的领域中，并初步因为美国成功的规训形成了这样一种认知—中国是坏人，世界很无辜，美国是唯一能抓坏人的超级英雄。

而斯诺登披露棱镜门，就是在这关键时刻上演的大逆转：原来，美国才是那个最后的boss；同时，斯诺登暴露的美国监控又是如此的具有震撼效果，无论是范围、力度，还是对象，清晰的展现了美国的盟国其实是分三六九等的，即使如德国，尽管单向度的对美国一往情深，但仍然是美国监控的对象。实在是，情何以堪。

回到中国，除了少数粉丝，或者比较幼稚的好事者，中国在棱镜之后更多的是“果然如此”的确定，以及，不算很小的尴尬，因为中美战略能力差导致的尴尬，这种尴尬不需要中国情何以堪，但需要中国认真反思。

从反思的角度来看，棱镜项目折射出了长期支撑美国网络安全的三大支柱，分别是技术、战略和话语能力，借助三根支柱，美国在现阶段，至少在网络安全领域，对中国构成了显著的，甚至，是压倒性的优势。

这三根支柱中，技术支柱，发挥着基础和前提的作用。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制定的背景和大前提，就是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的公司，保持着对网络空间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技术应用的绝对控制和优势，这里的绝对控制和优势，指的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凭借自身的力量，建立并接入国际网络空间，这种优势不是一个单独的点，甚至也不是一个面，而是一个立体的体系乃至覆盖/包含一个完整产业生态系统的完整网络；战略支柱，是支撑美国国家网络安全的关键。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最大特征是连续性、继承性和完整性。

连续性特征表现为战略概念在较长时间段内的持续适用。1945年8月16日，美国陆军军法处的负责人就给美国国务院史汀生国务卿发出绝密备忘录，界定并讨论的信号情报活动合法性。最终的结论，是将信号情报界定为通讯一方或两方都是外国政府、个人、组织的情报，而无论其使用的具体通讯方式，也无关于通讯发生的地点，监听的方式涵盖对无线电通讯信号的拦截、对有线电话的窃听、对无线电广播的拦截乃至对无线电台的占领（以阻止其继续传送信号）。在棱镜项目中披露的资料显示，棱镜项目监听的数据，同样属于“信号情报”的范畴，尽管经历了互联网革命，但定义仍然是1945年的定义。

继承性表现为无论技术背景亦或者管理组织体系如何调整，整体战略概念、实施框架和主要手段保持相对稳定。棱镜项目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一个被曝光的网络监听项目，自1947年至今，在网络空间已知被披露的类似项目，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有12-16个之多： 1943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签订《五国情报交换协议》，建立面向全球的电子监控系统“梯队”，从那时至今，从未间断过对全球的监视；1947年到1973年的“三叶草”项目和1960年代的“尖塔”项目，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就对美国的国际电报联系展开全面的监控；在1978年《对外情报监督法》颁布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继承了美国海军情报局的电话监控系统，将其在Sun Solaris系统上发展成为针对国内通讯的“食草动物”系统，又在1998年9月将其移植到Windows NT系统上，变成了“食肉动物”系统，主导这一系统研制、迁移和管理的，就是作为棱镜系统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数据拦截技术单位。这种系统运作和项目管理上表现出来的继承性，从没有真正被美国国内政治中断过。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在2007-2008年间对《1978年对外情报监督法》的修订：如引言部分所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小布什在5年时间里，实现了“无需搜查令的窃听”，也就是试图绕开《1978年对外情报监督法》的限制，虽然为此遭遇到了国内政治的猛烈批判，但最终的结果，是2007年小布什结束“无需搜查令的窃听”，而《对外情报监督法》被修订，“允许政府为了反恐，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监听美国公民的通讯最长不超过一周”，也就是说，政治上作秀的谴责之后，有碍监听行动的法律最终被修改了。

完整性的含义是美国网络安全战略覆盖范围完整的包括防御、监控、塑造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这三个目标，最基础的“防御”关注如何确保敏感信息与数据、关键系统、节点、基础设施处于安全状态，“监控”侧重掌握网络空间的信息和数据流动，网络司令部提出的“积极防御”指出可以在网络空间甚至是物理世界里越境攻击可能面临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塑造”则着重关注培育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全球网络空间，而在这样一个空间里，美国有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自20世纪40年代至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中从未缺少过有关信号情报以及全球范围信息流动控制的内容，尽管存在多部门的竞争与合作，但在事关国家安全与网络的问题上，美国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一致，要超过之间的分歧和竞争。因为这种连续性、继承性和完整性，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接入全球网络以来，至当下以及可见的将来，美国的决策者天然的会倾向于将网络安全问题纳入国家安全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和理解，并参照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以及后冷战时代的反恐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对其所认定的来自网络空间的“威胁”做出反应，这是一种决策者的思维定势和认知心理，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美国网络安全的话语支柱，是最容易被人忽略但同时具备最重要的潜在影响力的支柱。话语支柱的主要体现，是美国政府对全球舆论空间，包括他国境内的民间舆论，所具有的议程设置能力以及以战略沟通为主要特色的舆论塑造能力。话语支柱的功能，是减少乃至消除在全球范围扩展美国网络安全时所遭遇的阻力。如前所述。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本质，是将美国的主权边界扩展至与全球网络空间尽可能重合的状态，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阻力，是西方国家在17世纪创建并拓展到全球的国家主权观念。话语支柱的任务和功能，就是改变美国之外国家的各类个体对美国行动的抵触程度，通过塑造议程和解释框架，实现三重目标：首先，淡化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主权属性，凸出其全球属性，以互联网自由概念为核心，将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塑造成为实现全球公共利益而非美国国家私利的普世战略；其次，凸出放大乃至夸张全球信息自由流动的属性，淡化、掩盖乃至无视美国事实上具有的影响和塑造信息流动的能力，将“信息自由流动”和“（除美国之外的）主权国家无权管制信息流动”等观念以舆论战、心理战的方式植入受众的潜意识中，促成其接受和认可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内嵌解释框架；第三，提供符合受众审美偏好的预设了结论的解释框架，消除美国网络安全拓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障碍和阻碍。

与此相对应的，折射出中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面临的三重挑战：

第一重挑战是技术上的弱势地位带来的挑战：由中国创造的海量数据在美国公司研发的系统软件、关键设备和基础设施中处理、存储、传输及使用，以智能终端和云计算技术为主体构成的移动互联更是极大的促使数据来源的多样化和存储的集中化，中国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保障这些数据最终不会被用于威胁和挑战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意味着整体而言，中国网络空间处于失控、无序、失范的边缘，中国国家安全面临被迫对美国单向透明的尴尬境地，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第二重挑战是缺乏系统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带来的挑战：中国目前尚未形成整体性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在面临来自美国的系统性的战略挑战时，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以膝跳反射式的个案处理方式来应对技术上占据优势的 美国的系统性的战略压力，后果自然可想而知。

第三重挑战是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话语体系缺失带来的挑战：棱镜事件爆发之后，在持续至今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操作层面，凸显出的是中国网络安全战略话语体系的缺失，要么不说话，要么进行道德谴责，要么说没人听懂的话。

而要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就必须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尤其是，来自一次大战和甲午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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