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与中兴引发的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部分
作者 陈怀临 | 2012-10-21 07:42 | 类型 行业动感 | 8条用户评论 »
系列目录 美国众议院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Report） 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特别是电信网络，需要建立在可信和可靠的基础之上。电信网络系统对来自恶意的，持续的网络入侵和毁坏性行为是很脆弱的。因此，设备供应商和提供管理服务的供应商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具备足够的信任程度。一个提供设备的公司，特别是任何能够接触到或者有这些电信网络详细结构规划信息的公司，必须要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如果一个公司不能被信任，美国和相关机构应该质问是否该公司可以在我们的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系统里运营。 网络（攻击）威胁带给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风险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事宜。首先，（我们）国家对电信基础设施的依赖不仅仅是大家可以使用计算机而已。事实上是（我们）多个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系统都需要通过电信网络来进行互联和信息传输交换。这些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系统，银行和金融系统，天然气，石油和水利系统， 铁路和航运通道等等。每一个这样的系统都是高度计算机控制化的。另外，这些系统之间的互相依赖性极大的增加了一个系统出故障会导致其他系统也出现故障或崩溃的风险。因此，电信网络的崩溃会导致对现代美国人民的生活出现灾难般的影响，导致影响整个社会（日程生活所需）的短缺和中断。 第二，这种系统之间的互相依赖性带来的安全薄弱是很广泛的，从来自内部的威胁攻击，网络间谍和来自有国家为幕后力量的攻击。事实上，关于电信系统供应链中的漏洞，越来越多的认同都汇聚在是（我们）选购了来自外国的电信设备并用在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应用上。例如，联邦调查局（FBI）经过充足的评估调查认为，来自个体犯罪人员和幕后民族主义国家力量操控对基础设备供应链的威胁是居高不下的网络攻击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美国国家反情报执行机构的评估是“外国试图收集美国的技术和经济信息，将继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且将是一个持续增长的事情，并将一直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安全。” 第三，美国政府必须要特别关注那些最有可能针对美国开展高级间谍活动的国家制造的通信设备，例如，中国。最近的许多网络攻击往往源于中国。虽然精确的定位分析是一个长期的挑战，但从攻击的数量，规模和复杂性来看，这种攻击通常意味着有一个国家力量在后面参与。美国中国事务委员会曾经在一份关于对中国进行网络战和计算机网络情报收集方面的能力的非机密文件中谈到， 来自中国的，通过恶意网络行为来收集敏感的（外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信息的动作往往很难被其锁定的目标所察觉。 最后，这个问题变得复杂的是，中国的电信公司，如华为，中兴通讯正在迅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性的电信市场设备提供商。在其他的行业，这种趋势可能不是特别有关系。但是当这些公司试图控制敏感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并可用于间谍和其他恶意目的的市场，这个市场缺乏多样性就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担心了。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并不是唯一对这些问题担忧的国家。 澳大利亚在决定禁止华为进入其国家宽带电信业务的时候其实是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英国方面试图通过建立评价制度限制华为获得对基础设施的接触的程度，并且在华为设备和软件在电信基础系统上线之前进行充分评估。 A. 中国拥有相应的手段，机会和动机去利用电信公司以实现起恶意的目的。 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情报收集工作，在“规模，强度和复杂性”方面一直在持续加强。中国具备世界上最活跃的和长期经营的经济谍报工作人员。 美国私人企业公司和网络安全专家的调查报告认为，一些规模迅猛的计算机网络入侵起源于中国，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认为这个网络攻击有中国政府参与或在幕后提供支持。 此外，中国的情报机构，以及私营公司和其他实体，经常招募那些能够直接访问（美国）企业网络的人员来窃取商业秘密和其他敏感的私有数据。 这些通过网络和人工参与的间谍活动往往具备非常复杂的技术能力，这些技术能力可以转化为在来自中国制造的电信设备部件中植入恶意的硬件或软件，并销售给美国。在电信设备整个产品的过程中，更改电信设备部件和系统的机会点是到处都存在的，垂直领域的产业巨头华为和中兴通讯为中国的情报机构提供了许多这样的机会，可以使得他们在关键的电信网络的器件和系统中植入恶意的硬件或软件。为了这些恶意攻击的目的，中国（当局）可能会寻求和华为或中兴等公司的领导层面的合作。即使公司的领导层拒绝这样的要求，中国情报部门只需要在这些公司招聘相应的管理人员或者蓝领的技术人员，（就可以达到目的）。此外， 从中国法律来看，中兴通讯和华为有义务和中国政府无条件的合作，（政府）可以使用他们的系统，或者在国家安全的幌子下怀着恶意的目的访问这些系统的数据。 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民族主义的国家，有着损害干扰全球电信供应链的动机，其中美国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高优先级的目标。具备拒绝服务或破坏整体系统的能力可以使得一个外国国家可以给另外一个国家所依赖的关键基础设施设备施加压力或者完全控制。通过从政府和企业恶意修改或者窃取信息的能力，中国可以获得昂贵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研发成果。这些成果可以促进和加速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能够访问美国电信基础设施，可以使得中国对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从事无法被检测到的间谍活动。 充分认识到美国军方的先进技术优势的中国军事和情报机构，正积极寻找将来如果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能被使用的非对称优势。在为美国客户生产的，来自中国制造的电信设备器件和系统里植入恶意的硬件或软件可以让北京在危机或战争的时候关闭或者削弱（我们的）国家安全系统。在关键的基础设施环节中恶意植入的东西，例如，在电网或金融网络里，也将是中国弹药库里的一个巨大的武器。 恶意植入的硬件和软件也是一个可被用在侵入美国国家安全系统的强大间谍工具。也包括那些封闭的美国公司内部网络。这些内网中通常含有敏感的商业秘密，先进的研发数据， 谈判或诉讼立法条款。这些信息的获得可以使得中国在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获得不公平的外交或商业优势。 除了硬件和软件相关的供应链的风险，管理服务软件也构成了威胁。管理服务，通常是销售合同中系统维护的一部分，允许远程网络访问，做每天软件的更新和打补丁。不幸的是，这样的合同也可以让管理服务承包商在合法的幌子下，使用被授权的访问做恶意活动。这样的系统存取访问也提供了许多机会给更多密谋好的经济或有国家背景的间谍活动。 而 华为这样的电信公司目前正在寻求扩大其服务业务的部分。 美国政府数年前已经认识到这些电信供应链的风险问题 。事实上，在白宫的2009年综合国家网络安全倡议（CNCI）中，供应链风险管理（SCRM）就被确定为国家关注的12个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优先事项之一。同样，行政部门一直持续在按照2012年1月发布的整体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下的方针指导下审查供应链的风险问题。在2012年1月份的报告中阐述的供应链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正确理解和识别那些来自有害的设备物资，来自有意的攻击，事故和自然灾害带来的系统崩溃等供应链的脆弱性。” B. (目前所）建议的“缓解措施”不能完全解决提供设备和服务给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中国电信公司所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 许多国家对来自不可信任的电信公司所带来的潜在威胁所困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作为其总体缓解战略的一部分）并和华为签署了一项协议，与华为建立一个独立管理的网络安全评估中心（CSEC）。 CSEC，（作为一个第三方机构），对要进入到英国电信系统的华为的软件和设备进行独立的审查，并将相应的结果提供给英国相关运营商和政府。英国政府的目标是试图减轻部署在英国关键的电信基础设施上的华为的产品所带来的对英国整体网络系统的可靠性所带来的威胁。 为了其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华为和中兴通讯提出了类似的计划。这个计划中没有美国政府的参与，而是由电子冲突协会或其他私营部门来管理。 （他们试图通过）这些合作关系来解决对这两家公司可能会允许中国政府植入一些能够帮助（中国政府）间谍活动或者网络战的功能到他们的产品中所引起的担忧。 遗憾的是，因为美国电信市场的广度和巨大，我们担心，华为和中兴的这个方案不能完全解决（我们对）美国安全隐患的担忧。 设备产品化后的评估过程通常是通过一个标准的方法来确定一个复杂软件密集型系统的安全属性。信息技术安全评估和各种私人认证服务等流程通常被评估者用来针对一系列标准来衡量一个产品，并为其分配一个安全等级。该评级是为了帮助客户了解其将使用的设备或者软件包的安全功能的信心度。（在评估流程里），厂商对其系统实现和研发的流程都需要文档化，并通常用作安全等级评估中的重要依据。此外，这样的流程并不一定能够发现恶意代码，而是鼓励在有安全功能的产品中必须具备一个基本的安全框架。 由于一系列的技术和经济原因，华为和中兴提出的评估方案不太有用，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事实上，（他们的）评估方案可能由于评估不完全，有漏洞或者错误的评估，而导致产品被赋予错误的安全等级。由于一个局外的专家可能以某种方式“赞”一个产品，所以一个细心的客户应该选择放弃这样的含有威胁的和不客观的风险评估，同时省下这样的评估所需要的花费。 通过标准化的第三方安全性评估不能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产品和部署的多样性。取决于如何以及在哪里配置，安装和维护，设备或系统的行为变化很大。出于时间和成本方面的原因，（第三方的）评估通常会局限在针对一个产品型号配置在一个特定的，往往是不是真正现场实用的，很局限的方式。现在科技发展的步伐非常快，速度远远超过任何第三方的综合评估过程所能跟踪。第三方测试评估中使用的小范围的配置规范，无疑的让人确信一个被评估过的设备在部署的时候的运行模式是和在被评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设备在现场部署时和测试的时候规格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一个复杂的设备的安全性评价是没有意义的。 在现场部署之前的对产品的评估，只是针对了网络生命周期中的产品部分。另外，要重要的认识到，网络运营商如何控制设备的补丁管理，故障排除和维护，升级，管理服务的方面，以及如何选择提供这些服务的厂商，都会影响到电信网络的目前的安全程度。 由于设备厂商资助自己产品的安全评估产生了商业利益冲突，导致（美国政府）对评估结果的独立性和严谨持有怀疑态度。设备制造商会自然的去追求自己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其利益是和客户的利益不一致的。在通用标准认证方面，（我们）已经发现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但相关的（为了利益）挑战底线的行为。厂商提供金钱资助给安全评估方。 通用标准系统认证的设计充分了解这种危险然后规定了评估者必须拥有政府资格证书。但这种预防措施看起来基本上是装门面的，没有意义的。因为（目前为止），尽管（我们发现）认证评估的效果很差，也没有发现任何认证被取消 。基于同样的考虑和担心利益冲突，华为设备在英国的评估机构必须通过英国政府的审查，获得政府的安全等级许可。这个流程获得了英国各个运营商的支持。 但是，尚不清楚的是，英国这样的方式能否会迅速的被借鉴到美国市场，也不清楚这种运作方式是否能真正的成功地克服人的私欲从而导致真正的独立评估调查。 在一个复杂的产品中发现和消除每一个重大漏洞的任务是巨大的。当一个产品漏洞是一个内部的人故意放入的时候，查找任务变得几乎不可能。虽然许多技术文章里谈到如何在硬件和软件系统中自动查找潜在的漏洞，但是没有一个技术声称能找到一个已存在的系统中的所有的漏洞。能够证明一个系统实现符合一个形式设计规范的技术确实存在，但是这样的形式方法技术必须贯穿整个系统的设计和实现的过程中才能起到作用，而不能用在一个已经完成的规模巨大或者相当复杂的系统中。即使能够用在系统的研发过程中，这种形式方法也还是不能还好的扩展到完全的商业电信系统中。 （所以，）通过华为或中兴提出的系统安全评估合作，即使不说其评估的完全性和动机，（在技术上，）都无法确定规模和复杂性都很巨大的核心网络基础设施设备中的所以相关缺陷。如果在已经被广泛应用的产品中和已经被潜在对手都了解的评估流程还存在重大的漏洞 ，这种评估过程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可能看起来对一个将被部署在关键基础设施的的可疑设备做安全评估似乎是对其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但遗憾的是，由于电信网络系统的复杂性，目前的安全性评价技术的局限性和设备供应商提供经济资助的认证过程提供的只是一种安全感，而不是实际的安全性。高度系统安全的保障只能通过完整的设计和工程流程 ，考虑完整的系统的系统设计方法，要跨越完整的产品生命周期，从设计研发到产品做旧下架。这样的设计流程也包括考虑系统分离的技术模块，模块之间的交互，人在使用设备中的环境因素和来自各种对手的威胁。 这样的一个评估处理过程才是令人信服的，具有多样证据的。这才是可以使得我们信任的安全评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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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不相信眼泪 — 从华为中兴新败于美国之役说起
作者 陈怀临 | 2012-10-20 21:43 | 类型 弯曲推荐 | 52条用户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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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不相信眼泪 — 从华为中兴新败于美国之役说起
海客( @追梦海客 )
2012年10月
1987年任正非集资人民币两万元创立了华为公司，短短二十五年间，华为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乃至电信业的心脏地带欧洲攻城略地，迅速崛起为仅次于爱立信的世界第二大电信设备生产商。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华为数次尝试拓展业务，始终不得其门而入。近年来华为发起数次对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并购案，均已失败告终。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资本（Bain Capital）试图以22亿美元收购美国网络设备制造商3Com公司16.5%的股份，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该交易启动国家安全调查，不久后以3com公司持有大量军事合同为由提出反对意见，华为被迫放弃该收购案。2010年8月，美国移动电话运营商斯普林特公司（Sprint-Nextel）发起网络升级的招标，华为和中兴希望参与其中。虽然华为提供的解决方案报价大幅低于竞争对手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和三星的报价，却遭到美国参议员的横加阻挠。他们致信总统奥巴马和财长盖特纳，要求对华为公司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进行彻查，时任商务部长的骆家辉也要求斯普林特拒绝华为与中兴的投标，最终提出最低报价的华为和中兴无缘这个50亿美元的网络大单。2011年2月，华为卷土重来，试图以200万美元收购濒临破产的美国IT初创企业三叶系统公司（3Leaf Systems）的资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再次披挂上阵，要求剥离合同规定的专利资产，该收购计划随即流产。在收购三叶公司失败后的同一个月，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华为美国公司董事长胡侯崑发表了一封针对美国市场的公开信[1]，信中希望美国公开调查华为公司，以期澄清与纠正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对华为公司的偏见。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IC）遂展开对华为是否危害国家安全的初步调查，2011年底开始正式展开调查并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对中兴通讯公司的调查。今年9月13日，情报委员会就华为、中兴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举行公开听证会。华为高级副总裁丁少华与中兴高级副总裁朱进云出席听证会[2]。10月8日，该委员会对华为和中兴通讯为期一年的调查结果报告终于出笼。在对外公布的的非机密部分，给出了调查结论：“华为和中兴通讯公司提供通信设备给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相关风险，可能会消弱或危害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该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阻止这两家公司对美国公司的收购行动，避免使用这两家公司的设备以及进行其他形式的合作，美国企业也应寻找可替代华为与中兴通讯的电信设备供应商[3]。
在接受情报委员会近一年的调查过程中，身为全球第二与第五大电信设备生产商的华为与中兴公司，为了能够进入美国市场，极力放低身段，委屈求全，尽量配合情报委员会提出的各种要求，大有哀兵求胜之态。华为在去年12月正式向情报特别委员会汇报了相关情况之后，又在今年2月23日在深圳华为总部接待他们参观考察。今年5月23日，公司罕见地安排该委员会在香港一个私人俱乐部与总裁任正非当面会谈，试图消解委员会对这位公司领导人的神秘印象。6月份收到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清单后，华为公司按约定做了回复。在9月13日的听证会上，华为与中兴公司的高管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小组面前不可谓不配合，不可谓不低姿态。在媒体所称的“在长达3小时的激辩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位高管的动情陈述，小心回答，竭力试图说服美国议员。两公司进入美国市场为美国人民服务的诚意，足可教日月动容。对美国议员的提出的种种要求，如公司党组构成，与政府关系，经营状况，甚至一些涉及公司机密的合约细节，都口头答应将书面提供。华为中兴两位高管表现的前所未有的诚意，换来的只是问询者怀疑的目光。委员会最终出台的报告中称，“中国具有恶意使用通信公司的途径、机会和动机。”背负了中国原罪的华为中兴高管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战斗。无论如何努力，埋藏在议员先生们心中对两家公司根深蒂固的怀疑，像西西弗斯的巨石一般一次又一次地滚回到他们面前。
在情报委员会对华为中兴公司提出的诸多指控中，其中一条是担心中国政府要求华为与中兴在其制造的设备中植入恶意程序，以在需要的时候对美国进行网络战争。应当说美国的担心并非出于凭空想象，因为他们本身不但精于此道，更是这种极具破坏力的网络战的鼻祖。1982年6月，美国中情局为了攻击连接西伯利亚和欧洲市场的苏联天然气管道，布下了所谓的“逻辑炸弹病毒”陷阱。他们在一套从加拿大购买的软件中加入了恶意程序，并通过这个软件进入苏联管道控制系统，引发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大爆炸。美国空军估计爆炸有3000吨当量，相当于一次小型核爆炸。那次攻击严重打击了当时的苏联经济。中情局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的托马斯·里德（Thomas Reed）在2004年出版的《在深渊：一名知情者讲述的冷战史》一书中披露了这个事件。另一起著名事件是小布什当政时期启动了代号为“奥运会”的网络战计划。该计划由美国与以色列专家秘密联合研制了专为袭击离心机而设计的蠕虫病毒“震网”(Stuxnet)。2010年夏季,“震网”蠕虫病毒在伊朗纳坦兹核电站潜伏了一年之后一波又一波地爆发，病毒突然改变了离心机中的发动机转速，摧毁了离心机的运转能力并对其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那次连环攻击造成伊朗近1000台离心机瘫痪，以色列评估攻击造成伊朗制造核弹的计划至少推迟了两年。若不是该病毒在发起攻击前的6月意外脱离伊朗纳坦兹核电站，散播到全世界的互联网系统，世人也许直到现在还要蒙在鼓里。根据赛门铁克公司的一份报告，到2010年9月底为止，“震网”病毒在世界范围内感染了10万台主机，其中有6万台位于伊朗。有句话说自己是贼，看别的人也都像是贼。美国作为网络战的老祖宗，自然对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前景感到恐惧，而华为中兴公司生产的网络设备，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情报人心目中潜在的“特洛伊木马”。
在听证会上，美国议员对华为与中兴公司内部的党组问题不断发难，同时还质疑他们与中国当局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早在去年11月，美国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AEI）发表了一份由该所高级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撰写了一份题为《电信与华为难题：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的报告[4]。这份报告讨论了美国应该如何权衡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与安全风险，并在概述部分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建议，其中多项建议被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10月8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所采纳。今年3月22日，企业研究就这份报告举办了一次专题讲座，邀请了华为美国公司副总裁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报告撰写人克劳德.巴菲尔德、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乔治城大学的西奥多•莫兰（Theodore Moran）、和2049项目研究所的马克•斯多克斯（Mark Stokes）等多名学者参加[5]。巴菲尔德在讲座上援引著名智库兰德公司2005年的一份研究称：“兰德公司的研究提出中国的‘数码三角’，一方是人民解放军，一方是研究机构，第三方则是国营或私有企业，这三方有着紧密关联，有着某种协同关系。而这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华为在1999年之后这十年的发展，就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很明显的，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操纵了电信产业。”
美国之音在报道这次讲座的文章《美专家：华为难撇共党原罪》中援引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剑道的话说，“没错，我认为华为背负了原罪。”他说，受到中国政府扶植的中国电信企业，背负着共产党的原罪以及中国政府的战略考量，因此不适宜对此两家公司开放美国市场。事实上，他给美国政府的建议是，彻底封杀华为与中兴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他的这个建议显然也被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所采纳。 对于被问及至关重要的中国国家安全法第十一条，即“国家安全机关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可以查验组织和个人电子通信工具、器材等设备、设施。”[6]，如果中国政府援引该法律，要求获得访问客户所用设备的权限，公司会否拒绝时，华为与中兴的高管们先是称不清楚有这条法律，或没有相关知识，然后竟然罔顾公司母国法律，称如果遇到以上情况，公司考虑到他国法律和为了保护客户，将会对政府说不。话都说到这份上，美国的议员先生们满意了吗？来看看提问的众议员亚当•希夫听到他们的回答后是怎么说的吧：
“先生们，我感谢你们的回答，但我认为你们在你们的中国和美国顾问的知会和代表下，已经到了对这条直接作用于你们所从事行业的法律没法不熟悉的程度。我想如果真有这样一件案子，公司对来自共产党或政府的要求说不，而当你们向法庭寻求保护你们的决定时，你们也将能够认识到这条法律。我感谢你们美好的意向，但你们运营在一个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中国法律系统内，在这个系统内你们还无法向法律寻求安全保障，以及向中国政府说不。你们生活在一个你们的政府从事着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行为的环境里，这是你们和其他中国企业所正在背负的负担。我感谢你们试图发展你们的公司并以一种合法的方式运营，但中国法律白纸黑字地告诉你们，当政府要求访问你们的设备时，你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方便。我看不出你们有任何机会能在现有中国法律系统内挑战这种现状。”
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Game Over!
应该说，华为中兴遭到美国立法机构的强力封杀，美国议员们只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上世纪苏联垮台后，一家独大的美国不甘寂寞，迅速为自己找到了下一个对手–中国。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从战略合作伙伴，到战略竞争者，到佐利克提出的利益相关者，名称变来变去，实施起来内容只有一个：接触和围堵。当美国需要中国时，接触就多一些；而大部分情况下，围堵占了上风。作为世界独霸的美国，看着身后紧追不舍得中国，第一反应也不可避免地是围堵和限制。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使两国存在不可消弭的怀疑情绪。中国近十年来迅速超越工业国家中的意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成为国民总产值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单一国家经济体，工业产出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国。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多是农产品，进口多为高科技产品，以至于经济学家说，从贸易成分看，和中国比起来，美国更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华为的成长就是中国实力成长的一个缩影。华为在二十余年间，由一家汲汲无名的小公司，通过多年的辛勤耕耘，一步步超越了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和摩托罗拉等业内巨擘，去年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生产商。今年上半年营收更首度超越领头羊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生产商。今天的华为公司，拥有与西方媲美的技术，有着近14万年轻的员工，客户遍及全球140个国家，俨然成为一个营收超过300亿美元的企业帝国。与华为中兴不断的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其他主要电信网络生产商却在竞争的压力下遭遇危机，盈利下降，不断裁员，诺基亚-西门子和阿尔卡特-朗讯不得不靠合并以图提高竞争力，摩托罗拉卖掉了网络部门，而曾经占领加拿大股市市值三分之一的北电网络，干脆关门大吉。奥巴马政府在金融危机后，为了解决美国高居不下的失业率问题，提出了复兴美国制造业的口号。电信网络设备制造业和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服务业，能为美国提供大量工作机会，又涉及敏感技术和国家安全，中国电信企业在这一领域遭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壁垒成为必然。凭借美国公众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不信任，美国政府、立法机构可以毫无政治风险地封杀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的业务。在这样的美国内政环境下，华为中兴再如何解释与释放诚意也只能是徒劳。
华为公司在创业初期曾经在本国也很难拉到顾客，然而任正非明智地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不避条件差，利润薄的项目，靠着华为人在国内和亚非拉国家辛勤耕耘，逐步为其产品和服务赢得了声誉，华为可以说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电信科技发达的欧洲市场，华为也获得已宣布的4G电信网络过半数业务，成为高手云集的欧洲电信业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在重要的国家宽带网络（NBN）建设项目中，华为中标8个国家的网络建设，成为全球获此类合同最多的供应商。应当看到，新兴市场的利润虽然远不及欧美市场，然而中国企业在那里遇到的政治阻力一般较小，尤其是在经济增速很高的非洲大陆，华为与中兴有着西方公司不可比拟的成本比较优势，获得这些国家的合同远较西方国家容易。对于华为和中兴公司而言，新兴国家市场就是美国人常说的“低垂的果实”（low hanging fruit）。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也有着更广阔的市场前景。近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经济上飞速发展，居民收入的增长创造了大量中产阶级，以及新增的购买力。随着经济后起之秀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的市场等待开拓。由于手机拥有量超过人口总数的国家越来越多，从长远看，有着更大人口基数的发展中国家比西方国家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不难预见，发展中国家才是中国企业未来盈利的增长点。继续在发展中国家开拓和深耕，华为和中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此时华为中兴贸然放弃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操之过急地强攻美国市场这个最坚固的堡垒，可谓是战略方向上的根本错误。而华为在舆论准备和游说工作都不足的情况下贸然要求美国对自身进行调查，无疑是引火上身，失败在所难免。
华为中兴在美国的失败，后果可能是连锁反应式的。澳大利亚之前已经明确禁止华为参与该国国家网络（NBN）建设。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向来在政策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如果委员会所建议的限制中国电信公司参与美国电信市场项目与并购美国公司的立法获得通过，加拿大也很有可能修改本国法律使之与美国法律保持一致。华为公司引以为豪的在加拿大刚刚起步的业务，将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挫折。事实上，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一出炉，加拿大政府已经暗示，该国一个计划中的政府通讯网络项目将会因为安全风险的考量，排除华为的参与。渥太华方面引入了一个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允许其在不违反国际贸易义务的前提下，区别性对待某些对政府网络系统构成潜在隐患的企业。在自由贸易思想根深蒂固的英国市场，本来华为已经获得了良好开端，现在也无法排除欧盟在美国的示范作用下，重新启动对华为中兴的安全调查，在未来的竞标中排除中国企业的参与。
既然已经遭到美国的重手封杀，华为中兴是否就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了呢？本周传出华为老总任正非在内部讲话时称，决定放弃之前“韬光养晦”的战略，改为与美国企业正面竞争。这样的豪言壮语，虽然能激励人心，却实在看不出如何实现。首先，在目前的形势下，华为公司不仅拓展不了在美国市场的业务，恐怕连保持已有成果都有困难，可以说在美国市场能否生存下去都已经成疑，华为如何与美国企业“正面竞争”？而在美国市场以外的大多数国家（不含印度），华为依靠价格优势，早已在“正面竞争”中将美国公司打得节节败退，自然也无所谓放弃“韬光养晦”的战略。企业的本分，应该是广交朋友，广开财路，从善如流，和气生财。坏蛋的角色，还是应该留给政府和立法机构来扮演比较合适。既然美国动用了国家机器封杀中国的高科技皇冠企业，华为中兴靠自身的能力已经无力抵挡，英雄救美的大戏，必须由中国政府和立法机构来完成。经过多年的韬光养晦和休养生息，中国早已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幼雏，而是已经成长为“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了。面对美国在经济上的强势挑战，中国完全可以做一个称职的对手，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
首先，如果美国政府按照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建议封杀中国电信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已经构成对中国企业的国别歧视，中国商务部应当理所当然地到世界贸易组织控告美国。根据世贸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在获得裁决之前名正言顺地对美国产品启动等量贸易报复。由于华为中兴公司在其他经济体所占市场份额巨大，估算出来的在美国市场遭到的损失必然也十分巨大。中国政府不妨制定多个层次的贸易报复清单，酌情对美国的多个领域的美国产品加以制裁。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电信业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无法奏效，可以考虑对美国选民十分敏感的农产品发起报复。进行制裁的同时，应当声明中国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的自卫行动，希望与美国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只有美国政府回到谈判桌前，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的市场准入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华为中兴在美国市场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的先进性，也不在于产品的价格，甚至不在于产品的营销，关键在于公司形象的宣传，能否说服美国的民众和政客接受自己，是华为与中兴在美国存在的基础。要想在美国这个中国以外最重要的海外市场获得成功，并没有什么捷径而言。如果当初华为将美国公司副总裁威廉•普拉默提拔到美国公司总裁的职务，放手让他在美国进行长期广泛的公关，努力提高公司在美国社会和政界的接受度，华为或可有一线希望逐渐打开美国市场。然而经过这次挫折，华为中兴将遭到美国立法机构和政府的联手封杀，美国网络市场的大门已经基本关闭。华为现在所能做的，首先是尽量说服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保持与自己的合作。在安全检查的程序上形成一套公开可信的措施。在保住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国重要盟友市场的基础上，用行之有效的安全解决方案证明美国封杀中国企业的理由不能成立。在美国市场，华为中兴暂时只有忍耐，耐心等待时机的来临。如果将来经过中美两国的博弈华为中兴能够留在美国市场，今后他们在美国所能做的，也许只能低调培养市场，努力拓展不那么敏感但有前景广阔的的终端市场，在产品线上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美国多进行低调有效的公关活动，逐渐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以期在未来的网络市场分享利润。
华为与中兴已经发展为国际性大公司，海外营收占了大部分，华为目前的收入大约70%来自海外市场。可以预计未来，两家公司海外营收所占比例仍将保持在高位。两家公司专利申请在国内为前两名，在国际上也是名列前茅，保护知识产权关系到未来两家高科技公司自身的利益。华为与中兴要想在未来获得更大的成功，必须在经营方式，法律承担，公司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完成从初创公司到国际知名大公司的转型。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始终怀疑中国政府持有华为股份或者是华为的实际控制者，他们对任正非的背景尤为关心。由于美国国会的这次调查，华为公司在发布2011年年报的同时，首次详细披露了其董事会、监事会、三大业务集团的管理层名单，以及其专业委员会名单。在1名董事长、4名副董事长、和常务董事和董事各4名的高层管理成员名单中，任正非仅排在副董事长中的最后1名。然而在听证会上，华为副总裁丁少华向美国议员承认，任正非在华为公司拥有特殊的地位，即虽然他名义上只是公司副董事长的最后一名，却对公司所有决策以及股东大会的决议拥有否决权。试问，一个排名垫底的副董事，为何能够拥有其他更高级管理人员都没有的权利？这样的安排，如何能够让公众相信，华为公司是在进行正常的公司管理？华为公司要想将来在美国和西方法制高度健全的国家获得成功，正如情报委员会报告中所说的，必须变得更加透明，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重视所在国的法律义务，并对正常的公众媒体和管理机构所提出的问询反应更加积极迅速。而美国法律要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司必须成为上市公司，华为公司未来在国内与海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真正的公众公司，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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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信息安全地下产业链调查
作者 陈怀临 | 2012-10-17 15:52 | 类型 网络安全, 行业动感 | 4条用户评论 »
ISF 2012。邀请函 & 日程。上海。
作者 billy | 2012-10-17 15:43 | 类型 行业动感 | 3条用户评论 »
ISF2012中国上海11月22日-23日 会 议 日 程 11月23号 时间 演讲者 议题 演 讲 者 介 绍 彭国军&学生科研团队（梁玉、郑祎、邵玉如）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信息安全博士，证据学博士后研究人员，“CNCERT武汉大学省级网络安全应急服务技术支撑中心”主要技术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恶意代码，可信软件，电子证据的采纳与评价标准等。长期从事软件安全及网络安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各类国家级、省部级及横向科研项目近20项，发表科研及教学论文20余篇，主编出版《恶意代码取证》（译著）、《计算机病毒分析与对抗》（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等著作。 西本逸郎 生于北九州市，毕业于福冈县立东筑高中。1984年从熊本大学工学系土木工程学科中途退学，就职于信息技术开发株式会社。1986年进入株式会社LAC，历任董事会执行董事、网络风险综合研究所所长、LAC控股执行董事等职，现任董事技术总监。从事通信类软件和中间件的开发工作，2000年开始转向安全业务，2002年建立并启动了24小时远程安全监控中心“JSOC(Japan 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多次针对IT社会的新威胁发表关于信息安全对策的重要性或提出具体方案的演讲，并在报纸杂志等媒体上多次发表文章。同时兼任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日本网络安全协会理事、数据库安全联盟理事、事务局局长、日本智能手机安全论坛理事、事务局局长、内阁官房信息安全政策会议普及启发与人才培养专业委员会委员、总务省智能手机与云安全研究会委员、经济产业省网络安全与经济研究会委员、警察厅综合安全对策会议委员等职。 石晓虹 1998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获得工学博士学位；2005年至今担任奇虎360公司副总裁，负责公司技术管理、政府项目及对外合作工作。长期从事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安全、搜索引擎及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产品研发工作，在海量恶意软件的自动化分析、恶意网页代码识别、钓鱼欺诈网站检测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产品研发经验。 肖梓航 安天实验室高级研究员，主要方向是移动反病毒和移动软件安全，有多年反病毒研发经验。创办了secmobi.com；参与和发起了多个移动安全开源项目；在MDCC等会议、《程序员》等媒体就移动安全作演讲或写文章。致力于促进这一领域的开发者、研究人员、安全工程师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吕自成&学生科研团队(郑旻) 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的全职教授，ACM院士、IEEE院士和香港裘槎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华为香港研究实验室咨询委员会主席。2005年至2011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因在计算机和通讯系统方面卓越的研究工作闻名于世。已发表200余篇的学术论文，并拥有多项美国专利，发布多款开源软件。 赵世平 现年34岁，武汉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讲师，化学工程专业硕士学位。1993年开始编写程序，2004年转向硬件和嵌入式系统研发，通过嵌入式系统设计师和系统分析师。早期对反病毒和系统底层开发有浓厚兴趣，现主攻嵌入式系统研发和硬件安全。 夏虞斌 2004年7月复旦软件学院本科毕业，2010年7月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毕业，之后至2012年7月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站点从事研究，2012年9月成为上海交通大学软件学院IPADS（并行与分布式系统研究所）的青年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虚拟化、操作系统、体系结构、计算机系统安全。目前的研究集中在移动安全方面。个人主页：http://ipads.se.sjtu.edu.cn/yubin_xia 谢忱（Thanks） 现供职于支付宝安全管理中心，Freebuf主要成员之一（http://freebuf.com），主要从事web安全研究、应用安全评估、安全产品等方面的工作。 罗森林 http://isf.cisrg.org 诚邀各位业界同仁共享两天安全之旅以及billy特供“茅台”大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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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与中兴引发的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调查报告》(概述)
作者 陈怀临 | 2012-10-14 13:04 | 类型 行业动感 | 33条用户评论 »
系列目录 美国众议院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报告美国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主席和高级成员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与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引发的问题的调查报告概述2011年2月，中国领先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对美国政府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否认针对其公司或设备的安全担忧，并申请美国政府对其公司运作进行全面调查。华为公司显然正确的意识到，和相信，不经过美国政府对其公司的全面调查，美国不会放心华为的设备及相应的服务应用于美国电信网络中。 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于2011年11月发起了本次对在美国有商业活动的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造成的情报和安全威胁的调查。在发起正式调查之前，委员会对这个议题进行了初步的评估，结果证实，（我们）对中国电信业本身、对在美国本土有商业活动的（中国）电信公司的历史背景和运营方式、以及那些与中国政府当局有着潜在关联的公司的了解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信息缺乏和不对称。更为重要的是，那次初步的调查评估结果使得我们加深了对与中国政府和军队有着潜在关联的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担忧。特别是，从某些程度上而言，这些公司受着中国政府的影响或者在为中国情报机构提供电信网络的数据存取，（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从事着许多网络间谍活动的民族主义国家，在上述情况下，对（美国）经济和外事间谍活动的机会是的确存在的。 正如许多其他国家通过他们的行动表达出的，本委员会相信电信行业在国家的安全问题上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该行业常常是外国情报工作的目标。委员会的正式调查聚焦在中国最大的两家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与中兴身上。这两家公司都在试图将他们的设备销售给美国的电信基础设施。由于他们希望在美国拓展他们的业务，本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更好地了解这两个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危险的程度。为了评估这种威胁，调查分为两个不同而又相关的部分：（1）通过公开信息来源来综合评估该两家公司的历史、经营、财务信息、以及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潜在联系。（2）通过对密级信息的评估，其中包括对美国情报部门的项目和工作的评估，以查明情报部门是否在对供应链的危险评估工作中采取了正确的优先顺序划分和资源配置。 尽管经历了许多小时的面谈，很多次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对公开信息的综合汇聚，以及对两个公司证人的公开听证，委员会仍然对这两家公司的合作以及坦率程度感到不满意。两家公司均没有情愿的提供充足的证据来化解委员会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顾虑。没有一个公司乐意提供他们与中国当局之间的正式关系或在监管上互动的详细信息。两家公司没有提供各自公司内部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公司内部准确职能的具体信息。此外，两家公司也均没有提供他们在美国经营的具体信息。特别指出的是，华为公司未能提供公司的组织结构、历史、所有权、经营状况、财务安排、以及管理方面的详尽信息。更重要的是，两家公司均未能提供详尽的公司内部文件或其他证据来支持其之前向委员会调查组所提问题的有限答案。 在调查过程中，委员会从工业界专家，当前和过去华为员工了解到，华为公司可能正在违法美国法律。这些指控描述的是一个未能遵守美国法律或者国际商业行为准则的公司。委员会将会把这些指控提交给执法机构进行更深得审议，包括进一步的调查。 总而言之，调查委员会认为两家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以使本次调查成为公正全面的调查。虽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他们有什么过错，但确实影响了调查委员会下面的结论。另外，本报告包含了一个机密附属部分，该部分的内容增加了委员会对该两公司对美国造成国家利益风险的担忧。本次调查的结论是，华为和中兴通讯公司提供通信设备给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相关风险，可能会消弱或危害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 基于本次调查，委员会提出下列建议： 建议一： 美国应当对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市场的持续渗透持有怀疑的态度。 ＊美国情报界必须对此威胁保持关注与警惕。情报界应当积极接触私有企业和部门，尽量使之了解面临的威胁以保持安全无虞。 ＊ 鉴于华为和中兴通讯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造成的威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必须阻止这两家公司介入的收购与并购行为。立法上，建议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职能，使之权限包括在国会相关委员会接手的购买协议审议过程中。 * 美国政府系统，特别是敏感系统，应当排除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公司的设备以及零部件。同样的，政府项目承包商，特别是为敏感项目工作的承包商，应当排除在系统中使用中兴或华为的设备。 建议二： 强烈建议美国私营部门实体，在与中兴或华为公司做设备或服务生意时，考虑所面临的长期安全风险。强烈建议美国网络供应商和系统开发商在其项目中使用非中兴与华为的其他供货商。基于我们掌握的密级和非密级的关于该两公司的信息，华为与中兴通讯公司由于受到其国家的影响，对美国国家乃至我们的系统构成安全威胁，因此不能予以信任。 建议三： 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和执法机构的相应仲裁委员会，应当对中国电信行业从事的不公正贸易行为进行调查，需要对中国国家给予相关关键公司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予以特别关注。 建议四： 中国公司应当迅速改变为更加开放和透明，包括在西方国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必须符合全面的透明要求，由独立第三方评估人对其金融信息和网络安全流程提供更加一致的评估，达到符合美国法律规定的信息披露和生产许可标准，并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标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华为公司必须变得更加透明，并对其在美国所负有的法律义务要积极相应和反映迅速。 建议五： 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应当考虑进行立法，从而更好的处理与（极端）民族主义国家有紧密关系的通信公司带来的国家利益风险，否则无法对其从事关键设施建设予以完全信任。这项法律可以要求增强有关安全风险信息在私营实体之间的分享，以及加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并购协议审批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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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对中国通讯公司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报告
作者 陈怀临 | 2012-10-12 10:29 | 类型 行业动感 | 2条用户评论 »
虎嗅网 。《美国到底抓住了华为什么痛脚？》
作者 陈怀临 | 2012-10-12 08:46 | 类型 行业动感 | 51条用户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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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原文可参阅： http://www.huxiu.com/article/4553/1.html］大家都知道了，几天前的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了不利于华为与中兴通讯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华为和中兴通讯可能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无疑，这将对华为与中兴在美乃至全球的业务扩张造成直接影响。
很多中文媒体已翻译发表了情报委员会的五点建议，其中主要的头两点如下：
美国应继续用审视怀疑的眼光对待渗透到美国通信市场的中国电信公司。美国情报界（IC）必须保持警觉，并针对这种威胁积极寻求解决方法。外国在美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上的收购或兼并，一旦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应立即针对CFIUS采购协议进行全面审议。美国政府系统，特别是敏感的系统，不应该使用华为或中兴通讯的设备，包括零部件。
考虑到长期使用中兴或华为的设备或服务所带来的相关风险，鼓励美国的网络提供商和系统开发商积极寻求其他的供应商。
虎嗅不主张一屁股坐在要么认为华为中兴确有问题活该受查、要么指责美国愚蠢贸易保护这样非左即右的立场上妄加评论。事实上，在长达50多页的PDF报告里，还有一些更加具体的指控与揣测，包括陈述调查经过。只有了解这些具体内容，我们才能明确看到中美两个国家、两种体制、两类企业存在的巨大差异性与鸿沟。
通过对这份报告的阅读，我们的观点如下：
●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明显戴着有色眼镜去做这一系列调查与报告，还没出发、即假定华为、中兴“有问题”，在所有方面都希望华为中兴能够自证：“我没问题”。当企业不能照他们要求翻箱底儿式地坦白陈示所有资料，他们就把这当成“你是有问题的”的进一步证据。委员会的偏见跃然纸上。而谁去引导或定性了这样的“偏见”呢？华为中兴尤其是华为在美的竞争者极有可能起最大作用，众所周知，美国的游说体制在其政经议案中发挥着多么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不管美国人是的确不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华为中兴这样的非单一自然人大股东公司，其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在带有审查眼光的西方人那里，很难有说服力，很难让他们承认：这是家正常公司。这是一大部分上世纪崛起、在资本匮乏年代里创业的中国公司走出去后，一旦遭到审查都会遇到的“原罪性”问题。何况华为多年来的员工分散持股（其实就是内部集资）在国内其实也是游走在制度法律的边缘。我们站在企业发展与企业家立场的角度，可以理解任正非们这些年在集纳各种社会资源时的不容易、无奈、苦心孤谐，但当外国审查者不准备理解你时，这些都是被人逮着打、毫无还击之力的软肋。其解决之道，除了从现在开始透明、再透明，在体制与治理上与西方普遍公司体制与治理对接，似乎别无他途。
● 在西方人有心在中国公司这找事儿时，国有金融体系是中国公司走出去的一个极大声誉与实质性路障。走出去的哪家大公司不会跟银行发生深度关系呢？而中国大公司，不管在国内行事在国外进攻，可以借用的最大金融资源当然是国有银行了。而只要你的主要债权人是国有银行，就会落入戴着有色眼镜的调查机构的口实。当行走于世界的中国公司，其背后的主要金融力量始终来自“国有”，这难免会一直被外人诟病，在它需要打压你、排斥你时，这即是打压与排斥的把手。除了金融关系，还有国内典型的政、党、企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比如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代表，这种身份的重叠算什么？中国人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引之为常，而拿出去说总是解释不清。这个问题短期内没有解决方案。
● 由华为中兴案延伸开来：基于中美两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战略竞合形势，更多欲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公司、特别是在主流产业里会跟美国主流公司形成竞争关系的中国公司，会遭遇只可能比以往更强的游说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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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虎嗅将这篇长达50多页PDF的报告有关华为的部分进行了摘要翻译，主要是12点调查结论，小标题为虎嗅所加：
2011年2月，华为公司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政府的公开信，否认美方有关安全问题的指责，要求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下称委员会）于2011年11月启动了调查行动，于2012年10月8日发布了此份报告，并基于结论给出了五点建议。
美国并非唯一一个对安全问题有担忧的国家。澳大利亚也曾因为同样原因，禁止华为参与竞争国家宽带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美国的私人机构和数字安全专家的报告显示，曾经出现过来自中国的手段先进的网络入侵，可以几乎确定是有中国政府在支持。
中国方面有可能会寻求华为或中兴管理层的协助。但即使两家公司的高管拒绝合作，中国的情报部门只需要招募工作在一线的技术人员和项目经理。凭借着从政府和企业中盗取信息的能力，中国可以掌握耗资巨大且花费时间的研发成果，帮助中国在世界上保持领先的经济地位。在中国通讯公司制造并销售给美国的电信设备中植入漏洞，让北京有能力在战时将美国的安全系统关闭或部分瘫痪。
调查过程
2012年2月23日，委员会在中国深圳与华为的管理层进行了会面，参与讨论的华为高管有副董事长胡厚昆（Ken Hu）、负责美国市场的华为高级副总裁陈朝晖（Charlie Chen）等人。
2012年5月，委员会副主席鲁斯伯格（Ruppersberger）与委员会成员努涅斯（Nunes）议员、巴赫曼（Bachmann）议员飞抵香港与两家公司的核心领导者会面，其中包括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
委员会在调查中查阅了大量文档，并举行了两家公司高管到场的公开听证会，但是被调查者在听证会上的措词十分模糊，答案不完整。比如，被调查者无法给出公司内党委会的人员名单，回避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在听证会之外的调查中，两家公司对委员会的问题也是闪烁其辞。
中国公司普遍存在管理不透明和组织结构官僚化的问题。
委员会还咨询了行业专家，以及被调查公司的前任和现任员工。
想要弄明白中国影响和控制本国经济实体的程度和方法十分困难。委员会将重点放在两家公司与中国政府的联系上面，这其中包括来自政府和国有银行的支持、两家公司高层与中国共产党的人际关系、两家公司为中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华为和中兴是否被当作国家冠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s）来塑造，中国政府在特殊领域和财政支持方面给予了优待？
其中一家被调查的公司均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明确表示，除非经由中国政府批准，否则无法提供内部文件。这些公司认为内部文件是“国家机密”。
委员会发现华为并没有完全配合调查，并不愿意解释该公司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且存在可靠证据表明该公司未能遵守美国法律。
委员会约谈了几位华为美国区的在职雇员和前任员工，他们表示华为美国分公司几乎完全在中国母公司的管控之下，与华为所声称的美国地区业务基本独立并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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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清野 。《虚拟化、云计算、开放源代码及其他》
作者 陈怀临 | 2012-10-11 19:42 | 类型 云计算, 科技普及, 虚拟化 | 10条用户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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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原文可参阅：http://www.qyjohn.net/?p=1552］借国庆长假的机会写了这篇长文，全面地整理了个人从虚拟化到云计算各个层面的看法。主要的内容涉及虚拟化、虚拟化管理、数据中心虚拟化、云计算、公有云与私有云、以及开放源代码。本文的全部内容均属于作者的个人观点，而不代表任何公司的观点。欢迎讨论。
A、虚拟化
虚拟化是指在同一台物理机器上模拟多台虚拟机的能力。每台虚拟机在逻辑上拥有独立的处理器、内存、硬盘和网络接口。使用虚拟化技术能够提高硬件资源的利用率，使得多个应用能够运行在同一台物理机上各自拥有彼此隔离的运行环境。 虚拟化的也有不同的层次，例如硬件层面的虚拟化和软件层面的虚拟化。硬件虚拟化指的是通过模拟硬件的方式获得一个类似于真实计算机的环境，可以运行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在硬件虚拟化这个层面，又有Full Virtualization（全虚拟化，几乎是完整地模拟一套真实的硬件设备。大部分操作系统无须进行任何修改即可直接运行在全虚拟化环境中。）、Partial Virtualization（部分虚拟化，仅仅提供了对关键性计算组件或者指令集的模拟。操作系统可能需要做某些修改才能够运行在部分虚拟化环境中。）和Paravirtualization（半虚拟化，不对硬件设备进行模拟，虚拟机拥有独立的运行环境，通过虚拟机管理程序共享底层的硬件资源。大部分操作系统需要进行修改才能够运行在办虚拟化环境中。）等不同的实现方式。软件层面的虚拟化，往往是指在同一个操作系统实例的基础上提供多个隔离的虚拟运行环境，也常常被称为容器技术。 在硬件虚拟化的层面，现代的虚拟化技术通常是全虚拟化和半虚拟化的混合体。常见的虚拟化技术例如VMWare、Xen和KVM都同时提供了对全虚拟化和半虚拟化的支持。以硬件虚拟化的方式所提供的虚拟机，通常都在运行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在同一台宿主机上存在大量相同或者相似的进程和内存页，从而导致明显的性能损耗。目前，通过KSM等技术可以识别与合并含有相同内容的内存页，但是还没有对大量相同或者相似的进程进行优化处理的有效手段。因此，硬件虚拟化也往往被称为重量级虚拟化，在同一宿主机上能够同时运行的虚拟机数量是相当有限的。在软件虚拟化的层面，同一宿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共享同一个操作系统实例，不存在由于运行多个操作系统实例所造成的性能损耗。因此，软件虚拟化也往往被称为轻量级虚拟化，在同一宿主机上能够同时运行的虚拟运行环境数量是比较宽松的。以Solaris操作系统上的Container为例，一个Solaris操作系统的实例理论上可以支持多达8000个Container（实际能够运行的Container数量取决于系统资源和负载）。与此类似，Linux操作系统上的LXC可以轻松地在同一宿主机上同时支持数量可观的虚拟运行环境。 在虚拟化这个领域，国内的公司对硬件虚拟化的兴趣较大，在研发和生产环境中也大都采用硬件虚拟化技术。淘宝是国内较早地研究并应用软件虚拟化技术的，他们在淘宝主站的实践经验表明使用cgroup替代Xen能够提升资源利用率。至于在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到底应该选择硬件虚拟化还是软件虚拟化，则应该重点考虑最终用户是否需要对操作系统的完全控制权（例如升级内核版本）。如果最终用户仅仅需要对运行环境的控制权（例如PaaS层面的各种App Engine服务），软件虚拟化可能性价比更高。对于为同一应用提供横向扩展能力的应用场景，软件虚拟化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对于需要深入了解虚拟化技术的技术人员来说，VMWare发表的白皮书《Understanding Full Virtualization, Paravirtualization, and Hardware Assist》是一份很好的参考资料。 通常来讲，能够直接使用虚拟化技术的用户数量是比较少的。以Linux操作系统为例，能够进行虚拟机生命周期管理的用户，一般就是具有访问libvirt权限的用户。在一个公司或者其他实体中，这些用户通常是系统管理员。 B、虚拟化管理
早期的虚拟化技术，解决的是在同一台物理机上提供多个相互独立的运行环境的问题。当需要管理的物理机数量较小时，系统管理员可以手动登录到不同的物理机上进行虚拟机生命周期管理（资源配置、启动、关闭等等）。当需要管理的物理机数量较大时，就需要写一些脚本／程序来提高虚拟机生命周期管理的自动化程度。以管理和调度大量物理／虚拟计算资源为目的软件，称为虚拟化管理工具。虚拟化管理工具使得系统管理员可以从同一个位置执行如下任务：（1）对不同物理机上的虚拟机进行生命周期管理；（2）对所有的物理机和虚拟机进行查询甚至监控；（3）建立虚拟机命名与虚拟机实例直接的映射关系，使得虚拟机的识别和管理更加容易。Linux操作系统上的VirtManager是一个简单的虚拟化管理工具。在VMWare产品家族中，VMWare vSphere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虚拟化管理工具。 虚拟化管理工具是虚拟化技术的自然延伸。简单的虚拟化管理工具，解决的是由于物理机数量增多所导致的工作内容繁杂问题。在这个层面，虚拟化管理通常和集群的概念同时出现。一个虚拟化管理工具，往往需要获得各台物理机上的虚拟机生命周期管理权限（例如具有访问libvirt权限的用户名和密码）。在同一个集群当中，为了方便起见，可能需要设定一个在整个集群层面通用的管理用户。可以认为，虚拟化管理为系统管理员提供了便利，但是并没有将虚拟机生命周期管理的权限下放给其他用户。 C、数据中心虚拟化
在数据中心的层面，系统管理员需要面对大量不同类型的硬件和应用。与小型的集群相比较，数据中心的系统复杂度大大提高了。这时简单的虚拟化管理工具已经无法满足系统管理员的要求，因此在虚拟化管理工具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各种数据中心虚拟化管理系统。在硬件层面，数据中心虚拟化管理系统通过划分资源池（一个资源池通常是一个集群）的方式对硬件资源进行重新组织，并以虚拟基础构架（Virtual Infrastructure）的方式将计算资源暴露给用户。在软件层面，数据中心虚拟化管理系统引入系统管理员和普通用户两种不同的角色，甚至是基于应用场景的需要设定颗粒度更细的基于角色的权限控制（Role Based Access Control，RBAC）。系统管理员对整个数据中心的物理机和虚拟机拥有管理权限，但是一般不对正常的虚拟机进行干涉。普通用户只能在自己具有权限的资源池内进行虚拟机生命周期管理操作，不具有控制物理机的权限。在极端的情况下，普通用户只能够看到分配给自己的资源池，而不了解组成该资源池物理机细节。 在数据中心虚拟化之前，创建虚拟机的动作是需要系统管理员来完成的。在数据中心虚拟化管理系统中，通过基于角色的权限控制，虚拟机生命周期管理的权限被下放给所谓的“普通用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系统管理员的负担。但是，出于系统安全的考虑，并不是公司里所有的员工都能够拥有这样的“普通用户”账号。一般来说，这种“普通账号”只能够分配给某个团队的负责人。可以认为，一直到数据中心虚拟化这个层面，虚拟机的生命周期还是集中式管理的。 数据中心虚拟化管理系统是虚拟化管理工具的进一步延伸，它所解决的是由于硬件和应用规模上升所带来的系统复杂度问题。具体的物理设备被抽象成资源池之后，公司高管只需要了解各个资源池的规模、负载和健康状况，最终用户只需要了解分配给自己的资源池的规模、负载和健康状况。只有系统管理员还需要对每一台物理设备的配置、负载和故障了如指掌，但是资源池的概念也从逻辑上对所有的物理设备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分类，使得系统管理员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了。 现代的数据中心虚拟化管理系统，往往提供了大量有助于运维自动化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 （1）基于模板快速部署一系列相同或者是相似的运行环境；（2）监控、报表、预警、会计功能；和（3）高可用性、动态负载均衡、备份与恢复等等。一些相对开放的数据中心虚拟化管理系统，甚至以开放API的方式使得系统管理员能够根据自身的应用场景和流程开发额外的扩展功能。 在VMWare产品家族中，VMWare vCenter是一个数据中心虚拟化管理软件。其他值得推荐的数据中心虚拟化管理软件包括Convirt、XenServer、Oracle VM、OpenQRM等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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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打分， 平均：5.00 / 5) |
秒杀华为码农面试－－华为工程师编程规范解密！
作者 陈怀临 | 2012-10-11 17:58 | 类型 科技普及 | 9条用户评论 »
Google 三大核心技术文献
作者 陈怀临 | 2012-10-11 17:45 | 类型 科技普及 | 2条用户评论 »
