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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邓稼先–李杰

    今年7月29日是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20周年纪念日，为缅怀这位曾为我国核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特写此文，以示永远的思念和纪念。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和邓稼先同在梓潼长卿山后的九院机关U字型办公楼里工作，又同是二楼，我做人事劳资工作，邓是院领导、核武器研制专家。邓的为人谦和纯朴忠厚和对科学的严谨态度是人所共知的。
   1975年12月，我院要去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进行一次地面核装置试验，即成立一个作业队（第九作业队），当时的一位副院长王炎任队长，邓为副队长，主管整个作业队的试验工作，我参加了作业队的政工组，主管宣传和电影放映。
   在出发前，我们在院机关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全院试验工作协调会，我管勤务。当我们做好准备工作后，我去卫生间时，看见邓院长正在靠窗户的那个蹲位里眯缝着眼睛看一本外文词典，我很茫然，便不好意思地问了一句：“邓院长您上厕所还看书啊？”他说：“我找个词汇。”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科学家啊！他们上厕所都在看书学习。
   1975年12月下旬我们的专列出发了，经过几天的颠簸，我们到了新疆马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我们的作业队住进了一个叫向阳沟的半地下室里。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天气变化无常，寒风刺骨，下午刮起的尘沙使我们睁不开眼睛。我们的住处是简易的半地下砖房，烧火墙取暖。邓和王炎副院长住在一个不到10m2的房间里，我们政工组的7、8个人住在他隔一个门的地道堵头的一个大房间里（上下双层床铺），我们的门口离他们的门口只有五步远。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吃的是定量的素菜和少量的肉，都是从五百公里以外马兰基地拉来的，喝的水又苦又涩。邓与我们同吃住，没有一点特殊照顾。但我们也都知道，当他实在熬不过去的时候，他就打开一筒由他夫人许鹿希教授从北京带来的几筒罐头，可想而知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几筒罐头啊！
   试验工作是很紧张的，必须精心安排部署，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邓稼先更是操心尽致，精心组织安排，屡屡开会部署，实地考察，件件试验工作都落实到人头上。进场后不久，中心爆室对核产品（装置）的安装准备工作和各种仪器设备安装工作都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做到周总理生前教导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一天，我为二层楼高的核爆中心门口准备对联，我在爆室隔壁的帐篷里写毛主席最新发表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诗词对联，（当时八一厂已拍电影，后人可以看到）。在那严寒的冬季里，室外温度零下30多摄氏度，室内温度也有零下10几度，这时核工业部的李觉副部长在邓院长的陪同下，检查爆室的准备工作，出爆室后他们一同走进帐篷，看见我正在写对联。我是用红纸、排笔写黄色大字，因温度太低，手冻得生疼，字也写不上，一沾广告色到纸上就结冰了，只好一位同志端着一个旧脸盆上面放上几块木炭烤，我才能写上字，这时李觉副部长说：“这样写太费劲了，下次来时，要在家（指四川）用塑料布写好，到这里挂上就行了。”邓院长看我写的：“登”字下面没有两点，就说：“这还有两点吧。”并风趣地对我说：“没脚怎么登啊！”我当时一是拿不准，二是忽略了这两点，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李副部长接着说：“我们搞科学，就是要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去攻克去战胜她！”这两件事几句话，几十年了，我一直铭记在心！
   同年8月716空爆试验，我在马兰场站我们产品的组装室里，一外宾参观团来这里参观产品（模型），我当时在墙上写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大横幅标语，仍然用红纸（一张红纸两个字）沾广告色写的，当时也是为了节约开支，未能如两位领导的意愿，今天想起来都有些愧疚。

   要接产品了，我们准备去迎接，经作业队研究，由我和场外实验处的一位副处长和保卫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去迎接。临行前邓院长再三嘱托，一定要精心，保证产品安全，监护好产品顺利到达目的地。吃完午饭后，我们三人同乘北京吉普车去了40 公里外的孔雀河边的一个停机坪上，一架直升飞机正降落在那里，我们找到了负责装卸和运输任务的解放军一负责人，讲到了如何精心组织产品的装卸和运输安全问题，谈后我和缪同志登上了直升机，几个膀大腰圆的高个子解放军战士上了直升机，他们用肩扛、背背，小心翼翼地把产品卸下了飞机，装上了专用的产品汽车直运到百十公里外的爆室中心，安全抵达。
 

 1976年1月8日，我们全国人民心爱的周总理逝世了，因为基地没有电视，我们都不知道，邓院长有听收音机的习惯，9日零时中央的重要新闻，他在床上听到了，他听后忽地下了床，喊着对面床上的王炎副院长“王炎，王炎，总理去世了，总理去世了…”当王炎副院长开灯从床上坐起时，已看到邓稼先流下了眼泪——邓又接着说：“真可惜啊！…”一边说，一边在地上打转转，穿着背心短裤在寒冷的屋子里转了好几圈，他当时悲恸的心情，可想而知，用王炎副院长的话说：“他跟总理的感情真深啊！”事后，他顶着四人帮阻挠悼念周总理的逆境，毅然指示北京九所办墙报、写悼词，沉痛悼念全国人民心爱的周总理。当时，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人，都为他的举动所感动。
   在试验场地，为了纪念周总理的逝世，我们都在一丝不苟地抓紧工作。零时快到了，邓院长要求各工作组要认真负责地做好工作。做到“万无一失”！万事俱备，就等确定最后日期，进行核装置试验。
   那天，我们很早吃完午饭，集体组队走出向阳沟，去离爆炸中心约18公里处的一个山坡上，各参试大队都集中到那里，观看核爆试验。那天晴空万里，天气异常的好。我们都戴上了高倍护目镜，各就各位，趴在那里，抬起头等待着。下午二时正，029指挥部的大广播喇叭传来了指挥长的命令，“10，9，8…1起爆”的声音后，几秒钟一声闷响，只见18公里外的平地，爆起了一个偌大的火球，先是闪光（光辐射），连同地面砂土一同往上翻滚，紧接着是冲击波（核辐射）——一股热流直扑过来，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烧灼的感觉，而这个大火球那个翻啊翻啊，由里往外，呈现蘑菇状。火头里红外白，变得像白棉绒那样洁白，好看极了，如果不身临其境，那景观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渐渐地白棉绒又变黑，呈黑云雾状，越翻越高，好像擎天大柱，最后这个蘑菇云飘然而去，渐渐南移消失。当时就听到了广播喇叭传来了副总参谋长杨勇的贺电“祝贺你们的试验成功啊！对你们所有的技术员、工作人员，全体同志表示祝贺。”山坡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雀跃声！我当时也拿到了029指挥部打印的电文，这个没时间、没地点、没发文单位的电文，30多年了，我一直保存在手里。
   不多时，我们政工组的二人参加了五、十所的效应球回收，当时提出“政治工作到现场”，所以，我和我们政工组的任同志一起参加了，我们穿上防化服，驱车急扑爆心，在离爆心约80m处，我们火速、动作十分麻利地回收了五、十所离爆心不同距离的所有效应球，当时的爆心二层楼不见了，已炸成了一个我们没有见到底的深坑，据说海军（三大队）的一位战士，在回收效应物时，由于好奇跑到爆心去看这个坑再也没有回来。我们收回效应球后，由防化兵进行污染剂量检查，然后洗澡换衣服。我们回到驻地已是下午6、7点钟了。当我走到半地下室门口时，正遇到邓院长从半地下室出来，他问我：“老李（我当时30多岁，他都管我叫老李）怎么样？剂量超标吗？”我说：“在洗消站，只见到防化兵的仪器上嘎嘎直响，不知道超标不超标。”他会意地笑了。
   第二天，邓院长主持召开了各测试点汇报会，会议是高度机密的，不是专业人员是不允许参加的。会后，我们看见了一块小黑板立放在半地下室入口处，上面记录着由粉、黄、兰、白色粉笔点缀的一朵朵小花，上宽下窄，点点有序，十分好看，不难看出，这是物质裂变之间的参数表示吧！那几天我们看到邓院长走里走外很高兴！这次核试验效果非常理想，产品体积小，当量高、威力强大！这是继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后，不断研究、改进论证的结果，中国人有能力驾驭这种核尖端。
   晚上放电影了，场地就在简陋的食堂里，这是我们进场后，唯一的娱乐活动。放映前，我们都为他和王炎副院长专门放个位置，好位置是在两台35mm放映机桌子前摆凳子。他不干，他让在放映机前面随便有个位置即可，有时因为工作，他晚到几分钟，我们都会等他来后再放映，遇有这种情况，他都会小声对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
   我因取样接触到了放射性，我和邓院长那个月都得到了甲级保健津贴30元（乙级为15元），邓的保健津贴是我给代发的，我在我的笔记本上随便打了几个格，写上了保健津贴30元，收款人，邓院长签上了“邓稼先”三个字。这个本子我保存了多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每次核试验邓稼先向党和国家签保证书的签字和他领取保健津贴30元的签字，同是“邓稼先”三个字，这和他向党和国家为核武器事业所肩负的重任和所做的贡献，和他30元保健报酬是多么不相匹配啊！可见这一代人，这一代伟大的科学家的忘我奉献精神。
   几件不为人知的事，铭刻了这位伟人对科学极端负责和为中国核武器原子弹、氢弹做出杰出贡献和无私忘我爱国精神和高贵品质，我们这一代人和后人都不该忘记他——邓稼先。中国人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前人做出了奉献了，后人更需努力。
注：本文作者系原核工业部荣誉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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