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的同时要关注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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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引自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准确的用其本人的话说应该是金融学家)郎咸平教授的视频讲述了一个可怕而又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弯曲中看到了一则关于都市化的视频,于是我想为那个视频补续上这个精彩的视频。

郎咸平教授其人简介:

郎咸平,49岁,1956年出生,祖籍山东。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2003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被中小投资者赞誉的“郎监管”;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畅销书《公司治理》的作者。郎咸平是位观点鲜明而且具有世界级学术成就、在中国博得极高知名度的大师级学者。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于1986年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郎教授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郎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
    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其论文在美国最富盛名的《2000年金融经济学期刊》、《2002年美国金融学会期刊》发表,被专业学者、研究人员及《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广泛引用,并且被收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郎咸平作为世界级的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斐然。根据统计:郎咸平的破产论文和另一篇有关公司兼并论文同时被列入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金方面论文。有四篇论文被《金融经济学期刊》评为“明星论文”。
    郎咸平作为金融学家在经济(管理)学界极富盛名。被列入2002、2003年世界经济学家名人录中。而且大多数世界通用的金融管理教科书均引用郎咸平的论文。
    郎咸平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 以及“集体诉讼”
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他的观点受到媒体, 学术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被媒体尊称为
“郎监管”。众多的知名媒体报道了郎咸平对各项法律、政治和经济的观点。根据《深圳特区报》的统计,郎咸平的观点以网页数而言列全国财经人物之前矛。
    2003年6月提出制度化解决民企原罪的问题,并被远在海外的仰融委托,出任“独立第三方”,为制度化解决日益突出的民营企业与主管部门矛盾的问题进行积极探索。 
    2003年9月,当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讨论进入白热化的阶段,郎咸平在广州某论坛一语“人民币应该再贬值2%以打击进入中国市场的游资”,再次惊动天下人。
    2004年郎教授提出“中国企业如要做大做强,只会造成悲剧!”的论点,又在中国企业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2003年以来,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企业战略研究,为企业高管人士进行“公司治理与企业战略”剖析,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教父”。
    

农民进城安得广厦

(2个打分, 平均:3.00 / 5)

海归高校排行榜–化学与材料科学类

编者注:转载自–归来网guila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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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武 。龙芯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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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海归高校排行榜:农业与生命科学类

数据来自:http://guilainet.com/mo-apran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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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正传

【陈首席注:这是安天的文章。得罪不起。能防范病毒,就能整病毒。另外安天的弟兄们,能否以后自己勤奋点,要像苹果叶子一样,自己整理格式并发表。陈首席的时间要用到更多的八卦中去才是正确的说。】
山寨。正传。
tbsoft@微电子嵌入式实验室,Antiy Labs
一、从清末洋务派仿制军火说起
公元1862年,上海和江浙地区成为李秀成太平军与李鸿章淮军激烈交战的前线。
太平军并不只是手执长矛土枪土炮,土里土气的“长毛”,李秀成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深知先进武器对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性。当时占领江浙富庶地区的太平军“不差钱”,李秀成通过各种渠道,向见钱眼开的洋商们购买了不少洋枪洋炮。李秀成所部太平军装备有大量的近代化武器,李秀成卫队更是清一色洋枪。
为了对付太平军,李鸿章也只有找洋人购买了大量洋枪洋炮装备淮军。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淮军在上海外围与太平军激战,每天弹药消耗量巨大,又只能向洋人购买。洋人见有发财机会,便趁机抬高价钱,一发12磅的炮弹要卖到30两银子,一枚炮弹壳的铜帽也要卖19两银子。结果往往一天仗打下来,上万两银子便灰飞烟灭了。洋人从中发了横财,淮军的经费却日渐枯竭,弄得李鸿章成天为此事犯愁。
那时,洋枪队——“常胜军”与淮军一起作战,有一次,戈登“常胜军”中的一位英国退役助理军医马格里找到李鸿章说:“外国人都是自己开工厂制造军火,中国如果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也应当建一个军火工厂。”正为军火供应难而焦头烂额的李鸿章马上同意让马格里去试制。马格里找来几个中国工匠,凭着一本弹药制造的书,拆开几枚炮弹“照葫芦画瓢”,利用一台旧式车床,几天后造出了一枚12磅炮弹和几个引信。李鸿章马上让人拿到城外的战场去试射,居然一炮打响。
于是,李鸿章马上批准马格里自行招募几十名工匠,在松江城外的一座破庙里办起了中国第一座近代兵工厂——上海洋炮局,随后逐步发展成为“金陵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收购洋人在虹口的一座旧机器厂,建成“江南制造总局”——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开始逐步走上正轨。依靠这些近代军工企业生产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淮军,终于击败太平军和捻军,成为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陆军部队。
作为清末洋务派重臣的李鸿章,制造近代军火还是从“照葫芦画瓢”仿制炮弹开始的,其实,仿制——或者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做“山寨”,永远是落后追赶先进的必经之路。
二、科学无国界,但技术永远有国界
科学无国界,这话只对某些不能带来直接收益的基础科学是正确的。
国家与国家之间,向来遵守的基本法则只有一条——丛林法则,除了委身于大国的小国,大国之间,永远是谁能获取和使用的资源越多,谁就越强大。要想获取和使用更多的资源,有很多办法:
使用先进技术制造先进武器,直接冲进其它国家抢——这叫军事侵略或者殖民主义。
使用先进技术制造低成本高质量产品,再加上低价倾销,把其它国家原有的产品挤垮,市场破坏,再通过销售产品获取利益和资源——这叫经济侵略或者经济殖民主义。
使用先进技术制造其它国家制造不了又必须的产品,并对其它国家严格封锁技术,这样一来你必须的产品自己制造不了,我就能够卖高价获取暴利,然后再换取你的廉价资源——这叫出口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稍微温和一点的办法。
使用先进技术开发其它国家不能获取和使用的资源——这基本属于“对内挖潜”的办法。
如果要对每种办法举例子的话,那么鸦片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属于第一种办法,80年代的进口家电和今日的美国转基因大豆属于第二种办法,Intel CPU和Microsoft操作系统属于第三种办法,核能的利用和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属于第四种办法。
不难想象,无论是哪一种办法,如果这种办法对应的先进技术,原本是被A国家掌握和应用的,现在被B国家真正掌握和应用了,则A国家就不能再对B国家使用这个办法,A国家在获取和使用资源方面就会失去对B国家的优势。
因此,能够带来直接收益,甚至是间接收益的科学和技术,特别是工程技术,向来都是有国界的,这种技术国界也可以叫做技术壁垒。
保密、禁止出口、专利、知识产权等手段,只是构造技术壁垒的方法。
三、为山寨正名
目前,在大多数人看来,“山寨”是“仿制”、“抄袭”、“低质量”甚至“恶搞”的代名词。
山寨确实是基于仿制,山寨之初难免抄袭,但山寨不等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恶搞文化更不属于山寨文化。
如果要为山寨正名,可以下这样一个定义:
山寨——使用工程科学中的反向工程(Reserved Engineering)手段,对未掌握其核心技术的产品进行反向设计,进而掌握其原始设计和核心技术,再重新进行正向工程,最终得到产品仿制品或者增强仿制品的过程。
注意:两个阶段缺一不可,反向工程只能得到产品的原始设计和核心技术,还需要经过正向工程才能得到仿制品。
显然,山寨只适用于自己已经具备正向工程能力,也就是制造能力和一定的设计能力,只缺乏好的设计和核心技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通过反向工程获取设计和核心技术,即可最终完成仿制品的制造。
总结一句大白话:你先要自己能把每个零件做出来,才能拆了别人的东西看零件,学着仿造,否则拆了也是白拆。
所以俄罗斯可以放心地把武器卖给印度,但是卖给中国就很不放心,原因也是一句大白话——中国人每个零件都能自己做,他们需要的只是核心技术,一旦中国人把武器拆了,核心技术这层处女膜给捅破了,那这武器还能值钱吗?
如果觉得“山寨”这两个字不好听,可以换个官样文章的说法——“引进、消化、吸收”。
显然,落后追赶先进,特别是在落后方和先进方技术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山寨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快速有效手段。国际上较通用的看法是:如果双方技术差距在15年以上(对于IT类产品还要短一些),落后方追赶先进方的手段就应该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
四、山寨的三个阶段
山寨的第一阶段是简单的仿制,这一阶段很可能带有很大的抄袭性质,特点是:可以完成仿制,但往往只能掌握部分原始设计,还没有吃透核心技术,往往会制造出质量较差的产品。
山寨的第二阶段是掌握核心技术前提下的仿制,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掌握了完整的原始设计,核心技术也已经吃透并掌握,可以制造出与原始产品质量不相上下甚至更好的产品,但还不能超越原始产品。
山寨的第三阶段是仿制加创新,这一阶段是山寨的终极阶段,特点是:已经充分掌握了核心技术,并能在原有核心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得到自己的核心技术,制造出增强型产品,超越原始产品。
没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就无法进入第三阶段,但是如果只停留在第一阶段,则不仅得不到高质量产品,而且容易陷入专利、知识产权等纠纷,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因此,对于国内某一IT产业成长初期的抄袭,特别是抄袭国外新产品,不宜持过分否定甚至过分打击的态度,因为这是一个必经阶段,但应使其尽快进入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这也应该是山寨企业管理者的终极目标。
成功山寨国外产品,并进入山寨第三阶段的IT山寨企业,同样是中国IT产业的“山寨英雄”。
(9个打分, 平均:4.44 / 5)

2010海归高校排行榜–经济学与商业管理类

原帖:http://guilainet.com/mo-ebran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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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海归高校排行榜–计算机类

看看有来头的海龟都去哪些学校了吧,貌似多是一线城市的高校,海归中绝大多数都有Pizza Hut Delivery学位,美国和日本的居多。下表来自归来网,应该是统计的到2010年为止的总人数。此网页有更详细的内容。

2010海归高校排行榜–计算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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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海归高校排行榜–电子信息类

      看看有来头的海龟都去哪些学校了吧,貌似多是一线城市的高校,海归中绝大多数都有Pizza Hut Delivery学位,美国和日本的居多。下表来自归来网,应该是统计的到2010年为止的总人数。此网页有更详细的内容。

2010海归高校排行榜–电子信息类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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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超豪、孙家栋获2009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500万元

【编者按】昨天,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中国的科技还不能算发达,但感谢辛勤工作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们,中国科技正在不断进步。本文转载自南方都市报和新浪新闻。

昨天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颁发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科学院院士、知名数学家谷超豪和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资深航天专家孙家栋荣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向他们颁奖。

据了解,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获奖者的奖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

200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共授奖374项(人)。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授奖项目28项,包括一等奖1项、二等奖27项;国家技术发明奖授奖项目55项,包括一等奖2项、二等奖5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项目282项,包括特等奖3项、一等奖17项、二等奖262项;授予7名外籍科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下图左为孙家栋院士,右为谷超豪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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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名单

谷超豪、孙家栋2位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太阳磁场结构和演化研究”等27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海洋特征寡糖的制备技术(糖库构建)与应用开发”等2项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超细耐磨钛酸盐纤维制备新技术及其应用”等53项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绕月探测工程”等3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超高压直流输电重大成套技术装备开发及产业化”等17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北方粳型优质超级稻新品种培育与示范推广”等262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美国物理学家沈元壤等7名外国专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十年16人获最高科技奖

2000年,吴文俊、袁隆平;

2001年,王选、黄昆;

2002年,金怡濂;

2003年,刘东生、王永志;

2004年空缺;

2005年,叶笃正、吴孟超;

2006年,李振声;

2007年,闵恩泽、吴征镒;

2008年,王忠诚、徐光宪;

2009年,孙家栋、谷超豪。

人物档案

  谷超豪研究横跨数学物理多领域

谷超豪,男,1926年5月出生于浙江温州,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59年获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为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科院院士,国际教育研究院院士。

谷超豪研究横跨数学、物理学科的多个领域。他曾将自己的三大研究领域——— 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亲昵地称为“金三角”。这是当今核心数学前沿最活跃的三个分支。

谷超豪早期从事微分几何的研究,是苏步青教授所领导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的中坚,在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的研究中取得了系统和重要的研究成果。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谷超豪将主要精力转向偏微分方程研究,为解决超音速空气动力学中的若干重要数学问题做出了先驱性的工作。

在混合型方程研究中,他首先发展了正对称方程组的高阶可微分解的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多个自变数的混合型方程,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新现象,深刻地揭示了混合型。

1974年,谷超豪在与杨振宁合作时,他最早得到经典规范场初始值问题解的存在性,对经典规范场的数学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后来谷超豪又给出了所有可能的球对称的规范场的表示;首次将纤维丛上的和乐群的理论应用于闭环路位相因子的研究,揭示了规范场的数学本质,并应邀在著名数学物理杂志《物理学报告》上发表专辑。

1980年,谷超豪在规范场研究的基础上,用独特的微分几何技巧,从物理学中提炼出了“波映照”问题。这一突破性的工作引发了众多国际顶尖数学家的关注和后续研究。

在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帕利斯教授把谷超豪列为培育中国现代数学之树的极少数数学家之一。

孙家栋领导了中国航天史上许多“第一”

孙家栋,1929年4月出生,辽宁省瓦房店市人。中共党员,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58年毕业于苏联儒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设计专业。历任国防部五院一分院设计部研究室主任、七机部五院院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主任等职。现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国家航天局特别顾问、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在中国的航天史上,孙家栋是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发展中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

2009年4月15日0时16分,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加指挥的北斗导航定位卫星发射任务又一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个航天飞行器,这之中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在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奇迹般地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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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放弃美国国籍——海归扎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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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没有弄错,标题是饶毅,配照片是施一公。2010年1月6日的《纽约时报》刊登长篇文章—-《对抗趋势:中国吸引海外科学家归国》(Fighting Trend, China Is Luring Scientists Home),文章以海归科学家施一公和饶毅为例,分析了海外华人科学家归国现象,称中国正大力发展科学,以期缩短与世界科技强国之间的差距。原文在此:http://www.nytimes.com/2010/01/07/world/asia/07scholar.html,笔者翻译节选如下。

      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施一公获得了马里兰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1000万美元研究经费。美国科学家们对此不那么惊讶,因为施一公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在普林斯顿,他的实验室占据了一层楼并且年度预算就达到200万美元。

      让所有人都意外,最后震惊的,是几个月后,在美国居住了18年并已经入籍的施一公博士宣布他拒绝这项研究经费,离开普林斯顿回到他的中国母校清华大学,全职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引述普林斯顿物理教授Robert H. Austin的电话采访:“他是我们的明星。我觉得这(个决定)彻底疯狂(He was one of our stars, I thought it was completely crazy)。 ”

      施一公怎么说?在清华的办公室,面对涌来的访问者,他说:“直到今天,许多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回中国。特别是在我的位置上,放弃现有的一切。”

      不过中国领导人不这么认为。面对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才外流的局面,中国现在开始运用自己的财政资源、广阔的机会和民族自豪感来吸引海外学者和科学家归国。

      也许西方世界对于很多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而言,仍然更有吸引力。不过施一公博士和其他一些顶级科学家的海归,标志着中国缩短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差距的进展比许多“专家”们预料的要快得多。

      中国对于研发的投入稳步增加,目前已经占到GDP的1.5%。美国的这个数字是2.7%。不过中国已经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了。中国科学家们的竞争压力也比国外同行大。过去十年,中国论文数量翻了4倍;2007年论文总数已经仅次于美国。仅在纳米技术上中国就有五千名科学家从事研究。

笔者认为:中国论文数量的增加是好事还是坏事还很难讲,SCI和EI的无限夸大和不当奖励让很多研究者失去了方向,专找冷门的SCI杂志投稿,中了以后还可以拿奖金……国外有人说SCI是Stupid Chinese Index。

      2008年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未来10到20年,中国将在把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和服务的能力上超越美国,中国的创新水平也将达到新高度。

      当然,数量不等于质量。尽管投入巨大,中国在很多科技领域还远远落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国出生并在中国大陆从事研究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2008年排名才第十,尽管排名一直在上升。

      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们的出国热潮始终不减。2008年18万留学生离开中国,比2007年增加了25%,原因之一是更多的家庭能支付孩子的学费。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过去十年间出国的学生,只有25%最终回国了。而在获得科学或工程方面博士学位的学生回国比例最低。

笔者认为,出来的多不要紧,只要回去的也多。清末那批人,哪个不是民国乃至共和国的中坚?十年内回去的不多不要紧,只要二十年内回去的多。出来读个博士学位至少五年,再做几年博后研究或者混几年工作经验,十年后正好回国。而且统计样本是“过去十年出国的学生”,这个很欠准确。1999年出来的可能正在打包回国,2008年出来的人家还在农村大学城买人生第一辆车呢,你让人怎么回国?我看不如统计1988年到1998年出国的学生归国比例。

      不过最近三年,中国开始扭转这种局面。著名科学家们如施一公、饶毅等开始回国,他们是带着使命回去的——改变中国科研中任人唯亲和庸才当道的文化,这也是中国科学进步的最大的障碍。他们动力来自于由其爱国主义,其促进变革的动力,和对于来自中国政府支持的信任。

笔者评:《纽约时报》醋意十足的写下以上的文字。

      42岁的施一公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我欠中国一些东西。在美国,所有的事情或多或少都已经建立起来了,而在中国,无论我做什么,影响可能是上十倍的,甚至百倍。”

      与一些美国人猜想的不同,施一公、饶毅等离开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并没有为此感到特别后悔。虽然有很多美国顶尖大学希望施一公加入,并且他很快在普林斯顿获得了职位并节节上升,但他相信,许多亚洲人在美国会遭遇到无形的障碍。

      47岁的饶毅2007年离开了美国西北大学成为中国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饶毅对中国式的“精神追求”和美国式的“自我满足”有一个精彩的对比。饶毅放弃了美国国籍。当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询问他为什么要放弃其国籍,他书面答复说:“自从911之后美国就丧失了其道德制高点,但是美国人还沉迷于其国家和自身的所谓伟大。”

笔者注:这条消息居然没有见诸于国内媒体。当然放弃美国国籍事件从渠道上而言更容易被《纽约时报》知晓。方舟子要站出来说几句吗?另外,要体验美国人的沉迷,去中西部一些州的小镇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有点夜郎国的意思。

      至于民主精神的力量呢,似乎对这些科学家们也没有发挥同样的作用。饶毅曾说过他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多党民主制。施一公却说,他不认为那种政治体制适合中国。

      作为清华的学生,施一公20年前也参加过春夏之交的运动。而在美国他是注册的民主党员。他说:“多党民主制对于美国是合适的。但是这完全不代表这种体制适用于中国。”

笔者注:美国记者感觉可真好。民主已经成为他们最后的遮羞布了。

      不过重新进入中国充满政治色彩的科研环境可能真是充满挑战。比如,一些不那么强的科学家就往往回避这些海归。在2009年中科院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中,施一公、饶毅、王晓东都榜上无名。(王晓东,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生化系教授、讲席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2004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最近归国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员)。

      中国的博客网上针对海归教授的评论也是火药味浓浓。施一公博士就被攻击为“不诚实”和“不可信”。华南理工大学的刘仲武教授在2008年的一篇帖子中就说,不应该让施一公参与任何有关中国国家利益的项目。“不要忘了,他是外国人”,他说。

笔者注:原文是这样的:In a posting in 2008, Liu Zhongwu, a professor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aid that Dr. Shi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any projects that touch on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Bear in mind, he is a foreigner,” he wrote. 这个Liu Zhongwu是不是这个人:http://www.mmff-scut.com/news_view.asp?newsid=102

      施一公说,过去一年半对他来说犹如十年,这些批判充斥着文革的气息。不过他很高兴他还站着。海归们也有他们的重量级朋友,包括大学校长和中央的人。施一公和饶毅就参与了中组部“千人计划”的起草。2008年5月,施一公被邀请到中南海向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高层官员讨论中国科技的未来。

      在科研经费方面,饶毅说,国家在资助科学方面非常大方,有时候过于大方。挑战在于如何确保聪明地使用资助,而不是官僚式的发放。

      五年前,作为美国西北大学科学院的院长,他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过同样的评论。他说,科研经费的申请中,关系往往凌驾于价值之上。他建议取消科技部,把其经费给一个“更加有声誉”的机构。当时他的这些论断在中国是不让传播的。但是2009年10月,官方的《中国日报》赞誉饶毅是“肩负使命的人”。

      许多观望的人认为,海归大牛们面临的是逆水行舟的战斗。他们必须在一起,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改变系统。如果他们最终无法改变系统,也许他们会离去的。

      不过在清华,施一公说他对清华的生命科学研究持乐观态度。两年内他已经招到18名博士后研究员,几乎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每人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他说未来十年内清华的生命科学学院会壮大四倍。当然他从没假装认为清华的科研已经达到普林斯顿的水平。他将清华比作一所受人敬重的美国州立大学。不过,施一公表示:“过些年,我们会达到那个水平的(指普林斯顿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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